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中，有一段驚鴻一瞥的情節：埃里奧去與瑪奇婭見面時，將一本檸檬黃封皮的書送給了她。這本書，就是意大利詩人安東妮婭·波齊（Antonia Pozzi）的詩集《言語》（Parole）。

而接下來，瑪奇婭說的話除了指向埃里奧的生活，也隱隱地與這位詩人的命運相呼應：“……我覺得喜歡讀書的人，都有點神秘，會隱藏真實的自己。”今天我們在相片中看到的波齊，鬈發優雅地梳向耳邊，眉眼總是彎成淺淺的弧形，臉上綻放著柔和的笑容，甜美如同她乍看之下如花似錦、暢通無阻的人生——1912年2月13日出生于米蘭的上流社會家庭，父親是大律師，也是意大利倫巴第小城帕斯圖羅的市長，母親是來自帕維亞古老貴族家庭的女伯爵；從小接受精英教育，學習外語、繪畫、鋼琴、馬術、登山，在豐富的旅游經歷與智識生活中完成了學業。但這看似完美的表象斷裂于1938年12月3日：12月2日，波齊在米蘭郊區被發現昏迷不醒，在困于不可逆轉的殘暴睡眠中二十多個小時后，她離開了人世，死因是巴比妥酸鹽片中毒與受寒。

我與波齊的緣分始于意大利語翻譯家呂同六先生的《意大利二十世紀詩歌》中的兩篇翻譯，我無法忘記當年讀到《十一月》時，被其靈動而低回的氣息擊中的感覺，而同樣令我震動的還有詩人簡介中“畢業后突然立即自殺”的字句，一個人的生活看似明朗而平靜的河流下，究竟暗涌著多少“真實的自己”？我開始渴望在詩人作品的角落里尋找答案。2012年起，我鉆入了對波齊詩歌、信件、日記與傳記的爬梳與研讀中，此后一發不可收拾。2014年夏天，我譯出了第一首詩歌《江河》：哦，白晝，/哦，江河，/哦，無可挽回地流逝——//你的岸邊往上堆著謊言，/像堅實的砂礫——/你的河口/因你的水波/而升起白色的墳墓——//哦，白晝，/哦，江河，/哦，無可挽回地流經靈魂——//哦，我的靈魂/生來便孤獨/以致活著時便步入了/自己的棺中。

這首詩作于1933年12月17日，一開篇便是自然逝去的觸目景象；緊接著，第二節的一組嚴酷的比喻如同刀直落入手中般，猝不及防地插了進來：生活的河流日復一日地沖刷出謊言的礫石，牢不可破；與夢想相接的河口掀動著阻斷前行的白波，墳墓般地將未來吞沒。人與景、物與心、善與惡來回顛倒、交錯，構成了如詩人所言的“如披著裂開的白紗般”的張力，亦如知名詩人蒙塔萊所言：“輕盈的聲音，極少需要支撐，傾向于將音節燃燒進書頁的空白處；但卻是彌漫開來的”；第三、四節遞進到一種被意大利精神分析家博爾尼亞稱為萊奧帕爾迪式的、痛苦而深沉的憂郁中，道出了對生命的無望。

1930年，波齊愛上了自己的拉丁語和古希臘語老師安東尼奧·瑪利亞·切爾維，情竇初開的少女被這個“總是渴望變得更加純潔的最純潔的靈魂”深深地吸引，她認出了他眼中對“知識、完美與光明的不竭渴求”，還有源于父兄之死的巨大、隱秘的傷痛。純真熾烈的愛與深刻的聯結，從混同著仰慕、理解與哀憐的深情中生長而出。然而兩人在宗教信仰上的矛盾，特別是波齊父親的阻撓，使這份愛戀飽受苦痛與磨難：波齊的父親拒絕了切爾維的求婚請求，并在1931年安排女兒前往英國學習，以使兩人互相疏遠，1933年甚至向切爾維發出了決斗威脅。有情人克服萬難，終成眷屬的童話并沒有發生，在作出了“憑的不是心，而是善——憑的不是愛，而是愛的意志”的抉擇后，詩人一生中這段最絕對、最刻骨銘心的初戀終結于1933年。

