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從1931到1945，中國作家在烽火與熱血交織的大地上，在嗚咽與戰歌共鳴的山河間，用筆寫下不屈的覺醒。抗戰文學參與了硝煙彌漫的民族記憶，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典佳作。為銘記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緬懷英勇獻身的先烈，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的“山河跡憶——手稿里的抗戰中國”特展將于2025年9月1日開幕。該展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陳列展覽推介名單。展覽開幕前夕，中國作家網特推出“筆醒山河”系列文章，分享策展人眼中的手稿、書信、日記、報刊，以及文學文物背后的抗戰往事。

巖洞里的松花糖：楊晦1940年元旦日記中的抗戰桂林

?王雪

中國現代文學館珍藏的楊晦抗戰日記（1937-1940），以私人化的書寫為抗戰時期的桂林文化生態留下了珍貴注腳。其中1940年元旦前后的兩篇日記，以“乘車票價”“空襲警報”“友人交往”等日常碎片，拼貼出大后方知識分子在戰火中的生存圖景。這份由楊晦家屬楊鑄捐贈的文物，紙頁厚實，保存完好，藍黑墨水字跡清晰未洇，其未經修飾的即時性記錄，恰是官方史料之外的重要補充，為理解抗戰時期文化人的精神狀態提供了獨特視角。

楊晦

楊晦手稿《理想的建設》（局部）。中國現代文學館藏。陳澤宇 攝。

一、交通與物價

1940年1月1日的日記開篇，楊晦便記下“汽車票漲價了，法幣兩元一張”的細節，這個看似平凡的數字，實則是桂林戰時經濟狀況的晴雨表。物價飛漲背后，是日軍封鎖下物資匱乏的現實——隨著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桂林成為西南交通樞紐，人口激增與物資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銳，文化人同樣難逃經濟窘迫的沖擊。

交通不僅是物理空間的連接，更折射出文化網絡的流動。楊晦趕往桂林，選擇西江汽車站的班車，這一路線恰是戰時文化人遷徙的常規路徑。1938年武漢失守后，大批文化機構與知識分子沿湘桂線西遷，桂林因相對安全的地理環境和便利的水陸交通，成為繼武漢之后的文化重鎮。日記中“路過飛機場時，看見幾十架的中國飛機在那里排列著”的記錄，則暗含著特殊的時代情緒——1939年末昆侖關大捷后，中國空軍在桂北重整旗鼓，這些飛機既是軍事力量的展示，也為飽受空襲之苦的民眾帶來心理慰藉，楊晦筆下的“快暢”之感，正是大后方民眾對制空權渴望的集體無意識投射。

從交通與物價的細節中，可窺見戰時文化生產的物質基礎。當汽車票占據知識分子日常開支的相當比例，當物價波動影響著基本生活，文化創作便不得不與生存壓力展開博弈。楊晦在日記中未直接抱怨經濟困窘，但后續向桂林師范學校校長唐現之辭去教導主任的記錄，隱約透露出經濟收入對職業選擇的影響——在教育機構任職雖能提供穩定收入，卻需在體制內妥協，這種矛盾成為戰時知識分子普遍面臨的困境。

1949年1月至8月的楊晦日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陳澤宇 攝。

二、空襲警報下的日常

兩日日記中，“空襲警報”的記錄構成戰時桂林最鮮明的時代印記。1月1日“走在路上，就發了警報”，楊晦進入道生醫院巖洞躲避；1月2日“一早八點前就發了警報”，警報解除后他渡河訪友。這種“警報日常化”的狀態是1938年日軍開始轟炸桂林后的常態。

道生醫院巖洞的“電燈裝置”并非偶然。1939年李宗仁推行“防空現代化”，要求各醫院、學校利用天然巖洞改造防空設施，道生醫院作為英國人創辦的教會醫院，其巖洞改造正是這一政策的產物。楊晦在巖洞內“買了一些松花糖和蛋糕”“讀《廣西日報》新年增刊”的行為，展現了文化人在恐懼中的生存智慧——他們試圖以日常儀式對抗戰爭帶來的無序感。松花糖“一角法幣四塊”的價格，既反映了零食在戰時的奢侈品屬性，也暗示著這種“甜蜜慰藉”對精神的特殊意義。

