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生的第二天，孩子的曾外祖母趕到產科醫院。家人搬來椅子，她坐下，在灑滿陽光的房間里，她小心翼翼抱起嬰兒，因為謹慎發力，所以雙肩聳起，由此撐起她身上那件紅底的短袖襯衫，上頭是花團錦簇的圖案，我知道，她出客會特意新置衣服，艷麗的色彩襯托她一頭濃密的齊耳短發。她雙手捧著新生兒，低頭凝視，雙目垂下，眼瞼垂下，兩頰的肉垂下，大臂的肉垂下，劉海也垂下，像一棵老榕樹在晨風里，向大地垂下她的根須，紛紛揚揚。

我用手機拍下了那一瞬，這一老一小，隔了96年，共享一個生肖。這張照片后來被打印出來，裝在金色的鏡框里，放在她家的鋼琴上。今年盛夏，在這只鏡框的對面，新添老人的遺照。凡人皆有一死，能享年106歲，堪稱人瑞。“在鄉下，是要當喜事操辦的。”追悼會上，前來吊唁的親友，這么互相安慰著。

但是，人是永遠不會為失去做好準備的。

直到她溘然而逝的那天，我才知道，長久以來家人并沒有預先備好照片或者壽衣，也許對準備工作的拖延里，藏著一種一廂情愿：只要不去想，那令人恐懼的未知就不會真的到來，只要我們對潛流下的必然視若無睹，日常就會照舊重復。人有時候，就是需要這種妄念……

再說，在死亡真正到來前，死亡的確沒有在老人身上顯現上風，她一直耳聰目明，能讀報看書，能和同伴打麻將（還能贏），她打電話招呼女兒來協助她搓澡，她毫不客氣地指名道姓說想吃哪些菜，要鴿子，要黑魚，要海參，要牛腱，她始終喜歡吃肉，胃口極佳。她和我熟悉的家族中別的女性長輩完全不一樣。我熟悉的，是那種孔融讓梨的風格，那種搶先穿舊衣、吃剩菜，堅持把新鮮的留給丈夫和孩子的美德，那種總是在說“不太愛吃魚”“能湊合”“我不需要”“聽他的”“沒辦法”，但這些關于忍耐、勤儉、謙讓、勤勉的規訓，似乎對這位百歲老人并不起作用。她總是能大聲且無畏地說出自己的需求。

這或許能追溯到她的童年？據說她小時候家境甚好且備受父母和兄嫂寵愛，所以從未因是女孩就被要求做家務。又或許能追溯到她的見識？她是那個女孩們剛從裹小腳中解放不久的時代里，鮮少接受了教育的人。又或者追溯到她的經歷？1937年11月12日，淞滬會戰結束，上海淪陷，她逃難到大后方。從宜昌到重慶的水路上，途經巴東，日本鬼子的炸彈落在江面，她旁邊的兩艘船均被炸沉，唯她坐的船躲過一劫。一個在山河染血的大時代里，和無常照過面的人，不會把順從和隱忍當本分。

現在我想起她，腦海中首先想起的是清晨從她床鋪上傳來的環佩叮當的聲音。

在那些短暫同住的日子里，我知道這些響聲意味著她已經醒了，但她沒有馬上起身，而是先在床上做拉伸，轉動四肢做操。她會以手梳頭、用搓熱的掌心擦臉數百下，她兩腕佩戴的手串和手環，就在此時相扣作響，這一整套儀式要持續差不多一個鐘頭，她才起身。吃過飯后，她會自己去樓下花園和相熟的鄰居朋友聊天、打牌，到了飯點，她又會自己慢慢挪回家。

我在家人的敘述中，拼湊出她人生后半段：工作嫁人，生下一兒一女，又在中年時接連失去丈夫和兒子。此后她大病一場，纏綿病榻數年不能起身。她以極大的意志力，在女兒的照料下，再次站了起來。令人唏噓的是，當時那些曾來探病的她的同輩朋友、那些在她煎藥罐子邊壓低了聲音議論她恐怕熬不過今冬的人，在此后幾十年的時光里，都悉數去世了，她卻還在，青松不老地抖落壓枝積雪，倔強地、也固執地和死神說“不是今冬”。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九十歲。每次去看她，她都會從報紙的養生專欄剪下新的文章遞給我，囑咐我好好學習。若是在傍晚時分，那客廳的電視機固定在名醫坐堂與中醫大師的節目。音量被調到很大，她坐在專屬的藤椅里，瞇著眼睛認真看著屏幕。于是我跟著也記住了：心在聲為笑，在變動為憂，在竅為舌，在味為苦，在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憂勝怒，怒勝思，喜勝憂，思勝恐。

