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陀

師陀《爭斗》手稿

《合浦珠還：師陀長篇革命小說〈爭斗〉檔案的發現與考辨》終于出版了，這是我的第一本文學檔案專著研究。

我遇到《爭斗》手稿實屬偶然。2017年，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手稿庫看到一份寫有“師陀手稿”的檔案，打開后發現這里有一部沒有名字、沒頭沒尾、沒有時間、沒有落款的四章舊手稿。出于好奇，我翻閱該稿，發現這四章內容連貫、情節銜接順暢，結構合理，應屬一部作品，當時我便想知道這是一部什么作品的手稿。很快，我就從書庫借來《師陀全集》，開始尋找這部作品。結果，我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找到與這四章極有關聯的小說《爭斗》。但這里收錄的《爭斗》只有九章，讀起來并不完整。而我所看到的那四章，除第10章（一○、講述了杜淵若、胡天雄、李文多等被國民黨當局關進監獄后，在獄中斗爭的相關情況。）與收錄在《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的《爭斗》第九章（66頁—72頁）幾乎一致外，另外三章為全新內容，而且與《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的《爭斗》緊密相聯，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就這樣，我開始慢慢走近師陀，走近小說《爭斗》。其后幾年，我又先后發現《爭斗》另外一章佚稿和兩部草稿，通過查閱大量資料，漸漸地我對《爭斗》的歷史有了大致清晰地認識。

《爭斗》是師陀1940年在上海“應香港《大公報》副刊主編楊剛之約”，創作的“以北平‘一二·九’運動為題材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小說。1939年9月1日，中共黨員、女作家楊剛由蕭乾推薦，接替蕭乾在香港《大公報》的工作，擔任了《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為讓《大公報·文藝》香港版擺脫以往“盡量不登雜文”“不參加文藝界任何斗爭”的傳統，楊剛決定擴大副刊的刊登范圍，盡可能多地刊登符合中共革命思想的各種作品以影響社會。除正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歌頌敵后軍民的感人事跡外，楊剛還積極邀請解放區、淪陷區的作家創作敢于大膽揭露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腐敗黑幕以及反映中國人民積極抗日救亡的作品，并在其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和《大公報·學生界》副刊發表。正是在這一時期，師陀受楊剛邀請，特地為大公報副刊創作了這部小說《爭斗》。

該小說講述了1935年“一二·九”運動在北平爆發前后，革命青年杜蘭若、革命教師馬己吾，以及進步學生杜淵若、胡天雄、李文多、董瑞蓮等人在籌劃以及進行和平游行示威時遭遇血腥鎮壓的故事。小說還描寫了女學生董瑞蓮因遭受國民黨反動軍警殘酷毆打而不幸去世，她的母親董太太進城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絕。

《爭斗》是師陀根據親身經歷創作的。1935年12月9日，傾向革命的師陀與北京大學的學生一道參加了“一二·九”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聲勢浩大的愛國革命運動。對于這場運動，師陀印象極為深刻。

接到約稿后，身在上海的師陀經過認真構思，很快就開始創作。當時的他生活清貧，租住的地方除一張床外，只有一張小寫字臺和一個小櫥。師陀每創作完成一章節，便寄給香港的《大公報》。《大公報》接到稿子后，很快編輯并自1940年11月至12月，在香港《大公報·文藝》和《大公報·學生界》連續刊載了《爭斗》前七章。在連載七章后，《爭斗》因故停載。至于原因，1941年1月4日《大公報·文藝》第1002期做出了解釋：《爭斗》作者現在病中，續稿未到，此文暫停發表，敬希讀者見諒 編者。

事實并非如此，只是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施壓《大公報》。為了保住《大公報》這個革命宣傳陣地，楊剛只得忍痛停載《爭斗》。但師陀并未放棄，時隔六個月，1941年7月，他將與《爭斗》前七章一脈相承的后兩章，以《無題》為名，在上海租界的《新文叢之二·破曉》上繼續發表，該雜志由“新文叢社”編輯出版。文末有編者按語：“本文為蘆焚（編者注：師陀筆名）先生長篇小說中有獨立性之兩章，今應編者之請，在此發表。”再之后，該小說又不見蹤影。是作者未創作完成？還是創作完成后未再有機會發表？