警報間隙的社交活動，更凸顯出文化網絡的韌性。1月1日警報解除后，楊晦與王少民夫婦 “約好出去晚餐”，盡管劉龍文等人未赴約，但津鄉食堂的聚會仍如期舉行；1月2日警報解除后，他立刻渡河探訪艾蕪、舒群，當日在“廣東酒家”的聚餐，“菜很好，價格又便宜”，三人“吃得很痛快”，戰時餐館不僅是果腹之地，更是信息交換與情感支撐的樞紐。聚餐也是大家在苦難中維系精神共同體的方式。

從防空洞到餐館，日常生活空間被戰爭重構，卻始終保持著文化生產的活力。艾蕪的“房里亂的一塌糊涂”，卻能“一天又要做飯買菜，還能經常寫文章”。艾蕪后來也回憶，自己當時“左手抱著小孩，右手執筆寫文章。有好些作品寫了，就發表，沒有好好加以修改。有的長篇，一面寫，就一面發表。這都是不好的。但那生活的壓力，確是叫人難以忍受”。（《艾蕪文集·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那時艾蕪每月都要寫五六萬字的作品，在郊外躲警報時，他拿著“一把小得可憐的帆布小凳”，以自己的膝蓋為桌不停地寫著——混亂中堅持創作，警報響起躲入巖洞，警報解除后即刻投入寫作與交往，勤勉的勞作，堅韌的精神，這就是作家的抗戰狀態。

松花糖，始見于清代康熙十年（1671年），已有三百多年的生產歷史

三、文化界的交往網絡

楊晦兩日的行蹤，如同一把解剖刀，剖開了1940年初桂林文化界的權力圖譜。從拜訪對象來看，傅彬然（文化供應編輯部主任）代表著出版界的核心力量，唐現之（桂林師范校長）是教育界的關鍵人物，艾蕪、舒群、王魯彥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的理事，屬于左翼文學的中堅，而劉龍文則似乎處于文化網絡的邊緣。這種交往格局，恰是戰時桂林文化生態的縮影——多元力量共存，卻因政治立場、健康狀況、社會資源的差異，形成明顯的層級結構。

左翼作家群體的聚散尤為值得關注。艾蕪、舒群與楊晦的交往，并非單純的私人情誼，而是“文協”桂林分會的組織紐帶體現。1939年10月“文協”桂林分會成立，旨在團結文藝界力量抗日，楊晦雖未擔任職務，但積極參與活動。日記中“他們一定要我寫一篇文章，抗戰文藝桂刊的稿子”的記錄，正是“文協”組織創作的具體實踐。這種有組織的寫作活動，既強化了左翼作家的凝聚力，也使抗日主題的創作形成規模效應。日記中還有“《文藝陣地》上有翔鶴一篇小說《傅校長》”的記錄。陳翔鶴的《傅校長》寫了一位“頗負盛名的校長”，他衣冠楚楚，“巍巍乎其不可犯”，可暗地里卻吃回扣，占結余，“三千多元已算到手”。不僅如此，他還對一位“身材特別的顯得婀娜”的年輕女子照顧有加。這篇諷刺教育官僚的文章，楊晦“向他借了來”的行為，除了對沉鐘社老朋友的關注與惦念，更是一種對文學批判現實的深切共鳴與無聲支持。

文化人的生存狀態則折射出戰時體制的殘酷。楊晦探訪劉龍文時，見到“他睡在床上，面無人色，滿屋子到處都凌亂不堪，彷佛床上睡的就不是一個活人”；而王魯彥“很重的感冒，病倒在床上”，其“四個孩子都很健康可愛”的細節，更凸顯出疾病與家庭重擔的雙重壓迫。這些描寫絕非偶然——抗戰時期桂林左翼文化人普遍面臨貧病交加的困境，王魯彥的 “感冒”實則是肺結核的早期癥狀，四年后的1944年8月20日他病逝于桂林，楊晦的輕描淡寫，恰是戰時長期貧困勞累與醫療匱乏的悲涼注腳。

1940年1月1日，楊晦日記。中國現代文學館藏。王雪 攝。

四、作為歷史文獻的私人日記

楊晦日記的獨特價值，在于其私人書寫與宏大歷史之間的張力。1940年1月1日，當楊晦在桂林巖洞內品嘗松花糖時，汪精衛發表《共同前進》的文章和《和平運動之前途》廣播講話，宣稱共同防共、經濟提攜是中日的共同目標，八路軍總部在山西武鄉王家峪舉行新年聯歡大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已醞釀成熟即將發表。這三個看似無關的事件，通過日記形成奇妙的對話——私人生活的瑣碎與國家命運的宏大相互映照，展現出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真實處境。