有時我想，倘若萬物真的就是如此相生相克，循環往復，那衰老的肉體該如何回轉，曾經的選擇與什么相克，此刻的時間會生出什么，我們一生中所在意和失去的一切，還會以何種形式與我們在宇宙間重逢？還會嗎？

天色已暗，廚房忙過一輪又安靜下來。像所有東亞家庭一樣，飯后的閑聊中，其他家人總是在關心別人，關心小輩的學習和工作，生育或者育兒的進展。唯有她，只關心她自己，如一座標記物，或者說如一座塔之類的存在，巋然不動于她的藤椅中，電視機的屏幕映照她的剪影，一明一暗，一呼一吸，是她專注于存在的戰斗。

要活著、活下去，千方百計活下去，在生命這條簡直一眼望不到頭的窄路上，替曾經同路后來不斷消失的伙伴活下去，只要她還活著，就是意義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和死神之間隔著圍欄，我就還不用懼怕，因為當你知道你前頭還有更老的家人時，你就不必與終極的虛無直面對視。

有一陣，她的白發里重新長出了黑發。她梳理著發尾，叫我湊過去看。大約就是在那時，她留意到我當時手里抓著衛生巾正要去廁所更換。

她問：“你痛經嗎？”

我說：“呃……還好，我沒這個問題。”

她說：“我會痛經哎，每次來都很厲害的，如果你痛經，可以吃吃看當歸煮雞蛋。”

我有點尷尬地說哦，躲進廁所。她對著廁所探頭追了一句“或者烏雞白鳳丸”。

我事后覺得有點搞笑，她想到高血壓或者白內障這些老年常見病才差不多，她絕經都半個世紀了啊，怎么會還想得到痛經？

在她去世前一個月，我和同事去川渝采訪抗戰時期上海高校內遷往事。我們沿著嘉陵江從宜賓李莊到重慶北碚。我發消息回上海時，她的女兒，也就是孩子的祖母回我說：“怎么這么巧啊，剛才阿太忽然說想回北碚，這里是她念書的地方。”

我說：“在北碚念書嗎？我以前只零星聽說她是逃難到后方，不知道是隨學校師生西遷北碚。”

“對啊，就是在北碚。”

這里是復旦大學西遷舊址所在，也是民生公司創始人、“北碚之父”盧作孚先生探索鄉村現代化設想，并付諸實踐的試驗地。我在如今的作孚廣場上，一張北碚的歷史街景照片上看見，抗戰時期的此地，已經建設得非常現代化，道路整潔，屋宇成排，現代體育場、影院一應俱全。照片前列，走過一群少年男女，手捧書本，大約剛下課，雖在亂世，但難掩風華。

如果，我是說如果，我湊近這張照片看，這里面是不是也會有孩子的曾外祖母昔日的倩影呢？她記得日軍轟炸北碚導致教授罹難的慘案嗎？她見證過北碚輪船碼頭，青年學子唱著“祈戰死”歌投筆從戎奔赴戰場的場景嗎？我繞過半個中國飛到這里采訪前，翻了一本又一本回憶錄和檔案，卻沒想到，上海家里那個夜夜坐在電視機前的老人，正是這段經歷的親歷者。她也曾是步行于北碚街道上的一個少女。

她不是生而為老人的，她曾帶著一點驕縱和稚嫩，也帶著不安和好奇地在遠離家鄉的巴蜀之地住過，她那時候完全不知道之后的歲月，會給與她什么，會從她手里奪走什么。所以當她從她的藤椅里起來，和我聊月事的時候，不是作為長輩和小輩交代什么人生經驗，而分明是一個女孩在和另一個女孩耳語面對生命的同一種困惑，我為什么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她的樂，她的怕，她的憂，她的怒和思，所處的時代與我不同，但人格的內核，與我的感受并無二致。我應該在曾經能交談的時候，多花點時間坐下來再問問她的。每個人都能道出自己童年的感受，但這世間有幾個人能向我描繪高齡的滋味？但有時候，物理上最親近的人，就是最陌生的。我一次也沒問過她的少女經歷。

但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她自己一定又回憶起了少女時代。

“宜昌到重慶的水路全長約1300里，經過秭歸、巴東、巫山、奉節、云陽、萬縣、忠縣、豐都、涪陵、長壽等10個縣，沿途航道狹窄，灘多灣急，難于行走，如船入巫峽，兩岸峭壁，纖夫無法立足，只能候風滿帆而行：有的急灘，以數百人拉纖，每小時也僅能前行數丈；遇到險灘，水流過灘時落差太大，行船多易失事。”1938年盧作孚組織“宜昌大撤退”的資料里這么寫道。

在巴東的逃難路上，從炸彈縫隙逃出生天的時候，她還不滿20歲。她一定想過，如果能活下去，就要長命百歲活下去，等到戰爭結束，等到回到家鄉，等到親人重聚。在這場仗打完前，絕不先棄，在這條路走完之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