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以為，古今中外所有作家中最令人著迷的一個群體，就是那些無法被歸類的作家，英國作家埃利亞斯·卡內蒂正是這類作家的典型代表。卡內蒂的寫作橫跨了政治、哲學、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他的小說《迷惘》（1935）和自傳三部曲（1977-1985）是不朽的文學杰作，《群眾與權力》（1960）早已被政治哲學界奉為經典，四部筆記《人的疆域》《鐘表的秘密心臟》《蒼蠅的痛苦》《漢普斯特德補遺》（1942-1985）則以格言式風格交織了文學評論、歷史反思與個體觀察，融匯成一個極深邃而龐雜的思想寶庫。

同時，卡內蒂的個人身份也難以被歸類，他1905年出生于奧匈帝國時期的保加利亞北部，卻終生用德語寫作，1938年加入英國籍，但歸根到底是一位活在極權恐懼中的猶太人（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猶太人）。這種犬牙交錯的復雜身份造成了一個尷尬的結果：英國文學史少有對他的評價，而德國文學史也沒有為他留下顯赫的位置，甚至在卡內蒂獲得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文學院的授獎辭只能這樣寫：“卡內蒂，這位萍蹤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鄉，那就是德語。”

縱觀卡內蒂的一生，它幾乎橫跨了整個20世紀，其人生經歷可謂極其復雜而豐富，而他也將所有的經歷視為人生價值的源泉，正如他在自傳三部曲的第一部《獲救之舌》（1977）中的自白：“一個人的價值，蘊含在他自己已經經歷和即將經歷的一切之中。”而終其一生，卡內蒂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權力的本質。不同于諸多作家聚焦于極權體制的權力思考，卡內蒂則感到了另一股強大的力量——群眾的威脅，而當時猖獗的德意法西斯，正是上述兩方面的合流。就這樣，卡內蒂在另一位來自東歐的猶太作家弗蘭茨·卡夫卡身上找到了終身的思想和精神寄托。那些卡夫卡尚且感覺模糊的東西，對于卡內蒂來說已經變得非常明確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卡內蒂就是二十世紀的另一個卡夫卡。

卡內蒂

權力

歐洲人曾做過這樣的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六十年來，地球上沒有戰爭的日子只有26天。幸運的是，如今我們身處在一個和平的國度里，但放眼世界，國家地區間的戰亂、族群內部的分裂、團體之間的爭斗似乎從未停止。而所有這些戰亂、分裂與爭斗背后，始終回蕩著一個關鍵詞：權力。就在所有人都在思考極權體制中的權力問題時，似乎只有卡內蒂洞悉到了群眾也可能成為一股可怕的力量，成為權力漩渦中的一股深不可測的暗流。“當我們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喪失了自我獨立性，我們就得到一種新自由——一種無愧無疚地去恨、去恫嚇、去撒謊、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于是，當權力以不可控的方式運作，集體無意識取代個體思想，紛爭與混亂便隨之到來。

20世紀的人類歷史充斥著集體迫害、群體狂熱、世界大戰等毀滅性災難，凡此種種都不斷推動卡內蒂開始思考群眾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而這些思考的源頭或許可以追溯到1922年的法蘭克福。是年，工人領袖拉特瑙被右翼反猶分子暗殺，工人群眾上街游行抗議。當時年僅17歲的卡內蒂竟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人潮，這份親身體驗讓他久久不能忘懷。他很納悶，為什么一個有思想的旁觀者，居然會無法抗拒這種“意識的徹底改變”，身不由己地受到人群強烈磁力般的吸引。這一思想好奇在他五年后親歷維也納焚燒正義宮事件后變得更為強烈，以至于半個世紀后他在自傳中回憶道：

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銘心。……我成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對人群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絲毫抗拒。我真的很驚奇，即使在我當時心情激動的情況下，我還是能夠清楚地把握我眼前的一幅幅情景。

