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有六百八十公里的海岸線，外面就是臺灣海峽，眾多的海灣形成無數天然良港。漳州濱海，人們以販海為生，重商舶，輕遠游，波峰浪谷，見慣不驚，如履平地，而港口就是他們的出發地和歸宿地。一個遠航歸來的人，沒有比看見故鄉熟悉的港灣更令人激動的事情。“漁港”“河港”“海港”“港灣”“港口”等作為一個名詞，早被天涯游子賦予了多種內涵與外延。它們象征著家鄉、親人、希望、鄉愁……現在回鄉的路已不再漫長，價抵萬金的家書、情書也早被網絡化世界的快捷通訊取代。那些充滿古意的地名，那些在時間的長河里曾經留下過光輝的往事，常常會在我們的匆忙行色中被冷落，或遺忘。

在我這個西部人看來，東部沿海地帶的城市得改革開放之先，他們面朝大海，因為他們有開放的口岸。我原來以為，來到漳州會看到一個或多個具有代表性的現代化大港口，但沒有料到的是，主人把我們帶到一個古港碼頭遺址，說它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大約在五六百年前，這里的人們扯起風帆，遠航到南亞、東南亞一帶，和鄭和的船隊走得一樣遠。這就是月港，一個十五至十六世紀在信風和洋流的推送下名震萬里海疆的地方。

天氣一如既往地溽熱，我們來到漳州龍海市海澄古鎮，青石板麻條石路面，不寬的巷道兩側是磚木結構的老式房屋，家家門前豎一塊一平方米左右的竹編格子欄，從外面看得見主人家門洞開，卻不能望見屋中春秋。開初不明其意，是為擋風還是擋太陽？當地人介紹，這也是一種古風，舊時家中閨秀，豈能輕易讓人窺視？心中頓時釋然，一座古鎮之古，總得保留些老祖宗留下的傳統，并且這種傳承還是活的，融于生活里的日常。

但月港卻已經故去久遠了，就像點點白帆遠行在時間的海洋深處。月港并不臨海，卻位于九龍江下游入海口，九龍江為福建第二條大河，僅258公里，由三條溪流匯聚而成，來自閩南大地的豐沛河水和海潮在這里相擁，浮起人們出海遠征的夢想。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月港因其“外通海潮，內接山澗”，港道“一水中塹，環繞如偃月”，故得名月港。當其盛時，這里“海舶鱗集、商賈咸聚”，“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皆海供，酬酢皆夷產”。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當其盛時，月港與泰國、柬埔寨、北加里曼丹、印尼、蘇門答臘、馬來西亞、朝鮮、日本、菲律賓等47個國家與地區有直接商貿往來。又通過菲律賓呂宋港為中介，與歐美各國貿易。當時有許多詩篇贊美月港，其中有句云：“市鎮繁華甲一方，古稱月港小蘇杭。”在月港的輝煌歲月，它與漢、唐時期的福州港，宋、元時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廈門港，并稱福建歷史上的“四大商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月港就是那個年代的“開放前沿”。