從2014年至今，荏苒十年與詩人同行的歲月過去，所謂的“謊言”于我也漸漸有了輪廓：那是1931年寄給父母的信中，與詩歌和日記中的絕望形成殘酷對比的歡樂語氣；是相片中用微笑努力維持著的平靜生活；是《新的臉》一詩中，被家庭與社會規訓強加戴上的“陌生假面”。面具與真我之間延續一生的撕扯，在她的詩篇中如磷火般燃燒，不時閃現出死亡渴望的藍色幽光。蒙塔萊就曾洞察到這一點，稱因波齊的詩歌表達了“好的情感”而對其進行肯定，實則是掩蓋住了“她這位藝術家的撕裂與抵抗”的復雜性。這種身份分裂與異化的痛苦，也來自社會對女性粗暴、刻板的分類。波齊筆下那些刻著“危機女性”印記的文字，在她去世后，甚至還被她的父親試著抹去，可想而知她生前所承受的一切。

然而愛的根基力量，仍支撐她敏銳地審視著自己生活中他人看不見的動蕩，并誠實地直面人生的艱難。1933年8月至10月之間，波齊為逝去的愛寫下《夢想的生活》：一冊由十首簡潔而悲傷的詩篇組成的小詩集。在首篇《夢想的生活》夢囈般的開場白“與我說話的人不知/我曾過著別樣的生活”的牽引下，一種為凄迷的懷舊所籠罩著的，寓言式的講述徐徐地展開：男人的淚、面包上的刀、鮮活的孩子、心上的棺柩、墓坑所化的犁溝……一個個戲劇性的意象，在光明與陰郁，夢幻與殘酷參差、交錯的氛圍中逐一浮現，靜靜地喚起生命最強烈的愛痛。

1933年與切爾維分手時，波齊正就讀于米蘭大學，師從哲學家安東尼奧·班菲，1934年開始在班菲的指導下撰寫以福樓拜為主題的論文，1935年11月19日以最高分畢業。那時，她身處于一個充滿著思想激情、反抗著時代粗暴的全新環境中，并結識了維托里奧·塞雷尼、雷莫·坎通尼、迪諾·福馬吉奧、恩佐·帕奇、瑪麗婭·科爾蒂、阿爾貝托·蒙達多利等年輕的朋友——她與他們最終都成為了意大利戰后文學、思想、文化界的巨匠式人物。

1934年底，波齊與雷莫·坎通尼陷入熱戀，他高大英俊的外表下，是一種如被詛咒的脆弱之美。他在對她傾訴自己父親早逝，原生家庭分崩離析的不幸時，灑落在她臉上的淚水，被她以觸動到母性的愛書寫，如同對切爾維做過的那樣。“第二次愛”的到來，使她的個性中最為強烈的特質：對所愛的奉獻，又一次地噴涌至了情感的最高點。她將自己等待“重生”時的靈魂顫動：焦慮、渴盼、喜悅、安然傾注進了一系列詩篇中，獻給了愛人，其中就有著名的《輕盈的奉獻》：我愿我的靈魂于你/是輕盈的，/猶如白楊/樹梢上的樹葉，隨霧靄/籠罩的樹干頂端的陽光/熠熠生輝——//我愿以我的言語引導你/穿過一條印著薄影的/荒涼小路——/直至一座茵茵的靜默山谷/直至湖畔——/那邊，蘆竹隨縷縷氣流/沙沙作響/蜻蜓/同清淺的水相戲——//我愿我的靈魂于你/是輕盈的，/我愿我的詩于你是一座橋，/狹長而堅實，/在大地/幽暗的深洞上——/泛著白光。

