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圖存的烽火歲月，不少熱血青年來到延安抗大，以投身于抗戰的浪潮。其中包括一些原本在名牌大學上學的青年，復旦大學的韓雅蘭就是如此。1937年4月，韓雅蘭從延安給父母寫了一封家書，信中說：“為國家民族求解放，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業”，這就是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追求。

韓雅蘭的家書

陜西婦女界代表與丁玲（著軍裝）合影，丁玲右后方為韓雅蘭，抗戰初期攝于西安。

這封家書是我母親從陜北延安寫給我外祖父、外祖母的，時間是1937年4月18日。

我的母親叫韓雅蘭，1905年生于陜西省蒲城縣，20世紀20年代在陜西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上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1930年3月，母親與父親一起赴上海，到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1936年6月，母親從復旦大學畢業，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學教書。1936年底，母親赴延安參加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二期學習。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開學，到8月結束。我母親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隊女生區隊的學員。

母親去延安之前，沒有將此事告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到延安后雖曾幾次寫信回家說明，但一直未接回信。她怕老人生氣，故于4月18日寫了這封信，詳細講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緣由，并介紹延安抗大的情況，以讓父母諒解、放心。

在信中，母親說：“親愛的父親、母親：最近有友人從西安來此，聽說父親和母親對兒之走很覺傷心，祖母恐怕更難過……當年玉妹被捕之事發生，大人連年節都不過了，星夜的趕到上海，為她設法，使兒等更感到父母愛兒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時父親回家后，曾給兒一信。囑咐兒應安心讀書，不要再像玉妹一樣教大人擔心睡不著……然而兒不愿做個時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想大人看現在全國人民抗日的熱情，也許會不再生兒之氣……這里的物質生活比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則比外面快樂得多……由西安來的學生很多，各地都有，趙師長的女和子都在這里，好些熟人，所以請大人放心。漂泊的女兒敬稟。”

我的外祖父叫韓望塵，外祖母叫原蕙。外祖父生于1888年，早年參加同盟會，積極參加了陜西的反清革命活動。1913年東渡日本留學，1916年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斗爭。1918年在于右任靖國軍總部工作，后到靖國軍第三路軍第一支隊楊虎城部工作。從這時起，他與楊虎城結成莫逆之交，協助楊部的鞏固和發展。西安事變期間，他積極支持張、楊的義舉，響應中共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號召。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迫離陜并被關押，楊部遭受迫害，他不避危險，參與處理善后事宜。他拒絕國民黨為其恢復黨籍，出任《西北文化日報》總社長，堅持宣傳抗日救亡活動，幫助中共地下黨組織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外祖父先后擔任陜西省政府委員，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和西安市副市長。1971年9月21日因患腦血栓而逝，享年83歲。

信中提到的玉妹是指我母親的弟媳，即我的舅母楊玉珊。她于192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女師中共第一屆支部委員。大革命失敗后，1928年末赴日本留學。1930年初，因參加中共與日共在東京舉行的“銀座暴動”，被日本警方逮捕，后被驅逐出境，返回上海。此后，她進入復旦大學教育系讀書，同時在中共滬西區工委領導下，深入工廠，做女工工作。1934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出獄。在黨的領導下，參加西安的抗日救亡和婦女運動。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母親奉黨的指示返回西安從事地下工作，參加陜西婦女抗日救亡運動。后患病，于1943年6月病逝，終年38歲。

母親自我3歲時就離開了我，長期不在一起生活，再加上當時處于國民黨統治區，作為地下黨員，根據黨的組織紀律，她不能把所從事的工作告訴我這個還在上初中的孩子，因此我對于母親的情況基本不太了解。母親去世后，由我外祖父和舅舅在西安南郊買了一塊墓地安葬。

母親去世后，外祖母把母親的遺物交我保管。我在整理遺物時才發現了這封信，六十多年來，我一直珍藏著這封信作為紀念。2010年聽說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正在收集民間家書，我已經是80多歲的老人了，不可能再把這封信長期保留在我的手邊，就捐給博物館，也許能給后來的人研究當時的歷史多少有些幫助。

（韓蒲2011年口述，孫思怡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