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與文學的關系不是單向度的。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塑造著都城文化的形象，影響著都城文化的內涵。在唐代歷史上，除真實的長安以外，還有一個被文學塑造的“長安”。文人以現實中的長安形象為基礎，輔以虛構與想象，塑造了這座理想化的都城。唐代都城文學對于長安的形塑呈現出以下特征。

首先，唐代都城文學通過公私空間的書寫，構造出奇觀與凡常并存的多元長安，提升了都城形象的完整性。

“大道”作為城市的公共空間，不僅具有交通功能，也是唐代都城奇觀的一部分，是唐都恢宏氣象的具象化。初唐時期，以四杰歌行為代表的都城詩，展開了對道路與長安城恢宏圖景的書寫，并以通天之道隱喻實現理想的路徑，為魏晉六朝以來的“長安道”主題融入了時代精神。天寶之后，表現都城日常生活的作品日漸增多。書寫都城的詩大多不再歌頌太平、點綴盛世，而是轉入對市井里巷、民風民情的描繪。像東西市、蛤蟆陵、平康里等具體地名頻繁出現，使都市形象具體生動。這一時期，詩歌對私人空間的描寫逐漸增加。初盛唐時期，普通人宅邸的內部樣態少見于詩歌，但中唐以后，不少詩人對自己及友人的園林、宅邸有細致入微的描繪。這些富有文人雅趣及生活細節的園林景觀豐富了長安城的文學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傳奇小說中也出現了對街頭里巷的描寫。中唐以后，街頭里巷成為文人活動的重要空間，在他們筆下，出現了不少生活在狹斜里巷的主人公。如《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住在勝業坊，《李娃傳》中李娃的居所在平康里，《虬髯客傳》中有“乃一小板門”的描繪，而門后是虬髯客富麗堂皇的宅邸，等等。一條條里巷通往長安城整飭莊嚴表面下的另一世界。表與里，實與虛，二者相連構成了后世人們心中長安城的不同面貌。唐代都城文學從詠嘆奇觀到書寫日常的這一轉變，為宋以后古代都市形象的塑造埋下了伏筆。

其次，唐代都城文學關注夜間的都城面貌，創造出與日間長安迥異的“暗夜長安”景觀，增加了都城形象的豐富性。

長安城的繁榮催生了市民對夜生活的需求。但兩京嚴格的里坊制度及宵禁制度，限制了人們的夜游玩賞活動。一旦弛禁，人們的夜游熱情便會反彈。元宵節前后三天，特許“金吾不禁夜”，市民幾乎是傾城而出，這種壯觀的夜游景象為文學作品中那些帶著狂歡色彩的夜游描寫創造了契機。唐人筆記對此多有表現，如《朝野僉載》《大唐新語》《開元天寶遺事》《唐語林》等都描繪了夜晚時分火樹銀花的長安城以及全城縱情狂歡的景象。

除了特定節令外，長安城中的隱秘空間也是市民夜生活的一種選擇。以平康里為代表的“要鬧坊曲”，在坊門關閉后，坊內街道仍然熱鬧非凡。孫棨《北里志》等唐人筆記，描繪坊墻內外明暗兩別的獨特景觀。除歌伎外，唐代傳奇中經典的“俠盜”形象，也是暗夜長安的又一主角。車中女子、三鬟女子、柴紹弟等，或獨行盜寶，或嘯聚一方，出入王侯府邸如探囊取物。其言行雖“不軌于正義”，卻展現出“俠盜”的獨特魅力。在夜色的掩護下，這些俠盜自由穿行于長安城內，他們的身影打破了這座城市森嚴的空間隔閡，他們的肆意陳欲、快意恩仇，打破了長安紀法嚴明的固有印象。此類作品實現了對長安形象的補充，使之呈現出野性、張揚、肆意的特點，充滿生命力。

再次，唐代都城文學通過塑造傳奇人物，實現都城空間的虛構化、傳奇化。

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盛轉衰。士人或表達對現實的失落，或為了撫慰心靈，開始構擬“開天年間之都城”。他們選取典型人物，以傳奇筆法，融入想象與虛構，締造起一座亦幻亦真的記憶之都。

此類作品往往引入梨園弟子、流落宮人、白發老叟等人物，敘寫其流落離散之命運，發盛衰之嘆。梨園弟子這類形象尤其典型。梨園為皇家苑囿之一，唐玄宗在此教習音樂，鼎盛時規模達數千人。安史之亂后，“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其命運亦如眼前天翻地覆的國運。由此，個體的生命歷程與過去的盛世長安產生了某種關聯，引發文人的共情。此類作品如《江南遇天寶樂叟》《津陽門詩》《許云封傳》《東城父老傳》等，采用傳記筆法，敘寫個體之身世。講述者以濃烈的情感為回憶重新著色，使“曲江”“梨園”“華清宮”等標志景觀呈現出傳奇色彩。除了特定人物外，特定器物也有傳奇效果。曾親近天澤的器物如名馬、名花、竹杖等，即便流落到皇城之外，也承載了都城記憶。盛世不再，這些器物成為盛世長安僅存的吉光片羽，能勾起人們對都城昔日榮光的追懷。如顧況《露青竹杖歌》中，描寫了作為貢物的青竹杖流落民間，被當作普通竹杖使用；鄭嵎《津陽門詩》自注，能聞樂起舞的馬沒入軍中，被視為妖孽而杖殺。此類作品通過器物貫穿記憶空間與現實空間，借助回憶、想象乃至神異傳說，使都城形象呈現出虛構化、傳奇化的色彩。

最后，唐代都城文學通過將個體命運與都城結合，突破了詩人—都城的主客界限，實現了都城記憶空間的主體化。

唐代長篇詩歌往往有自傳化傾向，駱賓王《疇昔篇》、李白《流夜郎贈辛判官》、李紳《悲善才》等，在“自敘生平”時，用較大的篇幅描寫了宮殿、樓臺、大道、園囿等都城空間，使之與詩人的記憶、生命體驗相聯系。此類作品中的都城往往超越地理意義，是文人心中的“神圣之地”與精神歸屬，是青春與理想的化身。當文人遠離都城、流落邊陲時，又往往因局部空間相似，調用了對都城的記憶，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薛逢《醉春風》等借對都城榮光的回憶，填補眼前之荒蕪。然而，這種填補是暫時而虛幻的，一旦回到現實，就會因盛衰之異形成強烈的落差。詩人書寫自我生命歷程、構建心靈空間的過程，與重構都城空間的過程是統一的，是將生命體驗與都城記憶融合，強化都城與人的聯系，從而實現都城形象的主體化。

總之，唐代的都城文學塑造了萬國來朝、八音繁會的唐代都市。這個亦幻亦真的“盛世長安”形象，構成了文人心目中的理想都城。回顧唐代都城文學對長安的形塑過程，不只是回望歷史，更能啟發我們重新思考文學與都城的共生共榮的關系，為今天的城市發展提供文化滋養與審美指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