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季節，懷化多雨。在參加“福地懷化”采風活動時，懷化文聯的同志希望我能利用周日時間與懷化的文學愛好者見個面，見面地點選在工人文化宮一家新開的樂之書店，同行者還有兩位著名的文學期刊主編。懷化的雨毫無章法可言，我們出發前，天忽然就下起了雨，而且下得十分執拗，我想，這樣的雨天見面的人不會太多，見面會充其量就是例行公事罷了。

結果卻出乎我的意料，乘車來到樂之書店，書店里坐滿了冒雨趕來的讀者，門口許多收攏的雨傘還在滴著水珠。讀者有年輕人，也有老年人，還有幾名小學生。文聯的同志告訴我，這些文學愛好者有教師、機關干部、工人、自由職業者，還有一位老領導是退休后才愛上文學的。

盡管這些文學愛好者身份不同，但聽講都十分認真，講座過程十分安靜，沒有人交頭接耳，沒有人打手機，比很多專業文學會議的秩序和氛圍都要好。講與聽從來都是雙向互動，聽者認真，講者就情緒高漲，受聽眾的專注感染，兩位文學期刊主編講得滔滔不絕，頗具誨人不倦的精神，以至于超出了預定時間。講座結束后那位退休領導問了我幾個創作上的問題，在解答之后我問他：退下來有很多事可做，比如養花、釣魚、旅游，您怎么偏偏選擇了文學？他說：退下來由忙入閑，就好像置身于暑熱難消的夏夜，感覺一切都沒了色彩，文學好比一盞燈，能讓夏夜里的花花草草恢復顏色。

不久前我到有著“苦瘠甲天下”之稱的寧夏西海固調研，在彭陽縣黃土漫天的交岔鄉關口村，我和調研組的同志見到了年過五十的農民詩人曹兵。曹兵一個人陪著年邁的父母居住在兩棟簡陋的房子里，房前是一個場院和兩孔舊窯洞，周圍沒有鄰居，就這樣一戶孤零零的人家對著黃土崖下三十幾畝薄田——那是曹兵生計的來源。曹兵沒有成家，他的母親看到調研組年輕的女性就上前拉著手說個不停，老人家的方言很難聽懂，但我們都能讀懂她那種羨慕渴望的神情，她一定希望兒子能早點娶上媳婦，成個家。一般而言，這樣孤寂艱苦的生活環境，會在人的心里投下陰影，然而，當我們坐下來與這位臉色黧黑的農民詩人交流時，我們發現，曹兵沒有絲毫對命運不公的抱怨，他的心態平和如黃土崖下的麥地。他認為是詩讓他的精神世界豐富起來，在網上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詩友，春種秋收、年復一年，他的日子是被文學照亮的。我們去的那天，恰逢母親節，曹兵為我們朗誦了他寫的詩《母親節》，“今天是母親節，我把最好的詩歌獻給母親……”這個樸實的農民詩人，用詩來表達對母親最真摯的愛。從他朗誦的詩中，我覺得這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是一個因文學滋潤而變得生命張力十足的人。

那位退休干部關于文學是一盞燈的比喻并不新鮮，博爾赫斯就有過類似的說法，問題是這句話從一位離開工作崗位的人口中說出來，其意義便遞進了幾層。文學這盞燈，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照亮的領域是不同的，青少年階段，它照亮的更多是追求和夢想；成熟的中年階段，它照亮的是現實中無法釋懷的溝壑；而到了退休后的晚年，它照亮的則是精神世界的反芻和自洽。而農民詩人曹兵靠文學之光取暖的生活令人感動，人在解決了溫飽之后，精神的慰藉才是最貼心的慰藉。

生活離不開光，但光與光也有所不同，有的光能曬爆你的皮膚，如沙漠正午的毒日；有的光能灼傷你的眼睛，如電焊閃爍出的弧光；還有的光虛冷飄忽，令人恐怖，如詩人李賀筆下的冷翠燭；更有一些光文過飾非，真假難辨，如鐳射光勾勒出的花花世界。文學之光則不同，它包容、悲憫，它柔和、溫暖、持久、超越生命、超越物種、超越時空，只要你需要，它就會無私地奉獻予你，沒有索取，不求回報。

文學之光之所以值得贊美，是因為它具有日月和大地的品格，像日無私照、地無私載一樣，它會把光芒賦予每一個有需求的人，無論貧富還是貴賤，所有人在名著面前都是讀者，所有作者在文學的世界里都是平等的。生于名家，出于名校，不一定就能寫出好作品，而處于底層，出身草根，只要不缺少愛和天賦，文學之光同樣會聚焦在你的身上。

文學照亮生活，對于更多的人來說，照亮的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不能否認，一些家境貧寒的人通過文學改變了命運、改善了生活，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對于絕大多數文學愛好者來說，他們對文學的熱愛，就是一種精神寄托，文學對于他們來說，是夜空中的一顆星，是幽暗屋子里的一盞燈，或者是密林中透過的一縷光。他們不會去思考更多的所謂意義，只想讓這道文學之光照亮日常生活。其實，無需給文學之光附加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文學愛好者都想成為托爾斯泰或者馬爾克斯，文學之光能做到給缺少感情者以感情，給懦弱者以堅強，給善良者以歡樂，這就足夠了。

20世紀80年代我在東北一個小市的文教局工作，老局長是一個對草木花鳥、小貓小狗都感興趣的人，待人處事特別豁達。一天，我在《黑龍江日報》副刊上看到一首詩，詩不長，卻感情細膩，意象清新，讀來如飲甘泉，我覺得這詩應該出自女詩人之手，但作者卻署著老局長的名字。我拿著報紙去問，老局長說這是他在早晨散步時有感而發寫的詩，投出去沒想到這么快就見報了。當時國內正流行詩歌熱，讀詩談詩是文人茶余飯后少不了的話題。有一次我問：您都當局長了，怎么還寫詩呢？他說寫詩和當不當局長沒關系，他不僅寫詩，還寫小說和散文。老局長給我講了他與文學結緣的故事。他20世紀60年代末在縣里一個文化單位工作，后來因政策調整全家下放到農村。那時農村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生產方式也相當落后，繁重的農活對一個文人來說絕對是一大考驗。生活境遇的變故讓他一度感到失落、迷茫，偶然的一天，他讀到了魯迅的散文詩《希望》，他的心房受到了撞擊，于是決定用文學來對抗苦悶彷徨，他惡補了幾乎能找到的所有文學作品，并嘗試著文學創作。他說，如果沒有文學，那些日子真的很難熬過來。后來，他創作的拉場戲、二人轉被縣劇團采用，他也被調到了縣劇團，生活軌跡再次發生逆轉。

我問他，當初愛上文學是想通過文學來改變生活際遇嗎？老局長搖了搖頭說，功利的動機會降低愛的純度，他當初愛上文學，就是為了讓乏味單調的日子充盈起來，因為他不喜歡摸牌九、喝燒酒，而打牌喝酒是當地社員流行的娛樂方式。因為文學，他開始留心農村生活的細節，在日記本上記下了許多有趣的人和事，僅歇后語就記了上百條，是農民式的幽默讓他看淡了生活中的坎坷。老局長說，你沒發現嗎？專家們寫幾千字論述不明白的道理，農民一句歇后語就說通了。

我明白了，是文學之光的照耀，讓逆境中的老局長獲得了精神上的溫暖，從而讓那段苦澀的日子變成了一種體驗而不是一種煎熬。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