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蝶衣編的《萬象》是獨樹一幟的，因為他開創了新的方向，讓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同時在一個刊物上亮相。

陳蝶衣（1909—2007）是近代著名報人、作家，也是蜚聲樂壇的詞作家。近日，《陳蝶衣文集》（第一輯）整理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介紹了這位海派文人與四十年代上海文學的豐富關聯，以及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1940年代的上海經歷了三個時期，即孤島時期、淪陷時期，以及抗戰勝利后到上海解放三個不同的時期。陳蝶衣作為一個文學家，一個文學編輯，后來又成為一個著名的歌詞作家，他在其間經歷了哪些事，發揮了哪些作用？我從三個方面來介紹。

第一，主編《萬象》和《春秋》，這兩份雜志都是當時非常有影響的文學刊物，尤其是《萬象》，具有將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并舉的開拓之功。第二，在這一時期，他同時在不斷寫作，發表各種各樣有特色的作品。第三，他的新拓展，即歌詞創作，這直接影響到他去香港以后的發展。

主編《萬象》《春秋》，促進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合流

近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文學形成了兩股潮流，一是新文學，一是所謂舊文學、通俗文學，或又稱鴛鴦蝴蝶派文學。新文學不斷批評舊文學和通俗文學，通俗文學則很少公開、直接地回擊，但卻始終存在，而且也在發展，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我現在所看到的材料，這兩股潮流何時合流，有一個標志。1936年10月，上海乃至全國非常重要的文學雜志《文學》第七卷第九號刊登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其中談及：

我們是文學者，因此也主張全國文藝界同人應該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

簽名者有21位，都是當時中國文壇的一流作家，有魯迅、郭沫若、茅盾、鄭振鐸、陳望道、林語堂、豐子愷、巴金等，但更引人矚目的是包天笑和周瘦鵑這兩位通俗文學的代表人物。故而，可以把《宣言》看作是新文學跟通俗文學第一次聯手，抵抗外來侵略，主張求同存異。不過，這份聲明是言論上、態度上的，真正的通俗文學與新文學的進一步合作，在我看來就是《萬象》的創刊。

1941年7月，孤島上海出現了一種新的綜合性文化月刊，不僅有文學，還有科技、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內容。這便是陳蝶衣主編的《萬象》，由平襟亞主持的中央書店發行。

陳蝶衣當時32歲。他是江蘇宜興人，1914年跟著父親來到上海，先在報館里面做練習生，邊練習邊學習寫作，很快就開竅了，并嶄露頭角，給當時很多通俗文學刊物，如《半月》《紫羅蘭》《香草》等撰文。他16歲就開始自己編報。到了1941年，有了跟平襟亞的這一次合作。從《萬象》創刊號開始，他每一期都會寫一個非常認真、詳細的編后記，題為“編輯室”，“編輯室”實際上就他一個人。在創刊號的“編輯室”里，他表示了這樣的態度：

我們的編輯方針……第一，我們要想使讀者看到一點言之有物的東西，因此將特別側重于對新科學知識的介紹以及有時間性的各種記述。第二，我們將竭力使內容趨向廣泛化，趣味化，避免單調和沉悶，例如有價值的電影和戲劇，以及家庭間或宴會間的小規模游戲方法……此外，關于學術上的研究（問題討論之類）與雋永有味的短篇小說，當然也是我們的主要材料之一。

《萬象》內容豐富，不拘一格。從創刊號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僅發表了通俗文學大家名家的作品，如周瘦鵑的舊體詩，徐卓呆、王小逸、張恨水、馮蘅的長篇連載，程小青翻譯的外國偵探小說等等——這些本來就是陳蝶衣所拿手的；除此之外，他還發表了胡山源、周楞伽、丁諦、趙景深、周貽白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這是讓人沒想到的。陳蝶衣打破了壁壘分明的界限，還發表了重要的左翼作家阿英（署名魏如晦）的文章《〈碧血花〉人物補考》。《碧血花》是阿英創作的一個南明歷史劇，歌頌愛國主義，贊揚民族氣節，實際上是暗含抵抗日本侵略之意的一個劇本。

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在同一個刊物上亮相，這是第一次。能夠做到這一點，邁出這一步的就是陳蝶衣。創刊號大受歡迎，印了六次。《萬象》一炮打紅，在上海灘站住了腳。

此后，還有予且、譚正璧、錢今昔、文載道、文宗山、呂伯攸、施濟美、朱曾汶等新文學界的作家翻譯家，都開始在《萬象》上亮相。當時《萬象》還有一個專門給學生辦的專欄。朱曾汶那時候很年輕，他的文章第一次發表就是在《萬象》的“學生文藝選”中，后來他成為著名的翻譯家。

