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日本電影《情書》在國內上映，三十年后，它在國內重映。時間一旦被量化成了坐標，許多的并置會變得清晰而耐人尋味。那個年代，網絡尚未發達，寫信依然是人們尋找、聯系彼此的重要手段。那個年代，去電影院尚顯得奢侈，尤其對于還是少年的我來說，于是，那張不知屬于誰的《情書》DVD成了班里除了金庸的武俠小說之外最熱門的接力品。這些年，老電影的重映漸成風潮。或許是年歲漸長的人們驀然意識到電影特有的氣息唯有在影院里可以被保存。那是作用于觀眾全部身心的氣息，可以讓人沉入弗洛伊德所謂的“白日夢”的氣息。

《情書》啟幕，女主角博子在雪地里漫步，長鏡頭和遠景里，看起來那樣浪漫，但是鏡頭拉近，她的舉步艱難溢出了屏幕。這似乎是對這樣一個謎面和謎底看似對稱卻永遠無法抵達完滿的愛情故事的預言。當年輕的愛人因為意外去世，博子看似不動聲色下洶涌的悲傷，讓她想盡辦法要多一點再多一點了解愛人的過去，包括他的學生時代。當思念無從寄托，她異想天開地給愛人寫信，并寄往了愛人在中學時的小鎮地址。所有人都覺得她瘋狂，但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了，她竟然收到了回信，隨后的一切更加匪夷所思地在探秘和揭秘間，復盤了一段被埋藏的愛情，也摧殘了另一段同樣刻骨的感情……

在電影《情書》之前，已經聲名遠播的情書是茨威格的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同樣的深情但絕望，同樣的不求回復。

寫信的最大魅力在于必須要面對可能得不到回復的結局。因為郵路不明，因為對方的意愿不明，因為許許多多的原因。所以許多時候，寫信是一種獨白，是對自己的交代和整理。而情書更是如此。陷落，悸動，惶恐，但又難以按捺。千百年來，文字是動情之后的這一切最切膚和直接的出口。中國最早的“情書”原型，可以追溯到《詩經》，甚至對象都可以是模糊的、泛指的，只因心念的抒發如此迫切，別無他法。

電影里，當失去愛人的博子在第一封絕望的情書里寫道：“樹，你好嗎？”時，她是在輕聲叩問自己的心，他走了，我會好嗎？我該怎么辦？當她震驚地得到了一封署名是“藤井樹”、寄自她的“樹”在小鎮住址的回復時，她知道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偏差。所以她開始不斷地寫信，然后不斷地接到回信，當然雙方的信在小心翼翼的問候之外，都急于想辨明這些偏差，于是，更大的偏差被發現了——那個回信的“樹”與博子的愛人“樹”同名同姓，同在一班，即使博子苦心搜羅來的寄信地址原來也是誤抄了女生“樹”的。而博子跟女生版的“樹”的長相堪為雙生。盡管我們不愿意去想，但已經不辯自明——是什么讓男生“樹”一開始選擇了跟博子在一起。

愛情是個難題，難在“愛”這個命題可以席卷生活所有的角落。電影《情書》在根底上迫使我們思考的是，要怎樣面對誤解所造成的人生困境。一環接一環的誤解，推動著故事之輪滾滾向前，最終讓它停下來的摩擦力是讓所有人嘆息的真相。但其實，如果始于謎團又終于謎團，讓誤解成為永恒，人生反而會更圓滿。就如博子可以永遠以為男生樹愛她是因為她是博子，而不是因為她和另一個人的相像。

約翰·伯格曾經有一本小書，名字來自于友人給他的一首詩——《留住一切親愛的》。這首詩其來有自，有著自己的淵源和語境，只是這一句可以拋開語境，直抵每一個人的內心。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只能是一個愿景。而信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其本身的不確定屬性，將誤解可能導致的人生的錯位放大了。此在的遙指逝去的，已知的暗示未知的，信件猶如掌控劇情的幕后之手——一切回應的缺席都是被許可的，即使被呼應，依然可能是虛無縹緲的遙不可及。但是信件的往來依然承載著情人間巨大的期盼和希望，因為它的不可預料正與感情的無法言明擁有著相同的分母。

