篋中藏有三片漢簡，長短不一，上有若干文字。由于年代久遠，其中一片色澤黑褐且彎曲，字跡已無法辨認；另兩片依稀可見“音”“公”“雨”“草”數字。回想起來，此系30余年前，甘肅詩人劉潤和千里迢遞之贈品，正可謂佳貺遠及，不想就此成為敝舍中唯一時跨2000余年的庋藏。

漢簡作為書寫材料，誕生于紙張出現之前。那時的人們以竹瀝未凝、纖維密度適中為取向，專挑禾本科的毛竹和剛竹，于秋分時節伐取削裁，制成狹長的竹簡以供書寫。“牘”比竹簡略寬，經處理后也可用于寫字，二者合稱“簡牘”。漢簡在鏡銘、墓磚、瓦當、竹帛一類民間書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存世量也大。20世紀以來，甘肅、新疆等地陸續出土的戰國、秦漢、魏晉、隋唐時期的簡牘帛書達百余種、25萬多枚。其中，甘肅是近代最早發現漢簡之地，所出土者7萬余枚，年代貫穿秦、西漢、東漢、西晉等時期，精品相對也多。公認保存完好且最具審美價值的，當屬甘肅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銀雀山漢簡和武威漢簡等。我學漢簡書法，對前三種尤為青睞，買來多部相關辭典，作為持循法度之參照、追摹原跡之范本。

竹簡本身具備一定的史料價值、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卻并無多少經濟價值。于我而言，它們更像是時光流逝的見證。每當我打開錦盒，取出薄薄的竹片，一股神秘的氣息便四下里漫宕開來，使我浸染其中，忘懷得失。那些難以辨識的奇字奧句，猶似裹著面紗，隔開2000余年時光大壑與我對視。不由得暗問：書寫者會是誰呢？是日常生活的記錄者還是那年頭的書生或名士？

簡帛的大量出土，提供了研究春秋戰國、秦漢、魏晉時期的第一手史料，也使五體皆備的文字，具有別致而雋永的藝術觀賞性。卻唯有一處堪稱歷史的“空白”，即書寫者的信息不詳。如同我們明知碑刻、墓志、造像題記、摩崖石刻均系當年的民間抄寫者、戍邊兵士和基層書吏所為，卻因并無文字記載或落款名章之類可資驗證，對作者姓甚名誰一頭霧水。于是在今人的敘述中，這些技藝不凡的書寫者統統被稱作“無名氏”。想想看，那些給后人提供了豐贍的取法資源的書跡碑刻，創作者卻隱匿不見，無以考先志，知其名，是一件多么令人遺憾的事。也讓我想起一句話：“詩人隱身于詩之后，因為他僅是詩的呈現者”，就如《詩經》中的那些佚名詩人……雖則我的耳畔，仿佛憑空即能聽見那些工匠們鑿石刻碑所發出的鏗然節律，我想呼喊他們的姓名，卻張口無聲。

簡牘也是不具名的書寫產物，內容多涉文書、典籍和藥方之類，在書法品評體系中，它向來不屬主流形態，卻提供了率真流逸和即興化的書寫樣式。你看它字形瘦削，卻方起尖收，表瘦實腴；你看它筆畫隨意，卻在長橫捺撇間縱放不羈，雁尾波磔。或如鳶飛戾天；或似魚躍于淵，意之所至，頻生姿采，成為書法史上獨特的審美樣本。其“草化”特征也為魏晉行草書的誕生埋下了伏筆，近現代于右任、林散之等大家無不對其悉心揣摩而自成面目。

多年來，我都非常欣賞漢簡文字化端嚴工整為流利灑脫且骨力勁挺的書寫特色。雖說學漢簡并不意味著無須從篆隸中汲取筆法，尤其對于今人而言，直接上手漢簡必難達到“快而不疾、慢而不滯”的書寫要求，故先學篆隸再學漢簡或為同一關捩的有序遞進。漢簡的古代書寫方式為左手執簡，右手執筆，筆鋒與簡至少形成45度角的切入，甚至不乏90度角的橫向垂直。而竹片與木牘皆細窄狹長，書寫者須平視且懸腕運筆，故而出人意料甚至石破天驚的筆畫時有發生，具體體現在筆畫粗細、長短節奏、字形結體上的突兀感和離奇感。正因此，才形成漢簡文字特殊的審美品位和風格樣式。

漢簡書法的出現，與記事、筆錄、存之于公文檔案的實用性需求有關，那是書寫快手和好手集于一手的操作范式，不計工拙卻更富逸趣；不求形似卻愈見豐采。如果學漢簡書法總是拘泥于一筆一畫的肖似而未著力于將合先開、欲收故縱，則難抵單純而富變化、得手而能應心的上乘境界。不過話又說回來，若行筆過于妄炫己意，則必流入荒率輕飄、不耐咀嚼的浮薄境地。

為寫本文，我又一次取出這三片漢簡。它們悠遠的歷史昭然可睹，可作為幾行文字的載體，雖老舊開裂卻韌性尚存。前文提到，古人對竹片的處理須經多道工序，如選材、切割、殺青、煮沸、脫水、晾干、打磨、編連等，這才確保了竹片不易蟲蛀、腐爛之優長，也為書寫者提供了良好的材質。我贊嘆古人，對于小小的竹片尚能如此用心制作，那么書之于上的那些鏗金戛玉、流光溢彩的文墨，便也如踏向邊關大漠的蹄印、劍戟交錯的合鳴，甚至是文字的穹隆之上點點閃耀的浪漫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