這兩個事件極大地影響了卡內蒂對群眾與權力關系的思考，于是，他從1925年到1959年的34年間，斷斷續續地寫下了影響深遠的杰作《群眾與權力》。與其說這是一部理論作品，不如說是一部夾敘夾議的長篇雜文，這在當時“科學性”風潮席卷群眾心理學的背景下，顯得是那么不合時宜。以至于他的好友布洛赫在1933年一度勸他放棄，“你花上一輩子的工夫，最后會完全沒有結果。它每個地方都不牢靠。不要枉費時間了。你不如還是寫戲劇的好。”但這本書就是他內心深處的某種情結，久久揮之不去，到54歲終于完成此書時，卡內蒂喃喃地寫道，“這本書占據了我的全部成人生命，在我定居英國后的二十年，我斷斷續續地寫這本書，幾乎沒有寫別的東西。”

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與學院派風格極為不同的獨特作品。卡內蒂采用了簡潔且極富隱喻性的文學語言，內容廣涉人類學、精神病學、生物學、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其中，大部分是描述或敘述性的例子，來自全世界許多世紀的往事，經由他以完美的清晰和詩一般的優雅加以闡釋。比如他寫“權力的快感”，巧妙地用“牙齒”作表征。“權力首先必須能對別人的身體有傷害甚至消滅的威脅。權力就是把別人‘吃掉’，消化成對自己有用的營養，然后當糞便那樣排除出去。文明遮掩了權力的粗魯表象，但卻在人的牙齒上留下了痕跡。人們進食使用的刀、叉都不過是牙齒的延伸。”每每讀到這樣的句子，仿佛是在讀一位哲學家或詩人的某部作品。

整個20世紀，人們目睹了太多極具暴力性的群眾行為。面對20世紀最讓人困惑和痛苦的問題：平常的人怎么這么容易做出殘忍的事情？卡內蒂極富創造性地用“指令”和“蜇刺”兩個核心概念，來闡釋現代群眾以及群眾與權力關系。在他看來，群眾之所以會這些傾向，根本原因并不是群眾本質惡劣，而在于權力對群眾的傷害，對人性的侵蝕。權力向群眾下達命令，群眾往往因害怕而順從。行為者每執行一道命令，都會在自己身上留下螫刺，但螫刺猶如下達的命令一樣對他而言都是異物。無論螫刺附在人體內多久，它都不會同化，它仍舊是異己之物。而理想的群眾、真實的群眾恰恰時刻代表著與權力相反的存在狀態。在真正的群眾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有權力命令別人。在此意義上，權力只是站在同志和敵人尸體堆上的勝利。

經歷

1948年8月，卡內蒂在布萊恩斯頓暑期學校做了一場關于普魯斯特、卡夫卡與喬伊斯的英語演講。這次演講可以被視為解讀卡內蒂思考人類存在境況的一個關鍵文本。卡內蒂認為，那個時代的人類思想關注著三件事，一是我們的遺產，“去認識你的個人記憶所能帶給你的一切吧，先把它填滿，然后去探索它，消耗它，創造類似于你自己的記憶的科學，你將會成為過去的知識大師。”普魯斯特對此做了最令人驚嘆的探索；二是我們生活中的此時此刻，“喬伊斯開發了一種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他在預設的時間和地點的統一中，捕捉到了現在的流動：城市——都柏林；設定的時間——1904年6月16日。”三是即將發生的事，“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懷疑和憂慮是緊密相連不可分開的。恐懼是未來的預兆。在所有的現代作家中，卡夫卡是唯一在他顫抖的四肢里感覺到未來問題的。”

