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時節的湘西懷化大地，陽光灼熱，綠意沉沉。走進位于湘黔邊界的新晃侗族自治縣龍溪古鎮，仿佛穿越回到了遙遠的過去。這座有著四百年歷史的古鎮，是明清兩代沅江上游的重要商埠。精美的侗族風雨橋、古樸的青瓦吊腳樓、高墻環繞屋檐相連的窨子屋，都在無聲地訴說著往昔歲月里的繁華鼎盛。

車子駛過一座古老的三孔橋，在古鎮城墻外的廣場上停住。旁邊水流浩大的河面，便是當年的水運碼頭，曾經舟船云集，帆檣林立。岸邊的一塊巨石上，鐫刻著“南渡記憶”幾個大字。巨石的底座是一塊黑色大理石，光潔的石面上是兩行字：湘黔滇旅行團云貴高原步行起點。

巨石靜默，流水潺潺。一段被埋藏在歲月煙云深處的歷史，在腦海里浮現。

1937年7月7日，侵華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全民族抗戰爆發。為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南遷至湖南長沙，組建了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后南京淪陷，湖南連遭敵機轟炸，岳麓山下不復安全，遂決定繼續南遷至昆明。“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這首后來成為西南聯大校歌的《滿江紅》，是民族危難時中國知識分子發出的悲壯吶喊。

南遷師生分成幾支隊伍，走的是不同的路線。其中一支被命名為“湘黔滇旅行團”，橫跨湖南、貴州、云南三省，由陸路步行至昆明。我此時所在的龍溪古鎮，便是當年旅行團開始云貴高原之行的出發地。漫長的遷徙旅途中，它成了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節點。

加入這支隊伍的，都是體檢合格、體力較好的男學生，共284名，由11名自愿步行赴滇的教師組成輔導團。我看到過一張行進中的老照片，旅行團隊伍迤邐而行，每個成員都身著制服，打著綁腿，背著干糧袋和水壺，肩后斜挎一把油紙傘。腳下的道路崎嶇泥濘，他們舉步維艱，有人以竹杖拄地，助力前行。隔著旁邊的河流和坑塘，遠山朦朧，霧嵐濃重。

作為一位曾經的北大學子，我自然對腳下的這片土地充滿好奇心。八十多年前，包括母校前輩校友在內的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們，在這里留下了什么樣的足跡？

我們拾級而上，穿過古鎮的一道城門，進入一條古舊的巷子，青石板甬道的兩旁，一道道雕花門楣上，當年商號店鋪的名字依稀可辨。我們在三益鹽店前停住腳步。門口右側懸掛著牌匾，上面寫著“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1938年）旅行團輔導團駐址”。邁過門檻，走進一個廳堂，墻面上張貼著《長沙大學西遷入滇示意圖》以及相關介紹。墻壁前方，是一組湘滇黔旅行團輔導團成員的群體雕像，十一位教授和助教或站或坐，神態莊重，目光堅毅。這一幢房舍就是他們的住所。踩著古舊的階梯走上二樓，房間里是幾排通鋪，木板床上摞放著清一色的土黃色被褥，棉布被面仿佛滲融進了時光的塵埃。

借助史料記載，我的腦海里重現了當年的場景。1938年3月13日，旅行團乘坐大卡車從湘西重鎮沅陵到達晃縣（今新晃），停留數日，集結隊伍，安排下一步行程。3月15日晚上，舞水河河灘上燃起了熊熊篝火，師生們、碼頭工人和當地侗族、苗族群眾舉辦聯歡晚會。輔導團成員、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用英文演唱法國歌曲《馬賽曲》，并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向百姓們解釋這首歌曲的內容和意義，激勵人們為了抗擊敵寇和民族解放而戰斗。

湘黔滇旅行團的行動宗旨是一邊行走，一邊調研。正如出發前大學發布的通告中所說：“……本校遷移昆明時規定學生步行沿途做調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習各地風土民情，務使遷移之舉本身即是教育。”旅途中，師生們了解社會生活、采集民歌俚曲、考察山川植被、尋訪建筑遺存，收獲豐碩。在晃縣停留的短短幾天，也不例外。輔導團成員從各自的術業出發，開展調研活動。清華地學系教授袁復禮，考察了汞礦開采的情況。清華生物系教授李繼侗，在集市上發現有人售賣大鯢，這種俗稱“娃娃魚”的兩棲動物在北方很少見，親眼看到令他快意無比。兼具化學家與教育家兩重身份的北大教授曾昭掄，參觀了一所小學，看到孩子們學的不是國文算術，而是四書五經，他痛感邊遠地區的落后，民智的開啟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即使處于艱辛窘迫的困境中，他們也始終牢記著自己作為文化播火者的神圣職責。

