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四年，馬可·波羅從帕米爾高原的瓦罕走廊進入新疆，經喀什、葉爾羌、和田、且末、哈密等地，去往中國北方，他對新疆的地理、風土、人情等，都有生動記載和描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西域探險考察熱”中，斯文·赫定、奧雷爾·斯坦因、保羅·伯希和等西方探險家，大體都是沿“玄奘之路”和“馬可·波羅之路”進入新疆的。

盡管仍有一些學者質疑馬可·波羅是否親歷過新疆，認為其記載可能參考了波斯、阿拉伯商人的口述，但無可否認的是，《馬可·波羅游記》（中文又譯《馬可波羅行紀》）首次向歐洲系統報道了新疆——那里的綠洲城市、商貿網絡、多元信仰、飲食文化、浩瀚沙漠……這些，激發了西方對絲綢之路和亞洲腹地的想象，為研究元代西域提供了獨特的觀察視角，在東西方交流史上留下了華彩一筆。馬可·波羅的傳奇經歷也成為文學創作的主題，啟發了二十世紀至今的小說家、劇作家和傳記作家，如尤金·奧尼爾的《馬可百萬》、伊塔洛·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陳舜臣的《馬可·波羅》等。

斯坦因曾四次進入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古活動，盜挖了大量文物，他的入疆路線與馬可·波羅的線路有一定重疊，但主要還是憑借和依賴玄奘《大唐西域記》的記載，他稱這本書是“無價的地理與歷史指南”，“在每一步探索中都能感受到玄奘的存在”。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三三年，斯文·赫定五次進入新疆，是樓蘭的發現者（樓蘭的發現同時要歸功于他的土著向導、羅布人奧爾德克），他途經的喀什、和田等絲路南道重鎮以及一八九五年的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探險，線路上與馬可·波羅的記載有重合，赫定稱馬可·波羅為“東方探險的先驅”，是自己的精神導師之一，在《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一書中，他寫道：“馬可·波羅的勇氣和對未知的渴望，至今仍在激勵著每一個走向荒野的人。”

與歸國的玄奘法師一樣，馬可·波羅是經瓦罕走廊登上帕米爾高原的，同行的有他的父親尼可羅·馬可、叔父馬飛阿。時年，馬可二十歲。“離開沃克漢省（瓦罕）后，我們向著東方和東北方向繼續再走三天的路程，一路上爬坡越嶺，最后到達一座大山的頂巔，極目遠眺，只見四周的崇山峻嶺，高接云天，使人確信我們已登上世界最高的地方。”（《馬可·波羅游記》第一卷第三十二章）

他準確地說出了這片高原的名稱：帕米爾（Pamir Plateau）——《漢書》中的“蔥嶺”，玄奘筆下的“波謎羅川”，塔吉克族稱之的“離太陽最近的地方”，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興都庫什山交會的巨大山結。

馬可·波羅一行在高原上騎行跋涉了十二天。他說，一路上景象荒涼，渺無人煙。群山巍峨，萬仞高山直沖云霄，輕易看不見飛鳥在高山上空盤旋。大山頂上空氣稀薄，氣候寒冽，所以在高山上點火（注：主要是牛糞火），燃燒點很低，不能產生像平原上那樣的熱量。用這種火烹煮食物，熟得很慢。

帕米爾高原上棲息著很多野生動物，如雪豹、馬鹿、棕熊、野牦牛等。馬可·波羅尤其注意到了一種大如毛驢的“野綿羊”，羊體碩大，羊角長達三四掌尺，有些羊角甚至長達六掌尺。牧羊人利用這種羊角制成日常生活用的器皿，用來盛放各種食物。也有人用羊角圍成籬笆，防患狼的入侵。

馬可·波羅提到的這種“野綿羊”，就是帕米爾盤羊，也叫大頭羊，它是盤羊家族八個亞種中體形最大的，成年盤羊重達二百五十多公斤，犄角長兩米左右，角形呈螺旋狀，表面布滿環形的褶皺，由頭頂向下并向后彎曲，有時可達三百六十度。生物學界有一個慣例——以首次發現或記錄一個新物種的人的名稱來命名這個物種，所以十三世紀之后，帕米爾盤羊就有了一個流傳至今的新名稱——“馬可·波羅羊”。

