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我在《山西文學》發表了一個題為《師范生》的中篇非虛構，記錄了楊大萍、楊小萍以及她們的同學，這樣一群“師范生”的故事。原想著這些年講“師范生”的長篇作品不少，這樣有感而發的兩萬多字紀實在挑剔的讀者眼前，也就是一晃而過。不成想，《師范生》卻引來諸多關注，最明顯的反映，是微信群及朋友圈的評論，以及通過各種渠道發給我的私信。

“我也是師范生，1985年讀的中師，在村小教書將近15年，此后換工作進城，一路風風雨雨……”一位未曾謀面的群友私信我。他的留言大約有三百多字，簡介了一個早年中師生的個人奮斗史，念書、執教村小、進城務工、離婚、創業，也三言兩語講到自己在村小教過的學生，“……他如今是個廳級領導。”

有人轉了朋友圈，同時講到他與中師同學當年的情誼，“……他的腿摔折了，寢室里幾個人自行分工，輪換著背他去教室，幫他打飯，替他輪值做衛生。后來我當老師，也總是拿這件事教育班里的孩子要團結友愛。”

有人在《山西文學》公眾號留言：“……當年我是初三年級民師班主任。學生中考，第一批次就是中師，第二批次中專，第三批次高中。農村孩子上學就是為走出大山，中師中專當時國家包分配。故最優秀的學生都被中師錄取了。就連我這個已在教育學院取得大專學歷的民師，為了轉為公辦，也報考了中師……全縣那么多民師，競爭相當激烈。我那年全縣才錄取了四名民師。隨著以后國家中師中專不再包分配，高中也就變成第一批次錄取……”

也有人私信我：“師范大學生很值得關注。高考填報志愿，師范院校的報考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現在，就是一條高低起伏的曲線。曲線的走向，是市場經濟繁榮程度、社會發展多元化、人們價值取向變化以及中國教育轉型的綜合反映。”

在一個新書分享會上，詩人張遠倫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如果我這個長篇紀實在寫作中，那么他立刻支持——他要主動接受采訪，告訴我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也是在那個分享會上，一位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教授直接對我發起邀請，請我訪談他們師范專業的學生。

出乎意料的熱烈反饋，讓我既慚愧又焦急。

慚愧的是，原本看似豐滿的文本，在眾多帶著講述的留言面前，竟顯得有些單薄和蒼白。是啊，關于“師范生”，竟然還有那么多的話題和故事，我都沒有寫到或者說注意到。后來，我在《文藝報》上讀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謝詩豪的一篇文學評論，里面有這樣一段話：“……在非虛構的文章留言中常常有讀者分享相似或相關經歷……這些留言可以被視作對正文的補充。換個視角，也可以說一篇非虛構推文是一個文本群。留言提供了更豐富的閱讀和理解空間，讀者也可以嘗試參與到文本群的構建中去。如此，正文故事更像一個觸發器，它喚醒了大家與此相關的記憶……”我很贊同這個觀點，打算嘗試著用長篇紀實文學的方式，集合這些有意無意搭建起來的“文本群”。

焦急的是，素材雖不缺乏，大家紛紛表示愿意接受采訪，甚至提供出更遠的線索，但擴展的文本要從哪里講起？關于“師范生”，中師生和師范大學生，方方面面可謂千頭萬緒。

我聯系了一些留言者，又設法四處尋找新的受訪者。重慶、四川、貴州、江蘇、安徽、北京、上海……緊鑼密鼓的各式訪談,以及當事人帶著感情的回憶和講述，最終讓我的整體寫作脈絡變得清晰：這是一棵大樹，這棵大樹是我們的國家，教育是這棵大樹深扎的根基，向陽而生的枝葉一面接收根基輸送的養分，一面也用經過復雜轉化的營養滋養大樹。師范生，就是大樹上那些茂密的枝葉。

從2023年到2024年，我一直在記錄，記錄這些枝葉在時代里搖曳生姿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