通俗文學里大家熟悉的范煙橋、孫了紅、鄭逸梅、唐大郎、周錬霞諸位，都給《萬象》寫稿。這時候也有不同的聲音出來，說這個雜志好像趣味不高。所以到了1942年10月、11月，《萬象》第二卷第四、第五期連續兩期推出《通俗文學運動討論專號》。陳蝶衣在專號上期發表了《通俗文學運動》，一萬多字，大概是他在上海期間寫的最長的一篇文章。八十多年過去，今天回看，這篇文章仍是一篇虎虎有生氣的探討通俗文學與新文學關系、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方向的力作。

文章從《萬象》創刊一年多的歷史說起，告訴我們：

（《萬象》）擁有的讀者不僅遍及于知識階級層，同時在街頭的販夫走卒們手里，也常常可以發現《萬象》的蹤跡，這可以證明《萬象》在目下，已經成為大眾化的讀物。

當時雖然戰火紛飛，仍然有《萬象》這樣的雜志“以點綴安慰急遽慌亂的人生”，提供精神食糧。但是也“有人說《萬象》是有閑階級的消遣讀物，甚至批評《萬象》是迎合低級趣味的讀物”，陳蝶衣明確表示，“這實在是莫大的冤誣”：

自從五四時代胡適之先生提倡新文學運動以后，中國文學遂有了新和舊的分別，新文學繼承西洋各派的文藝思潮，舊文學則繼承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雖然新文學家也盡有許多在研究舊文學，填寫舊詩詞，舊文學家也有許多轉變成新文學家的，但新舊文學雙方壁壘的森嚴，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盡管有人說“思想是有新舊的，文學是沒有新舊的”，但是他卻不能不承認新舊文學壁壘的對立，而且這現象直到現在，也還沒有消滅。

陳蝶衣的分析很客觀，當時確實新舊文學壁壘很分明，而他同時也指出舊文學家中也有轉變為新文學家的，如施蟄存、張天翼、戴望舒；也有很多新文學家以前是寫小說寫新詩的，后來也都寫舊體詩了，舉不勝舉。所以陳蝶衣說一般人區分新舊的見解有三種：

第一種是以寫作的工具文言和白話來分新舊的，第二種是以個人和派別來分新舊的，第三種是以表現的形式來分新舊的。其實這三種分法都是皮相之談，都不大正確。

他強調無論是舊文學還是新文學都各有它們的優缺點。他舉例《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都屬于舊文學的范圍，但其文筆的通俗、描寫的生動，以及擁有讀者數量的眾多，則遠非新文學作品所能及。另外，他說新文學的歐化體裁和倒裝句法，也都是只有知識階級能欣賞。但他對魯迅、茅盾、巴金評價都很高，他后來還在文章里引用魯迅的話，對魯迅是很敬重的。他還進一步指出“通俗文學兼有新舊文學的優點，而又具備明白曉暢的特質，不但為人人所看得懂，而且足以溝通新舊文學雙方的壁壘”。

根據他的這些論述，我們可以認為，陳蝶衣所主編的《萬象》正是要大大倡導通俗文學，打破新舊文學之間的壁壘。這個努力不管結果怎么樣，本身是值得肯定的。1943年4月陳蝶衣結束《萬象》編務，7月柯靈接編《萬象》。但陳蝶衣編雜志的興趣并沒有減弱。1943年8月，他又主編了一個新的雜志《春秋》，同樣大受歡迎，創刊號出版后也重印，可以想象陳蝶衣作為一個文學編輯所能達到的水準。在編《春秋》期間，陳蝶衣又千方百計收集和邀請許多新文學名家的作品，他自己稱之為“再出發的改革”，包括巴金、沈從文、何其芳、臧克家的文章都在《春秋》上亮相。抗戰勝利后，沈從文繼續給《春秋》寫稿，李健吾、蹇先艾、羅洪等也都成為《春秋》作者，這是很難得的。

回看四十年代的上海，陳蝶衣編的《萬象》是獨樹一幟的，因為他開創了新的方向，讓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同時在一個刊物上亮相，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互相比試，看看讀者能不能接受，會不會喜歡。這是陳蝶衣的一個很好的做法。

忠實記錄海上文藝的專欄作家

陳蝶衣是《萬象》《春秋》兩個刊物的編者，于是他自己在各種報上開設的專欄，有一個內容是別人所沒有的：他會不斷評價他經手發表的作品，報道那些作者的動向。這種互相配合的處理方式，我在別的作家那里很少看到。這等于是即時報道，會讓讀者產生一種親切感。陳蝶衣如果活在今天，肯定是微博微信的高手，肯定不斷有新的帖子出來。他幾乎每天都要寫幾個專欄，內容五花八門，涉及文學、電影、戲劇、繪畫、社會日常生活、文壇交游和朋友趣事。這些專欄文章記錄了十里洋場的五光十色。當時還有另一個小報作家唐大郎，兩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各擅勝場。