正是這種對已經經歷、正在經歷和即將經歷的一切的重視，讓卡內蒂試著將那些看似不相連的經歷轉化成瑣碎的回憶，將深厚的情感與深邃的思想相互交織纏繞，這便有了被譽為“20世紀偉大見證”的自傳三部曲：《獲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戲》。面對這個卷帙浩繁的系列自傳，我們試圖想象一個年逾古稀的白發老人，在面對生命的不斷流逝與漸漸枯竭時，仍費盡心力地試圖握住時間的軌跡。從幼年所住的魯斯丘克開始回憶，戰亂與家庭的變故，漂泊近乎流浪的生涯，一直寫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母親逝世而停筆。最令人驚嘆的是，人生際遇中那么多過客的名字與面龐，他都歷歷在目，親切如昨。而他筆尖流淌出的每一段故事，更像是他對每一個人最細致的記錄，還有這些人對他所產生的影響，或潛移默化，或根植于心。正如卡內蒂所言：

我尊重每個人的記憶。我想完整地、如其本來面目地保存它們，正像它屬于每一個自由的人那樣。

也許正是這份尊重與自由，塑造了其自傳中豐富的思想性與藝術力量，并通過這些人所構成的人物群像中得到升華。就像以牙齒來隱喻權力，卡內蒂極為擅長以身體部位來隱喻某種存在的境況。在此，他以“舌”“耳”“眼”三種感覺器官串聯起在不斷的流亡、放逐和漂泊中度過的人生，它們共同見證了交織著苦難與輝煌的20世紀。卡內蒂六歲跟隨父母前往英國定居，次年喪父，后來跟隨母親奔赴藝術與思想之都——維也納，雖主修化學，卻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從幼時留下的獲救之“舌”到給予他深遠影響的“火炬”雜志，再到隱于書報背后的那雙洞察一切的“眼睛”，他品嘗了時代的辛酸與苦澀，聆聽了群眾的吶喊和哀嚎，也見證了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輪回，最終在德語中找到了自己的皈依。

而所有這一切，都與一個人密不可分，那就是他的母親。自傳三部曲正是從他的母親開始寫起，并在母親的葬禮處結束。《獲救之舌》中的幼年卡內蒂對母親有著無法抗拒的依賴與乖順，雖然不曾達到普魯斯特對于母親那近乎變態的“掌控”，卻也以一種“小獸”的警覺姿態，提防著每一位與母親交往過密的陌生男性。而正是這種過分依賴的關系，讓卡內蒂的教育受到母親的巨大影響：母親對于文學藝術的熱愛就像一團火，也燃燒到了他的身上，他從文學作品中汲取營養，兩人曾一度共同晚間讀書，互相分享對莎士比亞等文學名著中的思考。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母親嚴苛地逼迫他快速學會德語，并使德語成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語言，甚至是他的精神故鄉。

在《耳中火炬》里，卡內蒂漸漸學會思考，少年敏銳而叛逆的眼光終是將乖順變成了分歧：他向往自由與平等，無論受到過怎樣的教育，而母親則注重自己的家族與出身；他走向了滾滾的人群之中，接受更多廣博的知識與真理，而母親卻在慢慢衰老的過程中走向孤獨的彼岸。于是，在最后的《眼睛游戲》中，卡內蒂迎來了妻子薇莎，卻不得不目送母親的慢慢逝去。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一個挽住他的手，一個卻將其松開，卡內蒂試圖“用聲音換回她，而她也不能離開他”，婚禮進行曲與葬禮進行曲先后響起，預示著卡內蒂的人生邁入了新的階段，也標志著這部“不同凡響的精神《奧德修斯》”的終結。

卡夫卡

如果說每個作家都有一位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會不自覺地去模仿、比較和對標，令他魂牽夢繞，念茲在茲。那么對于卡內蒂來說，這位教父般的人物就是弗蘭茨·卡夫卡。1930年，25歲的卡內蒂初次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和《饑餓藝術家》之時，其內心感受到的震撼，絕不亞于尼采初次讀到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隨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卡內蒂不斷地贊美卡夫卡，一遍遍地讀他的各種作品——小說、小故事、短章、日記、書信，甚至連別人對卡夫卡的回憶錄都不放過。可以說，卡內蒂的全部文學活動，他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隨時隨地都受到卡夫卡的深刻影響，以至于他在1946年到1994年去世前的近半個世紀中，寫下了大量關于卡夫卡其人其文的筆記、信件及文章，為世人呈現了兩位德語作家跨越時空的思想聯結。