從帕米爾再走四十天的路，馬可·波羅來到的第一個綠洲城市是喀什噶爾（現喀什）。他說，這個地方幅員極其遼闊廣大，城鎮和寨堡林立，人民講自己特殊的語言。他們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紡織業尤為發達。喀什噶爾有美麗的花園、果園和葡萄園。棉花、亞麻和大麻的產量也很豐富，由國內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從馬可·波羅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三世紀下半葉的喀什噶爾是一個多種宗教并存的地方，伊斯蘭教并未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

喀什噶爾以東的葉爾羌（Yarcan，今莎車），馬可·波羅盛贊它是“一座雄偉壯麗的城市，城里有風光明媚的花園。城外環繞廣闊的平原，出產人們所希望的瓜果。人民都是手藝精良的工匠”。像喀什噶爾一樣，葉爾羌的居民一部分信仰基督教（聶斯托里教派），一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統治葉爾羌的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侄兒，但叔侄之間的關系不太融洽，常常明爭暗斗，不時發生戰爭。

馬可·波羅記錄了發生在葉爾羌城里的一個奇跡——一座懸浮教堂的故事：

葉爾羌有一座圣約翰教堂，是國王的親兄弟察合臺親王信仰基督教后建立的。教堂的構造是圓形的，屋頂的全部重量都集中在教堂中央的一根圓柱上，而圓柱下面需要一塊方形大石做基礎。在察合臺親王的默許之下，基督徒們從當地人的清真寺里搬來了一塊大石頭，作為支撐圓柱的柱石。人們懾于察合臺的威勢，不敢吭聲。后來，察合臺死了，繼位的新王也即他的兒子，不信基督教。穆斯林的勢力強大起來了，他們向新王討得一道命令，要求基督徒限期送回從前搬走的方形大石。基督徒們愿意出重金賠償，不希望歸還石頭，但遭到了穆斯林的斷然拒絕。其實他們醉翁之意不在此，而是希望要回那塊石頭后，讓圣約翰教堂從此傾斜倒塌。

基督徒們陷入了困境，急得一籌莫展。他們含悲忍淚，祈求圣約翰顯靈，拯救他們擺脫這種屈辱。到了歸還柱石的期限，奇跡出現了：由于圣約翰的顯靈，教堂的圓柱突然騰空而起，升離方形柱石竟有三掌尺高。當柱石取出來后，圓柱失去了支撐點，按常理必然會引起教堂的倒塌，其實情形不是如此，雖然大圓柱失去了柱石的支撐，可它依然高懸在半空中，一動不動地承載著整個教堂的重量，絲毫也沒有影響教堂的完好無損。

就這樣，葉爾羌的圣約翰教堂變成了一座“懸浮教堂”。“這個奇跡一直保持到今天。”在《馬可·波羅游記》第一卷第三十四章，喜歡收集東方奇聞軼事的威尼斯人用肯定的語氣對我們說。

和田古稱“于闐”，是絲路玉都和絲都，馬可·波羅稱它為“忽炭”（Cotan），他重點記錄了當地盛產玉石的情況。“城中有河流過，河中產碧玉和玉髓。該地百物富足，盛產棉花，居民以貿易和手工藝為生。”關于和田玉的情況，馬可·波羅只說出了大概，其實流經和田的有兩條河流：喀拉喀什河和玉龍喀什河，即白玉河和綠玉河（碧玉河），它們從昆侖山順流而下，經大片綠洲，匯合成和田河，奔向茫茫沙漠。

馬可·波羅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主要是羅布沙漠），經哈密、肅州（今酒泉）、甘州（今張掖），于一二七五年夏天抵達中國元朝的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并被留用為官。此后他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多次奉旨巡視各地，足跡遍及中國南北。到過山西、陜西、四川、云南等地，沿京杭大運河南下，途經徐州、揚州、蘇州、杭州等地，一說曾在揚州任總督五年（一二八二—一二八七年）。一二九一年，馬可·波羅一家受命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遠嫁波斯，從刺桐港（泉州港）乘船出發，經海路返回威尼斯。