2018年，《情書》的導演巖井俊二又一次讓信件擔任了這樣的角色，拍攝了電影《你好，之華》，故事的背景被設置在了中國。依然是充滿誤會和遺憾的感情，只是少了一些揭秘和巧合，多了一些生活的晦暗和可怖。但兩次創作對于信件的理解，讓人愈加想去復盤當年的《情書》。那些巧合，既深情又殘忍，愈深情愈殘忍，看起來這些只會發生在電影中，但實則默默藏匿在現實的瑣碎細節中，升華成隱性的但無處不在的痛苦。

我想當年我是根本沒有看懂《情書》。我會至今難忘那個幾乎所有刷過這部電影的人都會記得的名場面——在圖書館的下午，窗簾輕拂，少男在淡淡的光影里靜讀，卻不會記得其實電影里埋伏著更加攝人心魄的暗示——當多年后男生“樹”已去世，女生“樹”再次回到圖書館時，在同一個角度、同一抹光影中看到那被風拂過的窗簾背后空空如也。

陳沖在她的自傳體散文里寫道：“記憶，好像早晨愛人離別后枕頭上柔軟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過的證據。你似乎能感受到那里的溫度，忍不住伸手去撫摸它，把臉貼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卻發現那凹印已經走樣，失去了他的痕跡。記憶也好像一個犯罪現場，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踐踏了那些手印足跡，丟失了真相。我們的頭腦總是不停地把記憶里的碎片邏輯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訪，都似乎令它離原始印象更遠一些。……也許，要保持原始的記憶，唯有不去觸動它。”

記憶本來就是在有和無、現實和虛構之間掙扎的存在，經不起讓新的太陽曬去上面的霉斑。我們只能擁有此刻的認知，對自己的，對愛人的，對這個世界的。但是偏偏，我們永遠不會停止對于過去之謎的追逐，這也是為什么，每一次的經典重映，會讓許多人甚至更多人走進電影院——與經典的每一次相遇，都讓過去成為了底片，被重新沖洗。

得知真相的博子沒有怨懟。在一個清晨，她去了愛人罹難的地方，對著群山吶喊和重復她在信里的問候：“你好嗎？”然后自答“我很好！”漫山的回聲是深不可見處愛人的真實回應，是的，他很好，她終于可以放下。

情書最重要的作用，原來不是維系感情，而是對自己的慰藉。這教人想起前不久同樣重映的《花樣年華》里屬于周慕云的那個樹洞。而這些千回百轉，在信紙和郵筒已經沒落的今天，顯得更加讓人神往和迷戀。即刻的回復和輕而易舉的聯系，結果反倒是讓彼此的面目愈加模糊，以及更加無法面對生與死之間橫亙的邊界。我們再不可能如博子那樣通過情書，與逝去的愛人共處——“生者是死者的核心，環繞核心的，則是永恒”，“在核心與其外圍之間，存在著常常并不明晰的交換”（約翰·伯格語），這交換原本可以由情書來完成。

卡爾維諾曾經談到有旅人喜歡收集其所到之處的沙子。這是一種收藏，而收藏猶如日記，為的是“記錄自己轉瞬即逝的狂熱”，“把自己的存在之流變成不易消散的客觀實在，或者是將連續的意識之流凝結成書面文字的晶體”。其實，這句話更為適合作為“情書”的注腳。愛是人類的永恒之謎，會瞬間綻放，會最后不知所終。生與死，剎那與永恒，都融于其中，成為一種輪回。而“情書”將它們落實成了隱喻，雖然面臨著不了了之、不及回應的結局，但當它被一字字地寫下，那個執筆的人就會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