我相信無論是誰，在閱讀波齊的詩歌時，一定能體會到她對自然根植于心的熱愛，她能讓我們感受到花朵的芬芳、樹葉和綠草的擺動。自然，特別是她常常前往的帕斯圖羅的鄉野，是她心靈的永恒歸所，格里尼亞“母親山”懷抱一切的無限，是令她迷醉的不可企及之美，而正是這種無限之愛與個體之愛相融合的靈魂力量，能將文字喚醒過來，使之在大地暗黑的隱喻上輕盈如風，透亮如光，流動如水，舒展著慰藉的柔情。

這種言語的魔法，來自她被蒙塔萊稱為“空氣般的勻凈”的最高風格下，“聲音的純潔與圖像的清晰”的“天賦”。波齊的詩歌，堪稱圖像詩的典范，她能用最簡潔的語言將一個完整的時刻深深地描畫至最入微處，這與她的攝影愛好密不可分。波齊一生拍攝了四千多張照片，她的攝影生涯與詩歌生涯幾乎同時開始，對最深邃、永恒畫面的捕捉，也是她的詩中最令人驚嘆的元素之一。

不過最令人動容的，是她的言語中，一種如同植物扎根于綿延群山般的生命力：微小，但充滿勇氣——“她的靈魂，讓人想到那些只能在裂縫邊緣、深淵崖側延展生長的高山植物。”波齊的大學同學瑪麗婭·科爾蒂如此回憶她，這也成為波齊詩歌的生動注解：一種由對事物的深度體驗而觸發的生命經驗書寫——詩人的步履始終行走于萬事萬物的渺小與廣大，脆弱與堅固，輕盈與幽邃明暗碰撞、交匯的崖邊，并以植物生長的堅韌，去觸碰一種宇宙性的狀態——那“姐妹萬物”的靈魂之所在。

如此敏銳、豐富的生命力，卻也似乎注定了她在與現實生活的接觸中，會更敏感地受傷。1935年初，波齊與坎通尼的關系陷入了艱難，他堅持個體的自由，對她說：“我不想你在我面前失去自我，我想你保持自我”，于是她“人格的噴涌”變成了“傷口”，對此她苦澀地寫下“由于我血中滿是生命/我才顫栗于/茫茫的冬里”。兩人也曾一起生活，卻還是無法越過橫貫于彼此興趣、感性與道德之間的鴻溝。最終他啟程前往德國，這段曾“使天竺葵和野橙花盛開”的愛戀也走到了盡頭。

愛情的失敗還不是1935年中她唯一的危機，周圍人對她作為詩人的天職并不完全理解，勸她“冷靜些”“盡量少寫”。班菲圈子倡導的是能對經驗進行理性檢視，并能反映時代“危機”的哲學與散文，詩歌被認為是表達人格中“弱點”的感傷，是歷史邊緣化之物。這個男性主導的圈子欣賞她的哲學思辨智慧，卻低估了她詩歌的價值。她痛苦地感到“詩言志，歌永言”“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言語的時代”已經消逝。

面對著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距離，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格格不入，她體內的詩人之血還是讓她作出了回應——接受自己作為詩人的孤寂命運。1935年2月13日生日那天，波齊寫下了《一種命運》：燈光與小屋/在岔口/喚走了同伴們。//你還剩下/這條風在夜里為你/揭去霧的蒼白道路：/你的渴/還剩下飛流直下的水，/疲憊的人/還剩下自己沉睡時/牧場上新生出的草。//每一個凝神于/自身之火的人/都聽任于唯一的一生。//但在你的河緩緩而行，/尋不見入海口時，/自由的星星/無窮無盡的——生命/正銀光搖顫：//若無一扇門/敞向你的疲頓，/若你的面龐之重/隨你每走一步而歸返于你，/若你的這種/比痛苦更深的歡樂/是繼續獨行于/你明澈的山之寂野中，//你便是在接受/你是詩人。