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馬可·波羅終生難忘的經歷，也是他在《游記》中著墨最多的篇章之一。塔克拉瑪干是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僅次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面積三十三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三個多浙江省。在新疆“三山夾兩盆”的地理格局中，以塔克拉瑪干為“核心”的塔里木盆地，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有人形象地把盆地比作一只“碗”，碗沿被巨大的山脈環繞（天山、昆侖山、阿爾金山和帕米爾高原），碗底則裝著流沙——塔克拉瑪干。這大概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只“碗”了，它是空間的遼闊浩瀚，也是時間與歷史的綿延不絕。這里是地球上離海洋最遠的地方，屬典型的內陸溫帶氣候，干旱少雨，日照強烈，風大沙多，是歐亞大陸的“旱極”。

“塔克拉瑪干”，維吾爾語意為“進得去出不來”，但另一種解釋是“古老的家園”——我曾去過沙漠深處的雅通古斯、克里雅等小綠洲，那里至今還有村莊，有人居住，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但人們稱呼塔克拉瑪干最多的還是“死亡之海”。無論是地理的、生態的，還是心理的、象征的，沙漠都是一幅可怕的地獄圖，令人心驚膽戰，噩夢聯翩。上個世紀初的中外探險家，大多是冬天和初春進入沙漠的，尤其要避開夏天的酷熱。探險隊要有土著向導、駝隊和充足的物資準備，特別是需要馱運大量冰塊作為飲用水，才能保證穿越“旱極”而不被渴死。我不知道馬可·波羅和他父親、叔父是帶著哪些輜重穿越沙漠的，但一定是備足了充分的物資。在沙漠越野車、海事電話、星鏈等現代工具出現之前，許多探險家在新疆沙漠里都有過九死一生的經歷和體驗。

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是進入新疆的西方探險家中文筆最好的一位，他的著作和考察報告就是大散文。赫定把塔克拉瑪干的流動沙丘比作沒有十字架的墳墓，每一次探險隊的出征如同出殯。一八九五年春，他率領五人探險隊，帶著八匹駱駝、兩條狗、三只羊、十只母雞和一只公雞，從喀什出發深入塔克拉瑪干沙漠，去尋找傳說中的達克拉·馬康古城，并繪制這一未知區域的地圖。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死亡之旅，斯文·赫定稱之為“我在亞洲東奔西跑中最悲慘的時刻”。可怕的災難發生在十七天之后，探險隊已滴水不剩，只能用羊血、雞血和駱駝尿來解渴，人和動物都疲憊不堪，奄奄一息，每走一步（確切地說是爬）都變得十分艱難。斷水的第五天，斯文·赫定拋棄他的探險隊和一切輜重，獨自去尋找生還的希望。這是一次神助，在絕望的盡頭，死神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一道深綠——樹林！和田河！水！當聽到水鳥拍打翅膀的起飛聲，斯文·赫定知道自己得救了。他寫道：“我喝、喝、喝，不停地喝……我身上每一個毛孔和纖維組織都像海綿似的吮吸著這給我以生命的流質。我干癟得像木頭似的手指，又顯得膨脹起來。像經過烘烤的皮膚，又恢復了濕潤和彈性……”