在其后近四十年，師陀未再提及《爭斗》。直至1986年11月27—28日、12月4日，在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人員談話時，師陀才又一次談到這部他已經“記不起名字”的作品，“……另外還有一個三部曲，我寫了二部，第三部沒寫完。這是在楊剛接《大公報》副刊時寫的。當時我用鋼筆復寫，很難復得清楚，所以后來叫什么題目我也記不得了。第二部快結尾時，日本人占領了香港，《大公報》因此停刊，我也就沒寫下去。”

2007年，清華大學解志熙教授與裴春芳博士相繼發現1940年底在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學生界》發表的《爭斗》前七章，和在上海《新文叢之二·破曉》上以《無題》為名發表的兩章。根據裴春芳博士的校讀，確證《無題》兩章與《爭斗》前七章一脈相承。對于《爭斗》前七章與《無題》兩章的發現，河南大學劉增杰教授在2012年5月1日撰寫的《師陀全集續編·前言》中，給予了積極評價。

但根據當時資料顯示，《爭斗》無疑是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這在研究師陀的學者中幾乎已經形成定論。因為此后一直沒有再發現任何與《爭斗》有關的資料，直到2017年我看到了這部《爭斗》四章手稿。實物的出現，證明了當年師陀確實完成了這部手稿，隨著后兩部殘稿的出現，證明了師陀對這部小說其實進行了幾次修改，其中一部復寫稿中更是出現了一章全新的章節，這讓這部小說章節數達到13章，共56000多字。由此可見，師陀先生當年應該是創作完成了這部小說，只是一些客觀原因讓小說無法繼續發表，再加之上海時局與自身生活的動蕩，該小說很有可能被他不小心“遺失”。隨著時間流逝，師陀記憶漸漸模糊，他也認為自己當年并沒有完成這部《爭斗》。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這部有關《爭斗》研究稿的字數越來越多，結果便有了這部書稿。后來，我更是通過上海朋友結識了師陀的公子王慶一先生。通過他，我對師陀有了更多的了解。王慶一先生對于我的研究十分支持，后來更是寫了一份授權書寄給我，不僅同意我將《爭斗》全文在這本書稿中刊出，還鼓勵我如有可能加大對館藏師陀資料的研究。我非常感謝慶一先生的信任與支持，他的這個舉動，讓我對館藏研究更有動力，也更有激情。

這幾年，常有人問我，你做這種史料研究到底有多大意義？他們認為這種研究太過于“孤獨”，而且也看不到什么物質收益。聽到他們這么說，我會笑著回答：我自己樂在其中，研究史料我會感到快樂與滿足。

我的忘年交、百歲老作家馬識途先生曾經告訴我，做學問，寫文章，都要耐得住寂寞，要“甘坐冷板凳，不追熱風潮”，他曾手寫一份警句送給我：為天下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我自知沒有什么天賦，但我從內心很喜歡史料研究，喜歡寫作，我想我會用心記住這句話，用以指引我一生的寫作。

在一次與上海華東師大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大家陳子善先生的聊天中，他對我的這個“研究史料的快樂與滿足”觀點表示贊同，他談到自己曾在華東師大圖書館工作過八年。那八年，對他的史料研究來說，其實至關重要，他稱之為“八年抗戰”，“那時候，我的心態十分平靜，能夠集中精力，不被打擾地埋頭在舊報刊中。常常一看就是一天。”

子善先生所說，研究者要在研究史料時“心態平靜”“集中精力”，我也有同感。研究者只有有了這種精神，才可能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披沙揀金”。同時，做史料學問的人在面對史料時，還要具備一種緊迫感，一種使命感，要有擔心“那些資料不去看就會消失的”的壓力。

我看過一篇有關子善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他常常告誡年輕研究者一句話：第二等的天資，老老實實做第二等的工作，可能產生第一流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資，做第一等的工作，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來。

這句話充滿著思辨。我想我會一輩子“老老實實”地去做史料研究工作。即使這項在別人看來，是一件“臟活”“累活”“苦活”，但我卻在這種“臟”與“累”中，“苦中作樂”，因為它能讓我感到愉悅與充實。

我希望自己對館藏研究的這份熱情能一直持續下去，對師陀先生的研究能一直延續下去。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不斷地讓文學館收藏的這些珍貴檔案“開口說話”，讓它們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作家們的文學故事。

感謝嚴家炎老師為我這本書題寫書名，清華大學教授解志熙老師為我寫序，有了他們的加持，我相信這本書會給中國現代文學史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也希望《爭斗》這本小說在八十多年后終于可以第一次以全貌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一二·九”運動爆發90周年，這本書的出版“生正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