2018年，清華大學首次開設“寫作與溝通”必修課，成為《人民日報》報道的新聞，此事令我深感震動。近期，《書屋》雜志（2025年3月號）以顯著篇幅刊發了我所教授的耶魯大學中文項目學生研讀韓少功《馬橋詞典》后撰寫的六篇中文評論，引發持續積極反響，無論置于耶魯大學悠久的漢語教學史，還是其當下中文項目的表現，這都可視為是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大學寫作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印記。

關于寫作教學，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頑念”：寫作不可教。北大陳平原教授曾引用歐陽修“無他術，唯勤讀書多為之，自工”及俗語“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似乎也傾向于認為寫作教學“無跡可尋”。

然而，寫作果真“妙不可言”又“不可言妙”嗎？耶魯大學的寫作課程實踐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耶魯大學本科寫作課教師Emily曾闡述“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理念，她明確指出，“讀寫能力是所有教育的基礎，也是最難的一種抽象的批判性思維。”學術寫作不僅是博雅教育哲學的體現，更是眾多課程的核心考核形式。頂尖美國大學要求新生選修寫作課，正是因為從高中側重客觀事實的“觀點型寫作”向大學強調個人創新發現的“研究型寫作”，兩者之間跨越巨大。

Emily還指出學術寫作的三大支柱：一手研究、文本細讀和批判性思維。耶魯大學的寫作教學體系，正是圍繞破除“寫作不可教”的迷思，通過系統“操練”來證明：寫作是可教的；好的寫作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寫作能力；好的作家亦能在大學語文教育中培養。

耶魯大學的寫作教學植根于美國基礎教育中普遍運用的三種方法：項目制（Project）、口頭報告（Presentation）和工作坊（Workshop）。這三種方式在美國從小學至大學貫穿語文教育全程。國內雖在創意寫作領域引入了工作坊形式，但在如何將三者有機結合上仍有探索空間。耶魯大學的公共寫作課則嫻熟地將三者融入教學。

其中，七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寫作課多要求學生在本科一、二年級修習至少兩門，它們分別為：寫作討論課（Writing Seminars）、每日主題（Daily Themes）、書寫自我（Writing about Oneself）、小說技藝閱讀（Reading Fiction for Craft）、畢業項目寫作（The Writing Concentration Senior Project）、新媒體寫作（New Media Writing）、原典閱讀（Directed Studies）。

耶魯大學的寫作教學體系建立在一系列強有力的支撐要素之上，共同保障了其教學理念的有效落實與實踐效果。首先，普遍推行的小班制教學（通常限制在10～15人以內）是體系運作的基礎，它確保了師生間充分的互動交流與個性化、精細化的寫作指導成為可能，為深度研討和及時反饋創造了必要條件。其次，對本科教學的核心重視構成了耶魯大學精神的根基。學校將本科生的課堂教育視為重中之重，明確規定所有知名教授必須承擔本科教學任務，這一理念深刻體現在其寫作課程設計中。再者，專業化的組織架構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耶魯大學設立了獨立的寫作項目部，專門負責為本科生及碩士研究生規劃、開設豐富多樣的寫作課程，確保了教學資源的集中投入和專業發展。最后，完善的激勵機制有效激發了學生的寫作動力與質量追求。體系內不僅為重要的寫作課程設立了年度獎項，還按專業評審并頒發最佳畢業論文獎，同時積極將優秀的學生作品推薦至權威期刊發表。這些措施共同構建了一個鼓勵卓越寫作、認可學術成果的積極環境。這四大要素——小班教學機制、本科教育核心地位、專門機構設置以及成果激勵體系——相互關聯、彼此強化，共同構成了耶魯大學寫作教學高效運行、持續產出高質量成果的堅實基礎。

在我教授的耶魯大學高級中文課程（如“中國當代/現代小說選讀”）中，我貫徹了以下理念與方法：

首先是“從淺里教，往深里走”：“淺”指夯實詞匯、語法、用法等語言基礎；“深”指引導探究文本背后的歷史文化意蘊。

其次是“品味中文”（Taste Chinese）：這是外語教學的最高層次。引導學生辨識中文語言的優劣，例如，在講解作家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中“她走得像風中之草”這類句子時，引導學生體味其精妙。

在高級中文寫作教學中，我嘗試引入多重逆向思維路徑，有效破除學生的認知障礙并激發其創作潛能。同時，創新實施“以英文寫作思維反哺中文創作”的教學實驗，我要求學生刻意運用英語寫作的嚴謹邏輯架構與結構化思維（如主題句先行、段落推進、結論升華等范式）來組織中文文本。這種看似悖逆常規的方法，卻常催生意想不到的優質成果。例如學生在精讀韓少功《馬橋詞典》后，借鑒英文論文的論證框架進行中文批評寫作，其呈現的清晰思辨與縝密結構，有力證明了跨語言思維遷移的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這種逆向訓練天然契合跨文化表達的深層需求。我在教學中特別選取“相濡以沫”這一承載生死相依意象的成語，當向學生闡釋莊子“泉涸之魚相濡以沫”的哲學寓言時，其蘊含的普遍人性價值常引發強烈情感共鳴，進而自然導向對“相忘于江湖”這一更高境界的哲理探討。這深刻揭示中文獨有的文化意象通過逆向轉化策略，恰恰能成為穿透文化隔閡、觸發深層對話的力量之源。

大學的語文教育與寫作操練，是確立人文理想的重中之重。大學的公共寫作課，理應成為大學教學課程體系中的核心組成部分。

面對AI的沖擊，我們應認識到AI可替代平庸的寫作，但無法替代個性化的優質創作。可善用AI作為輔助工具，但其核心在于激發和保護人的創造力。

在此，我愿隔山隔海發出呼吁：中國各高校應重新高度重視文學教育，特別是中文寫作課的建設。期待這一微弱但懇切的聲音，能喚起遙遠而親近的回響。

（作者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高級講師，本文由王昕玥整理自現場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