將塔克拉瑪干劃一個十字

來到沙漠深處的交匯點上

——沒有信號

手機成功變成一塊廢鐵

沙漠，自主祈求的遺忘

尚不屬于AI的地盤

與一株死胡楊在一起

就是與湮沒的個人史在一起

與一叢活紅柳在一起

就是與開花的沙漠隱士在一起

——空曠，再次誕生了

腦海里，沙的汪洋

如此自由，如此澎湃

沙蜥在沙上寫下的卜辭

正在清晰顯現……

——沈葦《沙漠深處》

馬可·波羅對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記述，濃墨重彩，驚心動魄，詭異神秘。他重點寫到了“沙漠精靈”的存在，“沿途無飛禽走獸，因為無處覓食。但穿越沙漠時，你會發現奇跡：沙漠中有精靈，能使行人產生幻覺，置其于死地。商隊中有人掉隊或離開正路時，或有人于夜晚獨自穿越沙漠時，時常能聽到空中精靈說話，有時還會呼喊此人名字。他以為是同伴，便循聲而去，自此迷路，與旅伴失散，沒有飲食，就這樣死在沙漠中。”（慕阿德、伯希和編，蘭瑩譯《馬可波羅行紀》）他還說，不僅在夜晚，即使在白天，人們也常聽到“幽靈之聲”。有時能聽到空中奏樂，鼓聲或金鐵交鳴之聲最為常見。沙漠中的旅人需非常小心,千萬不能掉隊。他們還要在馬和牲畜的脖子上掛鈴鐺,讓它們一直被鈴聲煩擾，這樣就不會睡著，也不會迷路。

古代阿拉伯人也相信沙漠中有“隱形精靈”，它使人聽到某種聲音，但無法發現聲音的來源和精靈的身體。而十世紀的阿拉伯史學家和旅行家馬蘇第認為，這是人在沙漠中產生的幻覺，“當某人處于這樣的地方時，便會陷入陰郁的想入非非，由此產生恐懼和怯懦心情。處于這種情形之下，其心扉很容易向迷信憂慮開放，從而在他們由黑膽汁控制的靈魂中產生紛亂的思緒，就像一個魔鬼附身的人一樣”（《黃金草原和珠璣寶藏》）。現代人否定“沙漠精靈/幽靈”的存在，相信那些聲音是沙丘上沙子被風吹動或滑落時產生的，然而，這絲毫沒有減輕人們對沙漠的恐懼心理。

馬可·波羅的沙漠記憶，呼應并驗證了兩位中國求法僧的體驗。法顯在《佛國記》中這樣描寫敦煌附近的白龍堆沙漠：“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慧立和彥悰合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忠實記錄了玄奘遠赴印度取經的故事，歸國途中，玄奘在沙漠里九死一生：“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時如雨……水盡，渴不能前……”作為東西方文明對話之路的古代絲路，是思想、文化、宗教的傳播之路，也是求法與弘法之路。據統計，從公元三世紀到八世紀，去印度取經的中國求法僧共有一百六十九位，平安歸來的只有四十二位（參見《錢文忠集：玄奘西游記》），大部分為求法而舍身絲路，舍身沙漠、險地和異國他鄉。

沙漠狂暴而平靜。沙漠解構你的傲慢和狂妄。沙漠是“空”之本義。沙漠布滿死去的語言：塔克拉瑪干發現過一二十種人類曾使用過的語言文字，許多已變成難于破譯的“死文字”。死去的文字和消失的行者、居民，強化了沙漠的荒涼、空幻和神秘感。在沙漠里九死一生的人，都是體內流沙沙沙作響的人，是用蜃樓看海市的人。

而從文化角度看，沙漠是“沙埋文明”（引自奧雷爾·斯坦因《和田考古》）——故城、佛塔、流沙墜簡、有翼天使、樓蘭美女、傳絲公主……在“死亡之海”的大荒中沉睡，不愿醒來。時間史、沉默史匯聚成塔里木盆地的“一碗黃沙”（引自埃爾斯沃斯·亨廷頓《亞洲的脈搏》）。沙漠是一座大墓園，一種我稱之為“啟示錄風景”的風景……

馬可·波羅和法顯、玄奘，以及后來的斯文·赫定等，都是杰出的“沙漠旅行家”，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們在精神追求上有一脈相通之處。沙漠是絕域——“死亡之海”，也是心靈想象和地輿信仰的終極目標，從古至今都深深吸引著探索者、孤勇者、決絕者。它不是旅游消費主義者的“詩和遠方”，而是魅力的方向和魔力的象征。

煉獄般的新疆沙漠，如同一個“必須”，考驗并錘煉了青年馬可的體能、耐力和意志力。如此，才有他繼續去往中國的漫漫長旅；如此，才留下他在中國十七年的行紀和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