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大眾文藝的發展難題不只是文藝如何走向大眾，更在于大眾如何走入文藝，在于如何讓大眾真正成為文藝實踐的主體、動力與旨歸。學者唐小兵曾在《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一文中，將延安文藝界定為充分實現了的大眾文藝，關鍵原因便是延安文藝直接參與和塑造了生活本身，具備生活與藝術同一的先鋒性。循此思路，我們或可將“新大眾文藝”之新質，或者說先鋒性，描述為大眾借助數字技術的賦權，以多樣化的文藝形式自發書寫與構建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全然依賴文化精英階層的代言。

值得細究的是，此處所說的書寫與創作，指向更廣泛的表達實踐，包括網絡小說、短視頻、播客、脫口秀、說唱音樂等，展示了當代創作者“構形”現實經驗的強大能力。這早已不再是單一的職業、專業、市場或是草根行為，而是一場更為駁雜且廣義的“社會書寫”浪潮，持續而熱烈地展示著原本高度區隔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樣態。而決定稱其為“創作”“作品”的關鍵，或許在于是否體現了創作者的鮮活經驗、獨到問題與獨特風格，是否表達了自我與時代的真實面向。

與此前歷史階段相比，“新大眾文藝”的先鋒性更為凸顯數字技術的強勢在場，科技、藝術與生活更為有機地滲透交融，集體智慧借助算法、云端與大模型獲得全新的用武之地。以往科技與文化被分裂為“兩種文化”，科技還被不少人文學者指責為侵蝕人類審美的異化力量。然而，在短視頻、同人二創、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中，“科文融合”所掀起的巨浪勢不可當：創作者構成、作品形態、生產關系、傳播邏輯與文化治理規則都正在被改寫。因此，理解新大眾文藝，不能“就文藝談文藝”，而應進入“技術—制度—文化”交織、“科技—文藝—生活”交融的整體場域。尤其是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技術基礎設施”被廣泛運用，新大眾文藝展示出諸多新的可能性，但一些新的瓶頸短板亟待去解決。

技術既有“拉平”與大眾化的潛能，也可能在具體實踐中造成新的分化

AI之于新大眾文藝的影響，首先是降低了創作門檻。創作者可以借助AI工具迅速生成文章、文案、戲劇腳本、圖片、視頻、音樂等。因此AI也被視為一種惠及普通人、“拉平”文化階層的利器。所謂“拉平”，就是讓在資本、信息、技能或話語上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能夠縮短與優勢群體之間的距離。這方面的嘗試已有很多，比如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2024年5月發布百萬字AI小說《天命使徒》，并借此宣告“人人皆能寫長篇不是夢”。雖然圍繞AI輔助創作的必要性、質量與相關倫理問題還有諸多爭議，但可以明確的是原有的、天經地義的創作秩序正在遭受沖擊，“作者”“風格”“原創性”“著作權”等基本觀念正在被重新反思。大眾有可能借助AI技術獲得話語權，表達自身主體性與觀點，進而引發敘事與審美范式的變革。在這一理想化的發展路徑中，技術發展成為文化民主的有力保障，技術也成為重塑生活方式的重要“基座”。

“拉平”不只發生在精英與大眾之間，也有助于提升非母語者、少數民族等群體的自我表達能力。在面對高深艱澀的專業知識或是不得其門而入的異質文化時，AI也能夠給出通俗易懂的解釋，充當起普及者與翻譯官的角色，大大降低溝通交流的成本。目前許多網站、社交軟件都已植入AI插件，大眾可以低門檻、低成本地享受AI輔助創作帶來的便利。最好的結果，當然就是化大眾為創作者，讓他們從文藝作品的生產、分發到變現，都有資格參與其中，享受技術紅利。

但“人人可創”遠不等于“人人受益”，AI工具既有“拉平”與大眾化的潛能，也可能在具體實踐中造成新的分化。付費模型、高質量提示詞與優質算力資源仍集中在受教育水平較高、經濟條件較好的用戶手中。而有些人被時代甩下，甚至淪為“數字時代新文盲”。另外，當自下而上、自發主動創作的作品進入各大平臺之后，很有可能立即進入流量與算法的鐵律之中，多數可見的是“頭部”創作者。往往受制于算法黑箱，創作者為追求點擊量、完播率等，不得不努力猜測，或是過度迎合成功模板，由此帶來大量“迎合性/平均化創作”，導致個性化特征被壓抑，作品質量堪憂。一邊是創作量爆炸，一邊是“千人一面”甚至質量低劣化，如果不加以合理引導，“拉平”的愿景最終會落腳到算法的殘酷方程式之中。就目前而言，精英群體、頭部創作者、主流創作模式、熱點話題等依舊是流量潮頭，大眾距離自身的真正“可見”尚有相當距離。

