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西當代文學史上，女作家的文學創作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壯族女作家陶麗群的中篇小說《插秧季》（《民族文學》2025年第3期）在開闊的鄉土場景中書寫女性經驗與現實力量，不僅豐富了廣西女作家的創作實踐，更為當代女性寫作提供了一條富有民族特色的創新路徑。

稻田空間與主體建構

在新文學史上，女性經驗或被鑲嵌于國家民族的大歷史中，或被聚焦到私人領域。回到真實生活，書寫真切的女性經驗，是女作家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插秧季》將活動場所設置在稻田，這一開放性的空間隱喻重構了女性與自我、社會及生活的關系，具有多重的指向意義。稻田作為開放性的生產空間，打破了傳統女性文學常見的空間上的禁錮性，女性從家庭走向田野，首先是從“不可見的家務盲區”進入“可見的生產領域”。在小說中，不管是凌晨天光未亮時稻田里密密麻麻的忙碌人影，還是正午酷熱中沉默勞作的困乏身影，抑或者月光中被蚊蟲叮咬的惱火人聲，女性從事農事勞動、參與農業生產的行為一直外顯于人們的視野之中。這種“被看見”明確了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存在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稻田的空間性質并不僅僅集中于公開性，更在于其生產性。與起居性質和消費性質的房間、街道甚至商場等日常空間相比，稻田作為勞動場域，處在“秧苗—水稻—稻谷”這一自然生長邏輯和“插秧—工錢—收入”這一社會經濟邏輯之雙重生產性維度的交叉地帶，女性通過體力勞動，不僅助力農作物的生長，而且獲得經濟自主權，稻田在這里顯然成為農業經濟賦能和女性主體建構的象征空間。

稻田里，女性賴以生存和參與競爭的重要基礎不再是外貌和學識，而是農事勞動技能。小說對女性的細致描述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對女性身體的關注。跟大多數作品不同，陶麗群對女性身體的書寫并不是基于欲望或者審美的邏輯，而是出于勞動的視角。或者是積極性的，小說中寫到一副干活的好身板可以贏得團隊中的權威，如慧嫂，可以締結令人羨慕的婚事，如芳姐；或者頗有消極意味，小說寫到在高勞動強度和惡劣條件下負重艱難前行的身體，如水清嬸懷孕四個月依然吃力勞作，“我”被扁擔切割得皮肉生疼。難得的是，女性人物們的心態始終是積極的，她們認可體力付出與經濟收益之間的對等邏輯，因此對可以獲得經濟自主權和家庭貢獻值的體力代價保持著一種自然而然的淡定和游刃有余的信心。

其二是對勞動經驗及技巧的詳細交代，比如女人們對插秧工作的細致準備、對插秧流程的了然于心、對進度和工作量近乎精準的估算，以及應對天色、氣溫及螞蟥的熟練操作。這些在稻田這一特定場景中，成為女性非常重要的傍身技能和生存能力。由此可以說，《插秧季》中，當房間擴展為稻田，女性獲得的不僅僅是更寬闊的物理空間，而是在勞動與自然的交織中，以開放性確認了女性的社會價值，又以勞動的艱辛和苦痛，探尋著女性主體的可能之路。

情感理解與價值共識

《插秧季》所書寫的稻田空間不僅僅是公開性的，更是集體性的。插秧客一般三四人結伴搭伙合作，這種臨時性的勞動聯盟構成了女性的情感共同體。小說多次描寫勞動間隙見縫插針似的聊天，內容涉及解乏調侃、原生家庭、婚姻態度及處事方式等，這些對話看似可有可無，卻奠定了她們相互之間的情感理解和價值共識的基礎。

實際上，五四以來女作家對姐妹情誼的書寫并不罕見，充分體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對精神價值的追求。相比之下，《插秧季》中姐妹情誼的書寫更為獨特、理性。

首先，區別于更側重情感上的同理和共情的浪漫想象，《插秧季》中的姐妹情誼更為正向務實，其旨歸是基于解決問題的互助協作。這個插秧客共同體雖是臨時組建，但是每個人的性格、特長和能力卻互補互長，成為一個結構合理、效高質優的團隊。慧嫂經驗足、人緣好，是有權威的決策者；芳姐身手好、效率高，是有能力的技術員；水清嬸提供情感后援和醫療保障，作為學生的“我”是執行者和跟隨者，增強向心性和凝聚力。在這段姐妹情誼中，每個人各有不同的位置和貢獻，結合在一起便可以使插秧過程中遇到的難題迎刃而解。