楊晦1940年元旦日記的價值，遠超其篇幅所限。在48小時的記錄中，汽車票價映照著經濟困境，空襲警報折射著生存壓力，友人交往展現著文化網絡，文章借閱暗含著精神抗爭。這些碎片化的日常書寫，既補充了官方史料的空白，也為理解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提供了微觀視角。當我們在85年后重讀這些文字，巖洞里的松花糖已不僅是物質意義上的零食，更成為一種精神隱喻——在苦難的底色中，文化人以文字為糖，在戰火中堅守著文明的甜味。楊晦寫下“過去的讓它過去罷，我要好好地過我的1940年”時，或許并未意識到，這份平淡的宣言中蘊藏的堅韌，恰是抗戰文化最動人的力量。而這份日記本身，也如同一顆未曾褪色的松花糖，在歷史的長河中，持續散發著屬于那個時代的獨特滋味。

附：楊晦1940年元旦日記

一月一日（星期一）。晴。

過去的讓它過去罷，我要好好地過我的1940年。

搭汽車，到了桂林。

紀念周，開到中途，我就退了出來，跟傅彬然一道到西江汽車站。

汽車票漲價了，法幣兩元一張。車還沒有開的時候，唐現之趕來了。我向他說明，到寒假為止，以后，我不再擔任教導主任了。雖然不能就干脆地解決，也總算有了一種解決的預備。

路過飛機場時，看見幾十架的中國飛機在那里排列著，心理感到一種快暢。

一到桂林， 順路先到榕蔭路十號的樓上，去看劉龍文。一進門，把我嚇了一跳，他睡在床上，面無人色，滿屋子到處都凌亂不堪，仿佛床上睡的就不是一個活人。他說他病了，然而何至于這樣地狼狽呢？我跟他談了很久，才走出來，奔道生醫院去，為的住在那里，遇見敵機夜襲，也不至于十分驚慌。走在路上，就發了警報。我走進道生醫院時，王少民夫婦沒有在家，就是進了離他們的房間只有幾十步遠的巖洞。巖洞里早裝置電燈，整理的已很有一些規模。因為昨夜睡的過少，巖洞里空氣又不十分流通，所以，我的頭有些昏沉沉的。這時候，我已經有些餓了，就順便買了一些松花糖和蛋糕等吃。松花糖一角法幣四塊，蛋糕兩塊。并且買了一份新年增刊的廣西日報。

警報解決了，找到了王少民夫婦。約好他們一同出去晚餐；本來也約了劉龍文和他的女友陳女士，沒有到；兩三次找君薇不到，據偏生事務所的門警說，他出去參加別人的婚禮了。在津鄉食堂，吃過飯后在路上遇見了趙珍。

晚八點后，君薇來道生醫院，趙珍也來了。趙珍預備到廣西大學去住農學院，在省立醫院請假離開。

夜里很疲倦，十點鐘就沉沉地睡下。

道生醫院是英國人辦的教會醫院，替醫生預備下半面的二層樓，王少民夫婦住在樓上南面偏東的一個房間內，偏東的空著，君薇有時候就住在那里，我住的就是這個房間。

一月二日（星期二）。晴。

一早八點前就發了警報。不久，解除了，我到對河去看艾蕪他們。這時候黃藥眠和一位新從香港來的劉□之也在那里。他講了許多香港文藝界的情形。王魯彥，很重的感冒，病倒在床上，他的家眷已經來到，四個孩子，都很健康可愛，最大的有十一歲了。艾蕪的房里，亂的一塌糊涂，在這樣環境里，一天又要做飯買菜，幫助料理家務，還能經常寫文章，實在難能的很！舒群還是那個樣子，只是有些苦悶。我在他的房里，睡了一會午覺，精神才好一點。他們一定要我寫一篇文章，抗戰文藝桂刊的稿子，已經付印一大部分，艾蕪告訴我，《文藝陣地》上有翔鶴一篇小說《傅校長》，我向他借了來。

三點多鐘時，舒群約我和艾蕪到城里去吃飯。在正陽門外一個“廣東酒家”，菜很好，價格又便宜，吃得很痛快。

飯后，到救亡日報看了看，沒有待下去，我們就走開了。

在讀書生活社，買到了兩份Mascow News。

許多書店都因為新年休假，只有在一兩家賣舊書的店里看了看。

晚八點多，就睡下了，人倦得很。

作者簡介：

王雪，中國現代文學館展覽部主任，研究館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學文獻整理與傳播，文章見《南方文壇》《民間文化論壇》等，著有《先生風度——老照片背后的舊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