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版畫、木刻等詞匯尚未普及之前，中國已有對應的古稱叫“雕版”。這種用雕刀施于栆梨、刻木成版的圖文復制法，在日用百科、年俗節慶、美術圖譜乃至科舉考試等領域應用了1000多年，成為上自宮廷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習以為常的視覺媒介。

到了晚清，雕版印刷雖被石版、珂羅版等新型印刷產業邊緣化，卻依然通過各地年畫作坊，為老百姓提供各類生動的時事信息。如體現庚子年間軍民反抗八國聯軍的木版年畫，表明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版畫創作題材都有深厚的民間土壤。然而它們的畫面構圖、人物造型等都還是套用明清老粉本，因循守舊，無法適應日益革新的視覺環境。如果能打破傳統雕版刻、印分工的藩籬，由單一作者來創作畫稿并刻板印刷，那么作品的時效性和原創性將大為提升。因此，當魯迅在1918年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時，也決定在美術領域掀起一場現代化革命：

“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是表記中國民族智能最高點的標本，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隨感錄四十三》）

這意味著改造中國本土版畫，要先從培養具有極高思想境界的獨立作者開始。1930年，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提出：“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號召文藝界以作品為武器跟反動勢力作斗爭。

當敵人搜山的時候（黑白木刻）彥 涵作

1931年，柔石犧牲。魯迅為了安慰烈士的母親，將德國藝術家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犧牲》刊登在《北斗》創刊號上。與柔石的遭遇類似，珂勒惠支的小兒子為國捐軀，她沉痛地以木刻作品，展現了母愛在人類解放事業中的時代含義。魯迅深受打動之余，也猛然看到一種與中國革命氣象相匹配的版畫形態：新興木刻。這種黑白分明、粗獷大氣的木刻藝術，雖有德國表現主義血統，卻與中國雕版的刻刀、宣紙等物料天然契合，且能實現自畫、自刻、自印的需求。他馬上行動起來，于1931年8月開設木刻講習班，培養了最早的一批“木刻正規軍”。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上海“一八藝社”成員胡一川、陳鐵耕等青年木刻家迅速響應抗日號召，以刀代筆，連夜創作了許多作品，并廣為發布。

隨著淞滬抗戰、日寇進犯山海關等民族危難時刻接踵而至，年輕的木刻作者迅速拿起新興木刻這一“新式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活動。MK木刻研究會、野穗木刻社等新藝術團體相繼成立，其中，由李樺領導的廣州現代創作版畫研究會最為活躍。

1935年8月，中共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一致抗日，李樺創作出《怒吼吧！中國》，以一個受縛吶喊的青年形象回應民族感召，至今仍是重要的抗戰文藝符號。除了強烈飽滿的畫面情緒產生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李樺還成功解決了傳統雕版與西方木刻美學上不太兼容的問題，為中國現代版畫的民族化發展探索出了方向。

魯迅去世后，新興木刻運動已成燎原之勢，報刊雜志開設“抗戰木刻”專欄，許多木刻作品都是原板與鉛字一起排版印刷，與“全國木刻流動展”“全國抗戰木刻展覽會”一起，占據了公共場館與新聞媒體等傳播空間。正如魯迅所說，“當革命時，木刻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與新聞攝影十分類似。

事實上，由于戰時感光制版所需的印刷物資極為緊缺，木刻也的確承擔了紀實攝影“以圖證史”的功能，以至于我們可以根據作品標題和時間，整理出抗戰脈絡——《到前線去》（胡一川，1932年）、《一·二八戰爭回憶》（陳煙橋，1935年）、《東北抗日義勇軍》（陳煙橋，1936年）、《八百壯士》（胡一川，1938年）、《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小肖，1938年）、《擊斃日軍阿部規秀中將》（艾炎，1940年）……尤其是在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軍部，木刻還被用于對敵宣傳品、戰士課本、臂章等。

1938年延安魯藝成立后，木刻家們身著軍裝，冒著敵人炮火輾轉于各個革命根據地。他們不僅延續了李樺對傳統版畫的美學探索，更將雕版印刷“以一化千”的功能發揮到極致，創作了一大批色彩鮮艷、造型簡樸的新年畫，深受民眾歡迎。這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方針指導下，木刻家賡續民族版畫優良傳統，在黑白形式基礎上對新興木刻的一次創造性轉化。從《抗戰十大任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講究衛生，人財興旺》《牛犋變工隊》……抗戰木刻不再停留在爆炸感十足、夸張變形的形態，而是更注重畫面敘事，講究平白易懂，如古元、彥涵、力群的《減租會》《狼牙山五壯士》《豐衣足食》等作品，既帶有戲劇般的場景設計，也突出了政策宣傳、鼓舞士氣的現實意義。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為爭取抗戰勝利和實現中國光明前途準備條件，美國《生活》雜志同期刊登了一組《魯藝木刻選》，獲得廣泛的國際影響。抗戰木刻不僅在國內提振民族精神，也在營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歷史作用。

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回首新興木刻從反抗壓迫、凝聚民氣到抗日宣傳，會看到版畫所深植的中華文明基因，它在抵御外侮時不斷覺醒，推動本土版畫發生新的美學演變。誠如魯迅所言：“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唯有如此，方能使剛健樸實的文藝與人民同聲連氣。

（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