大眾與分眾并非機械對立，而是互為條件、循環共生

伴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大眾文化素質的提高以及對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創作者數量與創作內容也迎來指數級增長。進入AI紀元，一鍵生成文本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這無疑加劇了信息過載、作品過剩、注意力稀缺的境況，因此也極為適配于當前的“算法分發機制”。平臺依靠深度學習模型對用戶畫像的高度細分，將每一次的滑屏、停頓與互動都視作可量化的反饋，不斷優化改進，最終能夠在秒級完成精準投放。海量內容與精細分發，共同塑造了圈層化、垂直化的受眾。由此就形成一個有趣的悖論：一方面，內容的生產與傳播覆蓋了更廣的受眾，總體規模比任何時期都“大眾”；另一方面，圈層化也相伴相生，大眾化與圈層化共存于新大眾文藝生態之中。這刺激我們思考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如何理解“新大眾文藝”之“大眾”，二是如何理解大眾化與分眾化的關系。

首先是大眾的含義，以往所說的“大眾文化”之“大眾”，往往講的是內容消費層面的“最大公約數”。然而，當算法驅動的短視頻平臺、網絡文學站點和播客社區成為新的文化基礎設施后，傳統意義上的“大眾”被重新切割、動態拼接，往往圍繞特定事件/作品/IP集合出“大眾”聲音，所謂“出圈”“爆了”皆為此類。為了更好地讓作品抵達受眾，受眾又被精準劃分進無數趣緣群體，每個群體都足以自洽，構成高度分眾化的微型世界。至此，“大眾”再次變身為“大眾的局部”甚至“窄眾”。

常見的流量分配機制是“先分眾、后大眾、再細分”的循環鏈條。作品一旦觸及廣泛人群，新的傳播分支也會出現：不同圈層對同一文本的再闡釋與再生產層出不窮。同人寫手、剪輯博主、“鬼畜”作者、“考據黨”紛紛接力，圍繞原作生成衍生內容，又把受眾重新拉回到各自的小圈層。這正體現了新大眾文藝的“現場感”與“參與性”，不同創作者可以從不同層面“共寫”這些社會文本，展現當代生活與當代中國人的不同精神面向。當然，圈層化一旦板結固化，就會帶來同溫層、信息繭房、價值觀撕裂等負面影響。

其次是大眾化與分眾化的關系。大眾與分眾并非機械對立，而是一種互為條件、循環共生的關系：充分的大眾化提供了巨大的“作品池”，讓更多以往不會被覺察的細流有機會融入；而細化的圈層又如同無數毛細血管，確保了文藝生產扎根民心民情的活力與韌性。或許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大眾”的若干種定義方式，而在于如何在算法驅動與多樣性之間取得平衡，讓每一種文化表達既能找到歸屬的小圈層，又有機會在適當時機與他者交融對話，匯入廣闊的時代洪流。在此意義上，新大眾文藝的核心價值，恰恰在于它能夠包容同質與差異、普遍與特殊、主流與邊緣，搭建起一個更為包容且多元的文化生態系統。

技術、文化與制度多方合力突破“人人可創”的表面浮華

新大眾文藝正是在上述“拉平”與“再分層”、“大眾化”與“分眾化”的動態循環中汲取活力與自我更新。在技術刺激、既有秩序攪動、數字傳播環境變遷等多種因素的疊加下，當代創作者所捕捉的各種“經驗切片”得以顯現，打破了高度專業化、區隔化的創作壁壘，也讓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社會》所設想的機會平等、團結協作的“共同文化”初露可能。新大眾文藝的先鋒性、動態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只從“局部”一廂情愿地投射自己的文化設想，而是必須全面思考AI技術賦能新大眾文藝的可能路徑。

首先，需要把AI當作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公共算力與開源模型不應被少數機構壟斷，而盡可能向創作者開放，確保簡單、清晰、可理解，避免數字鴻溝。其次，應完善數字素養與創作倫理教育，將提示詞設計、版權合規、事實核查和寫作倫理逐步納入學校課程與社區培訓，引導更多普通創作者去思考如何與機器協作、如何辨別信息真偽、如何保護原創權益等基礎問題。再次，各大平臺在逐利導向下精準匹配用戶興趣的同時，還應當引入多樣性指標，加大對小眾高質內容的扶持，提高算法透明度并優化創作者的收益分配。這方面已有許多經驗教訓，比如2024年網文平臺番茄小說在合同協議中試圖將簽約作品用于大模型訓練，便引發作者集體抵制。作者們認為如果大模型可以隨意吸納原創內容，勢必會削弱原創作者的創新動力，其身份近乎“數字佃農”，而且未來還可能遭遇不必要的版權糾紛。這提示我們，平臺的逐利屬性與社會職能到底如何平衡，還需得到制度上的規范與約束。最后，創作者也應當在技術沖擊下葆有不斷創作的熱情與真誠，積極刻畫自身真實存在，深耕個人獨特風格，靈活運用多種媒介講述屬于自己與時代的故事。唯有技術、文化與制度多方合力，才能突破“人人可創”的表面浮華，最終構建起真正多樣自主、共生共榮的文化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