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青年寫作者來說，談論自己的文學觀多少有些不成熟且不自知。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如果一個青年寫作者不在自己的內心為文學觀留下一個存放的地方，同樣也是沒有寫作野心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觀就像是哲人石，讓文本點石成金。我誠惶誠恐，與其說是談論文學觀，不如說是寫作觀更為恰當。在此，我也只能簡單地談一下我對寫作的理解。

我一直在進行小說的創作，除此之外，我也嘗試創作詩歌和散文。拋開文體之間的互相滋養不談，在進行探索性的創作時，我逐漸感受或者理解到小說的魅力所在——它的空、它的滿、它的快、它的慢在不斷刺激著我，如同永恒的問號，吸引我寫出自己的答案。可惜我閱歷太淺，始終不能寫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回答。每次電腦熄屏，我一下子與黑漆漆的顯示屏上映射的雙眼對視，我總能心中一驚：我究竟想要什么？

這個想法日漸強烈。我搬進一個20平方米的出租屋，專心探索答案。我特意選了一個高樓層，每天不拉開窗簾，時序的嬗遞在我這里失效，與外界的關系也日漸模糊。內蒙古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但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天。在日復一日的重復中，我感覺身體中有些東西被打開了，也有些東西被磨尖了。

我的寫作一直和內蒙古相關，但我仍在尋找一種貼近她的方式。我出生在內蒙古西部的巴彥淖爾——一個位處邊地的小城。在我小的時候，沙塵四處肆虐。近年來鋪天蓋地的沙塵已然少見，但漫天的“陰黃”已然成為我血肉的一部分，在身處異鄉的每個陰天時刻，我的腦海里總是響起此起彼伏的風聲，將我一遍又一遍地吹回故鄉。

我在很多篇小說中使用“黃鎮”一詞。毫無疑問，這源自我對故鄉在文學地理學層面上的思考和感受。但前幾年在和一位河南朋友的聊天中偶然得知，河南的春天竟然也有沙塵暴。我突然意識到所謂的文學地理學的局限，也意識到自己從來沒有深入思考過“黃鎮”——相比較具體的“黃鎮”，它還擁有更為廣闊的心理空間可能。在我的腦海中，“黃鎮”開始快速蔓延、擴張、生長，里面形形色色的人沖我打著招呼，很多都是陌生面孔，我像一個初來乍到的外人手足無措，在四下警惕的打量中不斷感嘆自己的淺薄。

除卻日漸擴充的空間意識，我在我的文本中還進行文學時間層面的探索。在我有限的理解中，行之有效的文本敘事時間同文學思潮或者說流派緊密相連，相比具體的地理空間的文學賦形，一個抽象的時間觀念可以憑借其獨有的靈活性在不同文本中生生不息。保羅·利科認為，時間以一種敘述的方式被表達出來才成為人類的時間。我覺得這句話對于寫作者來說有三個要素值得注意：第一個是時間，第二個是所要敘述的事件，第三個就是在此作為敘述者的寫作者。基于此，我嘗試論述時間的三種類型。

首先是再現性時間，敘事時間和事件發展處于均衡狀態。這一點在寫實類的文本中較為突出，人物、環境都統一于客觀時間的統攝下，強調規律，重視事件發生的邏輯。作家試圖通過在文本里建立因果關系，表現出自己對于現實的理解。在此，時間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存在，敘事時間以其絕對性、全觀性隱含在文本之中，加之作者有意為之的內容自律，一些歷史性的或者說科學性的文本特征也就隨之而來。

其次是寓言性時間，敘事時間超越事件發展。這在魔幻、科幻等類型文學文本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類文本往往重視講述事件，人物、情緒、環境等元素也是為事件所服務，敘事時間在此處于一個懸置狀態。在這類作品中，作家將現實的邏輯弱化為文本的邏輯，只為傳達信息或理念而寫作。

最后是主體性時間，敘事時間小于事件發展。這又可以分為個體時間和群體時間兩個維度。在個體時間的視閾中，相較于客觀事件所發生的速率，人對于事件的感受和認知被拉長，傳統事件的時間邏輯可以被顛覆，懷舊、創傷、向往等情感也隨之產生。事件在主體的心理綿延中被賦予情感，也具有了“褶皺”的意味。

而在集體時間中，作家的處理方式就變得豐富起來，比如多條線索在結尾匯集、限制視角下的多維敘事或是視角的來回轉換。對集體時間的有效處理，至少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個是作為單位事件內個體生命經驗的集合而出現，另一個便是指向了個體的局限與突破的可能。

卡爾維諾曾言：“世界先于人類存在，而且會在人類之后繼續存在，人類只是世界所擁有的一次機會，用來組織一些關于其自身的信息。”寫作固然有很多理性的、科學的、經驗的部分，但感知的、靈性的、先驗的內部特質不可或缺。在稍縱即逝的“存在”與電光石火的靈感“機會”中，我們該如何面對彼此、面對文學？我更喜歡用“相遇”一詞予以應對，這個詞代表可能，代表時間和空間交匯點上的理解，更代表日漸模糊的面龐下幾個孤獨靈魂的膽怯相認。

蘇熱，1997年生于內蒙古巴彥淖爾，蒙古族。作品見于《草原》《北京文學》《上海文學》《青年作家》《青年文學》等雜志。曾獲第九屆青春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