遠去的帆影早已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中，唯古老的港口還在守望。月港現存七個古碼頭遺址和兩條古街。一個古碼頭遺址應該是個什么樣子？過去我從沒有見過，現在我掰開腦袋也想象不出來。海澄鎮豆港村的古碼頭，看上去就像一個村人去九龍江里挑水的便道，它約三米左右寬，麻條石板路上有一些干涸的苔痕，路的盡頭有一道石板中空擋墻，擋墻外便是九龍江，看不到寬闊的江面，但見綠色的蘆葦隨風起伏，想來這一段江水淤塞嚴重。如果沒有當地人介紹和堤岸上的石碑，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這里曾經是一個大商港。時間是個無情的雕刻師，它在大地上雕刻出山川河流，也雕刻出世事變遷，滄海桑田。假如月港還遺留了一條先人們行過的海路，在舊年的波濤中依然若隱若現，引領我們在今天追尋月港往昔的輝煌，我們或能一窺崢嶸歲月里的先祖們負重的背影，還有那些無畏的遠洋商船。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月港登上世界舞臺，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分不開。中國人其實有悠久的航海歷史，大約在5000年前，漳州先民已靠舟楫往來于臺灣海峽，日本、印尼、菲律賓這些近海國家自不在話下，更遠到達過澳洲、新西蘭、夏威夷等地。宋元時期，朝廷的海洋政策相對寬松，漳州是福建的四大造船基地之一，造船技術獨步海洋。到明代時，獨領風騷的福船高大如樓，抗風浪性強。鄭和的龐大船隊在1405至1433年間七下西洋時，大多以福船船型為主。鄭和載入史冊的航行用28年時間將太平洋、印度洋水域十多個國家納入朝貢體系。鄭和的船隊開辟的海路和訓練出來的水手，為后輩遠航深海提供了強大的航海經驗和無盡的財富夢想。但是，在輝煌的另一面，明朝的海洋政策卻僵化荒謬。明朝曾制定了嚴厲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違者懲罰極為嚴厲，但朝廷的政策再嚴酷，也阻擋不了求生存的活路。漳州山多地少又臨海，人們操舟弄楫本是家常便飯。生活在海上，財富也在海上，你怎能阻止一個以海為田的人下海？更因此地“官司隔遠，威命不到”，從明景泰年間開始，民間海洋貿易悄然興起，各國走私船匯聚月港，世界正進入一個大航海時代。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第一個葡萄牙人首次進入到月港，意味著朝廷的“海禁”政策終究還是禁不住人們相互貿易的渴望。第二年，即1519年，麥哲倫開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由于大明王朝僵化保守的“海禁”政策，讓我們錯過了許多歷史機遇。海洋貿易蓬勃發展時，王朝自負傲慢地閉關鎖國；鄭和的船隊本來先于歐洲人抵達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但只是為了朝貢目的而不是開辟商貿航線。我們的海洋歷史在這里拐上了一條歧路，這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月港或許就是這個國策錯誤的縮影。所幸在時間的縫隙里總有頑強的生命在滋生，在偏遠的海疆再嚴苛的律法也會長滿荒草。是開放萬里海疆，還是給大海修一道城墻，官府和民間的兩種力量一直在博弈。橫蠻僵化的“海禁”政策必然導致人們的反抗，從躲躲閃閃的走私到武裝反抗，從小股海盜到聯合倭寇打殺劫掠，造成明朝東南沿海安全的心腹大患。也許統治者終于明白了“疏”強于“堵”這個道理，到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終于“開海”，月港開放洋市，成為中國商人唯一合法出海貿易的港口。那時的廣州是內向型港口，只允許外人來貿易，而月港是外向型的，允許商人出海貿易。月港苦澀地迎來歷史機遇，成了“海禁”政策松動的一個突破口。中國的絲綢、瓷器、草藥、農土特產品從這里出口，南洋、歐洲、美洲的貨物也紛至沓來。有幾種我們至今還日日享用的東西，應該和月港在那個時期的“開海”有關，番薯、土豆和煙草是最先在漳州一帶開始種植的作物。此時的月港，儼然東南大都會。遠洋的商船還通過貿易帶回大量的白銀。稅銀征收一度使其成為“天子南庫”。

可惜好景不長，萬歷年間，明朝在朝鮮戰場與日本開展了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爭。朝廷就像一個虛弱的巨人，一有風寒，先關門閉戶躲避風險，莫名其妙地再次退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月港海洋貿易首次停擺。此后大明王朝的海洋政策一直在開與禁之間搖擺，世界卻在不斷發生地覆天翻的變化。明朝衰亡了，改朝換代，月港機遇不再，更占地理優勢的廈門港崛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立廈門海關，則徹底宣告了月港作為一個外向型港口的終結。

月港的黃金時代不過200年，它算不上一個天然良港，是先民們用智慧和血汗掙來其一世英名。它壯大成長得益于朝廷的“開海”，它的消亡也同樣受制于今人無法理喻的“海禁”。月港沉淪，根在國策；民可載舟，民亦可行舟。閉關鎖國是封建王朝必然走向衰落的鐵律，成為遺址的月港便是這條鐵律的最好注釋。

如今，在大時代的潮流中，月港之外的現代化港口漳州港，已然成為面向海洋的代言人，在新世紀初就是國家一類開放口岸。我們不僅已“開海”，還要出海走向世界，讓我們的港口真正成為當代的“海舶鱗集、商賈咸聚”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