與其他專欄作家有所區別的，是陳蝶衣對新文學作家作品的關心。如他一直在跟蹤曹禺的話劇，寫過好幾篇關于《雷雨》的排演，還寫過《看〈家〉》（1943年12月17日《大上海報》），一方面肯定曹禺對巴金小說的改編，同時也提出批評：

曹禺諸劇，無一不可取，獨《家》之結構，乃勿能臻于美善，誠為憾事。

又進一步指出：

覺慧與鳴鳳互相訴衷腸一場，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完全是鴛鴦蝴蝶派的作風。”

陳蝶衣自己也被人家視為鴛鴦蝴蝶派，所以這句評論很有意思。他對鴛蝴派的態度，我們可以看他1944年4月19日在《力報》上發表的一篇《鴛蝴派之聲明》：

下走非鄙薄鴛鴦蝴蝶派文字，特以世之批評家，往往采取一貫抹煞態度，以“鴛鴦蝴蝶派”之帽子，冠諸下走所輯刊物耳，真使人為之啼笑皆非。因之對于鴛蝴嫌疑，欲力求避免，期不復為高世高賢所笑。凡此情形，下走亦未嘗“感慨系之”。下走雅篆中，且著“蝶”字，又烏能疾鴛鴦蝴蝶派如仇哉！

這個嬉笑怒罵，非常有趣。

陳蝶衣對新涌現的青年作家，都有所評論或介紹，常常在自己的專欄中先預告、推薦，以引起讀者的注意。他在這一時期的專欄寫作呈現了豐富多樣的面貌，而這與他的文學編輯活動又密切相關，互相促進。

由《鳳凰于飛》開啟歌詞創作新事業

陳蝶衣的歌詞創作，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開始嶄露頭角的。

他在1944年6月25日《繁華報》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梁樂音先生來晤》，提到方沛霖導演“諄諄相囑，勉為其新作《鳳凰于飛》作插曲”，引導他走上歌詞創作的道路。7月9日，他在《社會日報》上發表了《電影插曲》。同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在不同的報紙上以不同的側面來反映：

為《鳳凰于飛》影片作插曲（此所謂插曲，蓋指歌詞而言，樂譜則別有他人制作也），全片插曲十一支，大致完成，自視無甚愜意者。而制譜之時，以必須配合聲樂故，且不得不損及原詞，于是吾作遂益復無可觀。今日乃知雖然是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亦正復不易為。以制作電影歌詞著聲于時者，邇年惟李雋青先生產量較豐，撰句亦頗能協于音律，此則所謂熟能生巧也。

由此可見他很謙虛，且在琢磨，寫歌詞要協于音律——不僅詞要寫得好，而且要跟音樂相配，而這些其實都是熟能生巧。他后來到香港又寫了幾千首歌詞，成為一代歌詞大家。

1944年8月17日，他又在《力報》上發表《〈鳳凰于飛〉試曲記》：

《鳳凰于飛》插曲十一支，詞與譜先后完成。昨日上午在華影一廠試唱《云裳隊》與《感謝詞》兩曲，由于這是我的處女作，在方沛霖、陳歌辛兩位速駕之下，我也懷了一顆惴惴不安的心，踏進了丁香花園，作試曲時的旁聽生。

事實上，《鳳凰于飛》最后電影里出現的插曲只有八首，不是他文章里預告的十一首。八首插曲，譜曲者有四人，作詞者就他一人獨挑大梁。

1947至1948年，陳蝶衣還在《幸福世界》上發表了一組打油詩性質的舊體詩，總題叫《藝人百態圖》，非常生動有趣。他寫了很多人，有影星、歌星、畫家，也寫了作家，當中有新文學的，有通俗文學的。

他寫老舍：

妙筆最能寫詭奇，皋比坐擁亦名師。駱駝祥子登銀幕，歆動世人定一時。

寫徐訏：

靈和蜀柳想清標，聞寫文章破寂寥。時下作家齊斂手，一編爭誦風蕭蕭。

寫豐子愷：

戒殺護生入畫圖，未殊七級建浮屠。年來只愛西湖好，湖畔結廬且隱居。

寫張樂平：

舞場曾記共春宵，十二年前舊摯交。勝利歸來猶契闊，聞從報上讀三毛。

把四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風蕭蕭》《護生畫集》和《三毛流浪記》都寫進去了。

總之，陳蝶衣與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學有著密切關系，他也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樣能夠兼顧新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人，在當時是不多的。陳蝶衣視野開闊，是非常出色的海派作家、編輯家。我們今天回顧他的多方面文學貢獻，當會獲得很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