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2年12月17日，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月30日，蔡元培在上海華安合群人壽保險公司大樓（現金門大酒店）主持記者招待會，宣告由宋慶齡任主席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正式成立。鄒韜奮應邀出席，后毅然加入，擔任了同盟臨時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并積極參與了同盟的各項活動。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會的場景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宋慶齡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細致、切實有效的工作，特別是營救了一些被國民黨非法逮捕的共產黨員、反蔣愛國民主人士，發揮了一個公開的、合法的群眾團體在白色恐怖下所能發揮的最大作用，因此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他派遣大批特務監視宋慶齡、鄒韜奮等同盟成員的行動，破壞同盟的活動，而且還策劃種種陰謀企圖暗殺宋慶齡。但懾于宋慶齡在海內外的崇高威望，不敢遽然下手，只好下令于1933年6月18日暗殺了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妄圖以此達到“殺楊儆宋”的目的。

宋慶齡獲悉楊杏佛被刺噩耗后，立即發表聲明，她堅定地表示，楊銓雖然被殘酷地殺害了，“但是，我們非但沒有被壓倒，楊銓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斗爭下去，再接再厲，直到我們達到我們應達到的目的。”

6月20日，楊杏佛遺體在萬國殯儀館入殮。當時國民黨特務曾揚言，要在這一天暗殺其他“同盟”成員，但這并沒有嚇倒革命者。宋慶齡、魯迅、鄒韜奮等盡管都被列入黑名單，但仍冒著很大危險，前往特務嚴密監視的殯儀館吊唁。鄒韜奮認為，楊杏佛“為保障民權努力，為保障民權運動而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這一點說，他的死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楊杏佛在萬國殯儀館入殮

二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又伸向了華北。在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創刊，首先舉起了鮮明的抗日救國旗幟。各界愛國人士也都紛紛行動起來，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救國會。救國運動以燎原之勢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大眾生活》創刊號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的號召和領導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了成立大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四十余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等十人為常務委員。7月15日，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更是明確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救國會這一代表全國大多數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呼聲，引起了國內各界人士的重大反響，特別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贊同。

《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國民黨自己不抗日，也不許人民抗日。救國運動一開始就遭到他們的摧殘。他們先威脅利誘，后竟然于11月22日晚上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和史良等7位救國會領袖，造成了轟動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從而激起了人民的極大義憤。全國各界人士紛紛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宋慶齡以救國會執行委員的名義發表聲明，抗議這種違法的逮捕：“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經被捕了，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迫不了的。讓日本軍閥們當心些罷！他們雖可以指使七位領袖的被捕，但還有全中國的四萬萬人民在這里哩！”她還和何香凝等16人發起了救國入獄運動，要求政府“立即把沈鈞儒等七位先生釋放”。如果“沈先生等一天不釋放”，“愿意永遠陪沈先生等坐牢”。她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中強調，“中國人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1937年7月5日，宋慶齡扶病偕同胡愈之等12人，由上海乘火車去蘇州向江蘇高等法院投案。幾經交涉，檢察官勉強表示可以對宋等人偵查，宋慶齡等人才決定返滬補遞證據，再聽候傳押。宋慶齡等人還在獄中看望了沈鈞儒、鄒韜奮等人，對他們表示了親切的慰問。直至晚上九時多，宋慶齡才乘火車回上海。翌日，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人聯名寫信給宋慶齡，表示對斗爭的最后勝利充滿信心，以感謝宋慶齡的關懷。

由于宋慶齡等人的積極營救，沈鈞儒、鄒韜奮等人堅強不屈的斗爭和全國人民的大力聲援，由于“七·七”事變后全國團結抗戰局面的形成，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7年，七君子出獄前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三

上海淪陷后，鄒韜奮先后在武漢、重慶從事抗戰宣傳工作。皖南事變前后，國民黨頑固派不但對共產黨實行軍事進攻和政治壓迫，也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肆行高壓政策，鄒韜奮辦的生活書店都被封閉，他主編的《全民抗戰》被迫停刊，他的活動也受到特務的嚴密監視。1941年2月24日，鄒韜奮憤而辭去了國民參政員一職，并于次日凌晨離渝，準備到香港去從事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工作。