我的目光在吳征鎰的塑像上久久駐留。這位中外聞名的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當時還是清華生物系的一名助教。幾年前，我出版了一部描述中國植物分類學發展歷程的紀實文學作品《草木蔥蘢》，吳征鎰是書中著墨甚多的重要角色。采用這樣的書名，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鐫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一個石碑上、由吳征鎰手書的一句話的啟發：“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八個字，出自西漢辭賦家枚乘的名篇《七發》，意思是考證山川的本源和草木的名稱。這也是吳征鎰學術人生的寫照。他的研究重點是西南地區的植物，他也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在整個南遷旅途中，他采集了大量植物標本，為日后的開創性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那幾天里，在這個古鎮的街巷、集市和碼頭上，閃現更多的是旅行團里近三百位青年學生的面孔。我想象著，他們是怎樣的心情，應該有暫時擺脫倥傯奔波的放松感，有對前方旅途隱約的期待和擔憂，更有對羈留在淪陷區里的親人的牽掛思念。但因為生命力健旺，悲愁之情并不曾長久縈系，理想的火焰始終在胸中激蕩。數日的短暫停留，也是在積蓄生命的能量，既是體力的，也是心力的。

與受他們愛戴敬仰的先生一樣，學子們也投身于調研活動。他們考察了古鎮的集市，看到物資匱乏，物價飛漲，切身感受到民生的凋敝，對書本之外的社會人生有了感性、具體的認識。這些感受和思考都化為潛移默化的滋養，參與了他們人格的成長和志業的發展。

在密密麻麻的學生名單中，我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查良錚。他就是穆旦，著名詩人，九葉詩派的代表人物，他當時是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生。從長沙出發時，他買了一本英文小字典，旅途中邊走邊讀，背完一頁就撕掉一頁，到達昆明時，已經全部撕光。從西南聯大畢業后，他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擔任中校翻譯官。新中國成立后，他曾擔任南開大學外文系教授，所翻譯的拜倫、雪萊、普希金的作品聲譽卓著，影響深遠。

3月17日，旅行團離開龍溪古鎮，向云貴高原進發。與前一段行程中有舟車相助不同，此后的漫漫路途中，師生們櫛風沐雨，完全憑著兩條腿，穿越云貴高原的千山萬水，于4月28日抵達昆明。自2月20日從長沙出發算起，整個行程歷時68天，跋涉3500里，創造了一樁被稱譽為“文化長征”的曠古未有的壯舉。

走出三益鹽店，我們回到標示步行出發點的巨石后面，河面寬闊，波光粼粼。這條河名叫“舞水河”，是沅江的一條主要支流。此前旅行團的行跡，大部分都是在沅江流域。這一帶也是屈原被放逐的地方，他在流放途中寫下了《涉江》《橘頌》等名篇，表達了對處于危難中的祖國楚國的熱愛，發抒了自己忠貞不渝的心志。我從穆旦的一本傳記中讀到，年輕的詩人在渡過沅江后，也寫了一首詩《出發——三千里步行之一》，里面有這樣的句子：

我們有不同的夢，

濃霧似的覆在沅江上，

而每日每夜，

沅江是一條明亮的道路。

渡河那天沒有風，沅江水面平滑，像一塊綠色的綢緞，在這首詩中被作者以“澄碧”來形容。他望著這條水量豐沛的大江流向遠方，“滔滔地注進了祖國的心臟”。青年學子們的青春和理想之夢，在戰火硝煙中兀自蓬勃綻放。千里沅江，連同此后的漫長陸路，盡管充滿艱辛，但都通往一個真切的目標，連接了光明和希望。“明亮的道路”的意象，是對走完三千里征途，更是對未來生活的信心的生動隱喻。

舞水河流向的前方，是與新晃相鄰的芷江縣。抗戰時期正面戰場的最后一次會戰湘西會戰就發生在這一帶，此役給侵略者敲響了覆滅的喪鐘。不久后，侵華日軍正式投降，乞降儀式也在芷江舉行，史稱“芷江受降”。被稱為“中國凱旋門”的受降紀念坊就屹立在那里，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我又想到刻在旅行團駐址展廳墻壁上的那四個行楷大字——“剛毅堅卓”。這是西南聯大的校訓，湘黔滇旅行團師生們艱苦卓絕的長旅，出色地詮釋了這種精神。它也是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寫照。正是家國一體、堅韌不屈、團結奮斗的情懷，讓這個民族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對穆旦作品的喜愛已經潛入意識深層，我的想象之舟隨著思緒的水流起伏漂蕩，最后又錨定在他的詩句上。我想到了曾經熟讀成誦的長詩《贊美》，那也是他最為著名的代表作。作品寫于1941年年底，正值抗戰最為艱苦的時期，然而這首詩意象宏大遼闊，情感深沉浩蕩，充滿了堅定的信念。

我想，詩人經歷的這次艱辛跋涉，也必定是詩中氤氳流蕩的情感和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苦難的深重與抗爭的頑強，被詩人悲愴而激昂地吟唱。這樣的詩句，會深深地銘刻在你的靈魂里：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