卡夫卡一生中遇到的最大麻煩，或者說他感受到的最大困窘，乃是來自外部世界并轉化成為其內在的精神心理現象的壓力。進一步來說，卡夫卡所感受到的那種壓力不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的局部的、瑣細的壓力，而是來自整個外部世界對個人存在的扭曲與變型。在他看來，一切的抗爭都是徒勞，一切的行動注定失敗。于是，我們在他的文集和書信中經常看到這樣的句子：“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我最擅長的事，就是一蹶不振。”“我無法朝著未來前進，卻能面對未來，裹足不前。”……因著這種徹骨的絕望，卡夫卡在遺囑中囑咐他唯一的朋友布羅德銷毀他未出版的全部作品，已經出版的也不要再版——這意味著他打算親手扯斷他與眼前這個世界的唯一且極為脆弱的聯系。在1964年12月的一則日記中，卡內蒂用一句話言簡意賅地勾勒出對卡夫卡作品以至于他全部生活的印象：

要成為一個人，必須像卡夫卡那樣變成一只蟲，只能爬行，生活中一切都注定失敗……他的境界是無能為力。

在此，卡內蒂將對卡夫卡構成壓力的東西表述為廣義上的“權力”，而后者正是卡內蒂用盡一生去思考的核心問題。對于卡夫卡來說，來自父權的壓力構成了他一聲中揮之不去的永恒陰影。“正是他父親的權力散發出來的獨特魅力，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盡管這聽上去如此殘酷。他隔絕權力的方式十分特別，……他學會了讓自己變小，小到最后消失；他的作品沒有隨他一起消失，這只是一個幸運的巧合。”于是，卡夫卡在面對這種幾乎將他碾碎的壓力時，選擇了“無能為力”或“變成一只甲蟲”來試圖逃避，而當他退無可退之時，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那個被他稱作“地洞”或“巢穴”的地方。

在所有關于卡夫卡的評論文字中，卡內蒂將他標志性的格言警句式的風格發揮到極致，其精彩紛呈的文字景觀令人目不暇接。“《地洞》構成了卡夫卡所有元素的驚人統一。”“他由恐懼構成，他就是恐懼。”“‘直立的恐懼’——卡夫卡的這句話讓我無法忘懷。”“通過明確而使事情變得不明確：卡夫卡的天分。”“無論他把腳踏在哪里，都會對那片地面有不確定感。”“他身上令人震驚、也讓我不安的，是他穩定的成熟狀態。”“他對于官僚權力的感覺，沒有任何一個現代作家曾經以這種精確性和純粹性表現過。”“成就卡夫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沒有意圖，他成為作家不是出于生物性意志，而是出于假定的虛弱。”“他的殘酷是一種非斗士的殘酷，事先就感覺到傷口，一切都切入他的肉體，而敵人卻毫發無損。”……

竊以為，上述的每一句評語都是打開卡夫卡心靈密室的一把鑰匙。字里行間的指涉和意蘊，構成了卡內蒂關于卡夫卡和自己的另一種審判。這場曠日持久的“審判”顯然是雙向的，既是比較、審視，也是內省和獨白，是卡內蒂與卡夫卡這位“殘酷伙伴的對話”，是兩顆近似的靈魂之間的低語，就像卡內蒂在1947年7月6日的日記中的自白：“‘在世’的作家里，卡夫卡是唯一與我貼近的，我對他像對一個老人一樣欣賞。……當初幸好我既沒讀《審判》也沒讀《城堡》，不然我可能會陷入其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