《全民抗戰》

鄒韜奮辭去國民參政員一職辭呈

到達香港后，鄒韜奮積極參加了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擔任“保盟”執行委員，并為《新聞通訊》撰稿。韜奮夫人沈粹縝在追念宋慶齡時說：“一天，韜奮從慶齡同志家開會回來，對我說：‘孫夫人募捐來大批救濟物資，準備送往解放區，需要請幾個人去幫忙整理。她讓你也去，你去吧！’我欣然同意。就這樣，我和廖夢醒、倪斐君等一起參加了整理工作。記得那天我遵照囑咐，到了香港灣仔的一個倉庫里。慶齡同志親切和我們握手，隨后像談家常一樣提出了要求，她說解放區缺醫少藥，這些募捐來的物資有衣服、日用品、醫療器械、藥品、奶粉罐頭，品種很多，請你們幫助分類整理，集中裝箱，我會想辦法運到解放區的，我們只用了幾天時間就完成了任務。還編了物資細目。慶齡同志自己一有空也來幫著整理。”

為了讓香港同胞和海外華僑看到進步報刊，香港的中共黨組織決定創辦一份統戰性質的報紙，廖承志和宋慶齡商量后，決定由“保盟”撥款，請鄒韜奮、金仲華、鄧文釗三位“保盟”執行委員和夏衍、范長江、胡喬木等人一起參加籌辦并擔任編委。4月8日，中文晚報《華商報》正式創刊。鄒韜奮對《華商報》的最大貢獻是撰寫《抗戰以來》。

《抗戰以來》

從4月8日創刊開始，一共寫了77篇，近二十萬字，至6月30日才登完。他根據自己切身經歷和無可辯駁的事實，對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殘害人民的丑惡行徑作了無情的揭露，受到海外僑胞的熱烈歡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后，韜奮繼續為《華商報》撰稿，在短短的半年時間里，先后發表了近三十篇論文。這些文章嚴厲抨擊了國民黨政府反民主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尖銳駁斥了他們阻撓、破壞民主運動的種種謬論。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開始進攻香港。在香港陷落前的6小時，宋慶齡才在大家的極力勸說下登上最后一班飛機離開香港赴重慶，不久，鄒韜奮等一批文化人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的安排下也安全撤離了香港險境。

四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因患癌癥醫治無效，不幸在上海逝世。9月26日，宋慶齡和董必武、林伯渠、馮玉祥等72人發起召開鄒韜奮追悼會，并在重慶《新華日報》刊登啟事。10月1日，鄒韜奮追悼會在重慶舉行。宋慶齡親題了“精誠愛國”的挽詞，對鄒韜奮表示深切的哀悼。

抗日戰爭勝利后，宋慶齡回到了上海。她非常關心韜奮夫人沈粹縝，多次派李媽到其住處探望，送去日用品和水果。有一次宋慶齡還派車接沈粹縝到她家去吃飯，并圍上小飯單親自下廚做菜招待。席間，宋慶齡真誠地對沈粹縝說：“鄒先生去世了，你不能太悲傷，身體要緊。鄒先生的文章代表人民講話，在蔣介石的黑暗統治下，為進步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用他的筆做了很多好事。你有機會也要到社會上去做事，你能做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沈粹縝一直在宋慶齡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兩人成了親密的好朋友。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上海。7月24日是鄒韜奮逝世五周年的日子。上海各界人士在解放劇場舉行了紀念大會。宋慶齡在會上說：“韜奮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戰士，他的斗爭歷史，提供了革命知識分子所走道路的一個最光輝的榜樣。”“今天，以沉痛的心情悼念韜奮先生，但是大家的信心是更強了，因為韜奮先生一生所努力的革命工作，已經初步完成了，因為韜奮先生的榜樣，已經照耀出革命知識分子努力奮斗的一條大路。”

宋慶齡題詞

幾十年來宋慶齡始終把繼續完成韜奮為之奮斗的事業、發揚韜奮精神，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1979年7月24日，年近九旬的宋慶齡還欣然命筆，為紀念韜奮逝世三十五周年題了詞：“韜奮同志舍己為公，用他的一枝筆為革命利益奮斗一生的精神，永遠活在人們心里。”1981年5月12日清晨5時，身患重病的宋慶齡讓人扶著艱難地走到寫字臺旁坐下，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韜奮手跡”四個大字，這是她應韜奮夫人沈粹縝的請求為韜奮紀念館編選的《韜奮手跡》題寫的書名。

宋慶齡為《韜奮手跡》題寫書名

在這生命的最后時刻，她仍然把弘揚韜奮精神的使命放在自己的心上，這幾個在她重病中掙扎著起來題的字，竟成了她最后留下來的題簽，宋慶齡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沈粹縝日夜守護在她身邊。5月29日清晨，宋慶齡已處于彌留之際，她微睜雙眼看到在病榻前陪伴她的沈粹縝，斷斷續續地說：“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一定要休息。”一連說了三個休息。這是宋慶齡最后說的話。

（本文略有刪節，選自陳揮教授《抗戰時期的宋慶齡與鄒韜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