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續詩品》中有一首《神悟》，其中有句云：“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袁枚認為，“神悟”這種本領不是一般人都具備的，能有這種悟性的只能是詩人。無獨有偶，袁枚的看法在一些西方詩人和藝術家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證。俄羅斯詩人巴拉廷斯基曾這樣描寫歌德：“他和大自然呼吸同一的生命，/懂得小溪的潺潺，/聽出樹葉的低語，/感覺小草的滋生；/他精通星辰的書，/大海波濤和他密談。”（巴拉廷斯基：《吊歌德之死》）。別林斯基在論述萊蒙托夫詩歌的時候，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詩人，“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比別人更透徹地懂得自己和宇宙萬物的親密關系以及血肉聯系；當他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就已經把它們的無聲的言辭，它們的隱秘的私語，翻譯成容易理解的語言……他是一種富有感受的、易受刺激的、永遠積極活躍的有機體，只要和外界稍微接觸一下，就會迸發出電火花來”（《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法國畫家霍安?米羅則這樣談自己的親身體驗：“當我觀察一棵樹時，一棵在我家鄉卡塔洛尼亞很有代表性的樹，我就感覺到它在跟我談心，它似乎也有眼睛，人們能同它談話。一棵樹能通人情，連一顆小鵝卵石也是如此”（《霍安?米羅訪問記》）。

袁枚所標舉的“神悟”，以及在西方大詩人、大藝術家身上所體現的人與自然相契合的現象，是詩人所獨具的一種心靈稟賦。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過：“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嚴羽所說的“別材”、“別趣”，其實主要也就是指詩人所具有的獨特的悟性。

這種悟性從哪里來？從根本上說來，要求詩人是個冰潔玉清，內心懷著熾烈的愛的“處子”，要葆有一顆纖塵不染的童心。真正的詩人都是“自然”的兒子，他總是懷著對自然的深情，用人的眼光、人的感情來看待自然。他胸中充溢著一股愛的暖流，就像生命源泉中流出的小溪，在潺潺流動，一遇到阻隔或被風吹動，便會泛起層層漣漪。從心理學上說，在主觀與客觀最美妙契合的剎那，在潛意識中醞釀已久的思維成果就會一下子涌現到意識世界中來，如同電光石火般照亮人們的思路，閃現出一些奇思妙想，這就是所謂“神悟”了，透過這種神悟，詩人就能夠見微而知著，能從“梅花開時雪正狂”想到山花爛漫的春天，能從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覺出即將到來的狂飚，能從一般人司空見慣的地方發現美，發現詩。

然而這些年來，在中外大詩人中屢見不鮮的“神悟”現象，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詩歌敘事性寫作浪潮中，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被遮蔽了。一些詩人把詩歌寫作等同于生活現象的實錄，還有人標榜自己的寫作的詩歌是“日記體”，于是生活中的一些七七八八的瑣事也就唐而皇之地寫進詩中，枯燥乏味，無聊，無趣，倒了讀者的胃口。須知日記是日記，詩是詩。日記是天天可寫的，詩的靈感卻不是天天都能降臨的。在詩情襲來的時候，可能在日記中寫出一首詩；但尋常的日記內容，即使分行寫下來，也不可能是詩。為什么？就是由于在這類作品中缺的是詩人對諸種生活現象的悟。

還有些詩人是受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法國新小說代表作家阿蘭?羅布?格里耶有個有名的說法：“拋棄關于深度的古老神話”，在他看來，“世界既不是有意義的，也不是荒誕的。它存在著，如此而已”（《未來小說的道路》）。阿蘭?羅布-格里耶強調物是客觀存在，物就是物，不存在什么物我一致，物我同心。要求作家從一個事物的不同角度對事物做客觀的記述，而不作任何解釋。至于作家寫了什么，讓讀者自己去理解好了。他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寫的小說，被稱作“客體小說”。阿蘭?羅布?格里耶的觀點傳入中國后，受到部分先鋒派詩人的激賞。阿吾等推出的客觀呈現生存環境的“不變形詩”《對一個物體的描述》，楊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張紙牌》等便是受阿蘭?羅布?格里耶的影響寫出來的。現在看來，這些作品除去在先鋒詩歌史上留下了實驗性寫作的痕跡外，作為詩歌創作的模本，已很難得到讀者的認同了。

最后，再說兩句。凡人做詩，一題到手，必有一些供給、應付的套語，如老僧常談，不召自來；也必有一些尋常的意象、瑣碎的事物，奔涌到筆下。若詩人必如謝絕泛交，盡行麾去，心精獨運，自出心裁，才能寫出佳作。詩人不寫則已，要寫就要讓作品有獨自的神思，獨自的面貌，獨自的風采，所謂“不踐前人舊行跡，獨驚斯世擅風流”。而要做到這點，需要詩人多方面的準備，其中尤為不可忽視的，便是面對“鳥啼花落”等日常景象而引發的神悟。

202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