其次，《插秧季》中的姐妹情誼表現出更多兩性間的支持感。如在慧嫂家，丈夫和兩個小叔子在工地上打工掙錢，慧嫂和家公打理家里的地，男女合作，奔赴前景；雇主金達嫂家則更像是傳統性別分工的現代轉化，保留著“男耕女織”的框架，男人負責耙田翻耕，女人負責育秧插秧，既肯定男性的體力優勢，又確立女性的勞作價值。通過丈夫受傷的情節，小說將性別矛盾轉化為生存挑戰，讓人物在共同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強化了共生關系。

因此，陶麗群筆下的姐妹情誼書寫具有更加開放的姿態，打破了傳統的女性“獨語”視角，升華為人際間的體諒和厚道，一如小說中所寫的艱難泥路上人與人之間“助人乃助己”的道理，甚至在雇主和插秧客之間，也有相互的理解和扶持。這表明當下的女性文學已從“性別自覺”走向“社會自覺”，正在建構起更具包容性的性別認知體系。

鄉土敘事與中國故事

《插秧季》并不僅僅是從性別出發的生命經驗的表達，而是以女性經驗作為起點，憑借鄉土場景和鄉村經驗見證和表達了更廣闊的中國現實。不同于許多民族作家對民族地區特有風情和自然景觀的熱衷和渲染，陶麗群小說的鄉土敘事不是與世隔絕的浪漫桃花源，而是觀察當下中國現實的一面棱鏡。

小說對地理空間的分布和分界的描述，更多指向新的歷史背景下的地緣書寫，既包括人與地理、人與土地的關系，也包括基于地理差異而產生的人際互補共生的生存方式。在南屏地界內，不同屯子相互之間的辨稱總帶著南屏兩個字，如南屏墻紅、南屏鳳凰等，而出了南屏，就統稱為南屏了。盡管因為地理條件不同，兩岸人的生活差距懸殊，但并不妨礙他們對這個地方的認同，陶麗群稱之為“隱秘而微妙的情緒”。事實上，小說雖然是以民族地區地理開篇，表達的卻是普遍存在于中國鄉村的“人與地之間的情感紐帶”（段義孚《戀地情結》）。

陶麗群無意表現鄉土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的撕裂和重構，而是潛入傳統農耕體系內，自然而扎實地通過春種秋收的時令認知和勞作節奏，表現人與土地的共生共存。與上述空間建構相對應的，便是作者通過對農歷七月農作物的時令節奏進行描寫所建構的時間詩學。陶麗群從氣候和節令之間的聯系說起，溫差、濕度和日照的長短都對農作物的生長產生極大影響，所以七月十四這一夏秋之交的節令，就成為人們安排農事的關鍵依據。更難得的是，陶麗群也將人類的感知和農作物的生長進行對應，既以人類對季節和氣候相對鈍化的感受作為逆向反襯，又以人們對于節令的積極順應和能動安排作為順向呼應，最終在農耕秩序中凝結出“天人感應”的文化內核。

由狹窄而寬闊，由鄉土及中國，陶麗群真實呈現了中國多元一體的社會結構。女人集體勞作的插秧場景，對接著傳統農業的共同體勞作方式，又與現代文學張揚的個人主義形成對照，折射出更多維度的中國現實；女人間口述分享的農事經驗和技巧，隱含著民間智慧，與書面傳承的農耕知識和文化體系形成對應，表現出更為博大的中國文化；每逢插秧季，北岸民眾渡河南下參加農事，這種季節性的空間越界行為，既是民族地區特有的交換方式，又與更廣泛的城鄉勞動力流動現象形成對應，表現出中國人互補共生的生存格局。

在女性寫作層面，《插秧季》以對日常生活和互助傳統的書寫，展現出更加廣闊的敘事視角；在民族文學層面，則通過勞動敘事重建人與土地間的關系，實現了民族書寫和中國故事的有效對接。也正是這些創作上的探索，使陶麗群的創作意義得以彰顯，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敘事路徑。

（作者系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