痛苦，在波齊的一生中，總是一種自我覺醒的啟蒙，她在1935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你要回去寫詩了……學著在你的內心中——孤獨地生活。構建自己……我是一個女人，但我必須比可憐的曼奇更堅強，他因為和我一樣的原因自殺了……我會伏案工作，愿福樓拜教導我……驕傲啊，請幫幫我——要二次重生——”于煎熬中，她確認了自己的“驕傲”：從女性的自我出發，繼續勇敢地生活、寫作，去付出“創造出講述我們人類手足們的愛、痛苦、生命與死亡的言語”的“神圣努力”，從而重生于世界。

由此她的詩歌展現出了更多元的面相：1935年至1938年，她的筆下有對生死循環本質的沉思（《立秋》）、有對戰爭所導致的歷史與個人悲劇性的刻畫（《女人們》《融》《夜間》《山》《女人的聲音》《地球》），有對法西斯政權下貧民苦難的強烈共鳴（《路》《垂死的孩子》《郊區》《五百人街》），文字風格也越加凝練，如閃電的迅光般靜謐而危險，但始終浮動著女性細膩的感知，與一種能精確地擊中人心深處最懷舊與脆弱部分的溫柔。

“一種命運”將她帶向了一條艱難的夢想之路：在創作上，她直言要如福樓拜一般，以“銼刀與鑿子的艱苦勞作”，與年少時“過度抒情”的“癌癥”作斗爭，于是她開始籌備寫作一部以自己的母系家譜為線索而展開的倫巴第歷史小說，為的就是要將“一種無比巨大的人類樸素感”傳達而出；在生活上，她決意拋棄自己從小被給予的財富與特權，“剝去身上一切多余的東西……去到窮人身邊，學習方言，重新開始。”她不顧傳統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成為了貧困學生就讀的技術學校的初中教員，并與摯友露琪婭·鮑齊，以及自己最后所愛戀的迪諾·福馬吉奧一起，投身于米蘭郊區的社會志愿活動。1938年2月27日的《五百人街》，見證了她將自己的出身階級視為原罪，懷著贖罪之心使自己卷入此地“被驅逐者之家”的荒涼與悲慘中去的身影：我們倆之間壓著/太多未說的言語//以及未饜足的饑餓、/安撫不下的孩童的哭喊、/患肺癆的媽媽的胸脯，/還有氣息——/破布的、屎溺的、死者的氣息——/蜿蜒過陰暗的走廊，//它們是風中幽咽的樹籬/隔開著我和你。//而外面，/朦朧的星辰下佇立著兩盞巨燈，/卻訴說著寬闊的道路出口/與奔向鄉間的/水流；//每一道光，每一座黑壓壓地/靠著天空的教堂，破舊的鞋履/踏出的每一步//都沿一道道空氣/虔誠地/把我帶向你。

這個身影最終走入了離五百人街不遠處的基亞拉瓦勒修道院附近，那如帕斯圖羅的山野般，六月會開著火紅罌粟花的草叢間。

我曾無數次追問，這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女孩，為何會在說出“開始認真地生活了”的話五個月后，帶著“致命的絕望”，于那個荒涼的冬日早一步離開。

如今波齊安息于帕斯圖羅格里尼亞山下一片“自由的草地”，與杜鵑花叢相伴，但是她在她的詩句中永遠鮮活，永遠年輕，永不逝去。我想，這就是近一百年后，她的作品依然打動我們的原因，因為里面葆有愛，葆有格物致知，葆有青春的一切特質：直覺上的新鮮、思想上的澄明、熱情的專注、激蕩的快樂、敏感的創痛——是我們或許正在經歷，或者已經忘卻的真實與純粹。在她的言語中，我們會記得，曾有一個女孩，堅信山“縱然身負裂痕與傷毀”也仍在教導著的堅持，在人生短短二十六載里，深切地感受著生活，并日復一日地，真摯地書寫著自己隨世間萬象的奧秘一同悸動著的靈魂，最終超越生死而永恒如山。

（作者系安東妮婭·波齊詩集《輕盈的奉獻》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