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的腳步由跟著導游趕路進階到聽從內心呼喚的自由行后，總有旅伴將在所到之處尋訪作家故居或紀念館，作為重中之重。我則不以為然。尤其是作家故居，不就是他生前安放書桌從而得以安心寫作的場所嗎？難不成人去樓空后屋子里還暗藏著能更準確更深入地理解他或她作品的密碼？

到莫斯科后還是去了阿爾巴特街，53號是普希金與新婚妻子娜塔莉婭·岡察洛娃短暫居住過的地方，現為普希金故居博物館。買票、進門、上樓、下樓……在他的畫像前佇立片刻，走近他生前使用過的書桌歪過頭來仔細端詳，又在面對客廳里那張華麗的大沙發時想象了一下與朝思暮想的美人結為伉儷后詩人的美好心情，這就比以前更懂得《葉甫蓋尼·奧涅金》或者《青銅騎士》了嗎？

哪怕是夏末初秋，傍晚時分的莫斯科，足以讓遠道而來的游人誤以為已是深秋。在疏闊的阿爾巴特街上，衣著單薄的我們只想快步走起來，以抵御寒意。就在這時，熟悉的旋律飄飄而來，那是柴可夫斯基鋼琴套曲《四季》中的《六月》呀，只是，演奏者選用的樂器不是鋼琴而是更古老的魯特琴。循聲而去，看見一位穿著天藍色薄羊毛外套、藏青色卡其布長裙的女子正坐在街旁供游人休憩的長椅上彈琴，前方擺著一個與她的外套同色系的紙盒子，里頭散放著一些鈔票。我給催促我跟上的伙伴打了個手勢，屏息凝神地聽她把一首《六月》彈完，再把20盧布輕輕放進紙盒，離開。

當天，阿爾巴特街上女子彈琴的畫面一直停留在我眼前，直到牽扯出記憶中布爾加科夫留在他的長篇小說《大師和瑪格麗特》里的阿爾巴特街：“暮春的一天，太陽正落山，在炎炎的夕照下，牧首塘公園里來了兩位男公民。”以及“在阿爾巴特街的一條巷子里，有一座樣式難看的奶油色小樓……樓下有個小小的地下室……這就是大師的住所”。棄醫從文、抱負遠大的布爾加科夫決定移居到莫斯科時，理所當然地將居所選擇在了匯聚著知識青年群體的阿爾巴特街。那些年，阿爾巴特街深深影響甚至改變了布爾加科夫，以至，他的曠世奇作《大師和瑪格麗特》里隨處都有這條街的痕跡。他在阿爾巴特街看到過“樣式難看的奶油色小樓”，體驗過與阿爾巴特街近在咫尺的牧首塘公園里椴樹下的陰涼……我確信，陷入困境的布爾加科夫在回家路上也聽到過從阿爾巴特街上翩躚而來的仙樂，不然，苦澀、沉重的《大師和瑪格麗特》里怎么會有一個宛若天仙的瑪格麗特托舉著我們輕盈地飛向希望？

既然參觀作家故居不只是為了看一眼作家當年生活過的那棟樓、安放寫字桌的那間屋子，而是要沉浸式地感受作家居所周邊的環境對他的創作產生過的影響，到雅斯納亞·波良納的列夫·托爾斯泰莊園，便特意放大了“取景框”看莊園。以生產軍工和茶炊為地方產業的圖拉，在我們去的那一年已在走下坡路，托爾斯泰莊園因此格外耀眼。一走進莊園的大門，便是一條被白樺樹樹冠遮蔽著的林蔭大道，大道旁湖水波光粼粼。碧空如洗、白云如絮，走過一片蘋果樹林、一排圍著低矮紅墻的圈馬地，斜對面那棟白墻果綠色房頂的小樓，便是列夫·托爾斯泰生活過大半輩子的故居了。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哪來的創作沖動迫使老托爾斯泰必須寫作叫人深陷靈魂詰問的泥潭而得不到救贖的《復活》？他自有辦法點燃自己的創作熱情。相比寬大的莊園，列夫·托爾斯泰的居所顯得特別狹窄，他寫作《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書房逼仄得一人入內轉個身都覺困難，而文豪睡覺的床鋪，更是狹窄得不可思議，稍不留神就會掉落床下似的。就這樣，托翁以為自己創設一個身心備受束縛的生活環境，來共情安娜、瑪絲洛娃、娜塔莎們的困局。

俄羅斯之后，雖不至于一到旅行目的地就非要尋找作家故居不可，但恰好那里有我喜歡的作家的遺跡，也會想方設法走一趟。

巴爾的摩有一處艾倫·坡故居，我是住進了表妹距離巴爾的摩不遠的家后才知道的，當下便請求表妹夫哪天有空帶著我們走一趟。表妹夫查過地圖后表示不能去。不能去？原來就在不久前表妹夫驅車到故居所在的區域辦事，平白無故地被攻擊后一直心有余悸。數天以后，見我還在念念不忘艾倫·坡故居，就一跺腳揮揮手示意我們上車。

進入巴爾的摩將內港甩在身后，街景變得詭異起來。看上去很不錯的一棟棟紅磚三層小樓，卻有不少窗戶被兩根白森森的木條交叉著釘死了，目光移向小樓的出入口，幾乎每一處都坐著三五個無所事事的大漢。我下意識地要搖上車窗，表妹夫大喝道：“別搖車窗！他們會認為我們歧視他們。”驚慌中來到了艾倫·坡故居，付過八美元，我們走進了這一處艾倫·坡于1832年到1835年居住的地方。這處已被美國標志為國家歷史地標的艾倫·坡故居，非常狹窄，本來嘛，那只是19世紀早期美國工人家庭的生活環境。故居雖陳設完備，有書房、臥室和廚房，卻處處捉襟見肘，從一樓到二樓的樓梯陡峭，二樓的屋頂非常低矮，故居的工作人員說，身高一米七三的艾倫·坡必須彎腰才能在書房與臥室間溜達。就在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里，艾倫·坡開啟了他的文學之旅，完成了《烏鴉》《泄密的心》等作品。細細閱讀展板上《烏鴉》和《泄密的心》的創作背景，回味艾倫·坡那陰郁、驚悚、無望的作品風格，試著用力踩了踩故居陳舊的地板，被架空在幽暗里的感覺油然而生，心臟隨之猛跳了幾拍，感覺《厄舍府的倒塌》就要重演。真的，只有這樣的故居、只有故居外這樣的巴爾的摩，才能成就艾倫·坡！這么一想，離開故居后又特意去1.6公里外的威斯敏斯特公墓拜謁了這位驚恐小說大師。

不是故居，而是故居所在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決定著創作者作品的底色。在田納西州到處閑逛路過藍嶺山脈時，那一整天一整天萬里無云的響晴，更堅定了我的想法。約翰·丹佛代表作《鄉村路帶我回家》的創作靈感，就來自他從馬里蘭州駕車穿越藍嶺公園大道去西弗吉尼亞的路上，歌聲中那明晃晃的鄉愁，簡直就是在謳歌藍嶺山脈的萬里晴空。

于是，在日本長野縣的輕井澤遇到作家室生犀星紀念館時，對紀念館寫的那段簡介心有戚戚。簡介寫道：偶爾路過輕井澤的室生犀星不由分說地喜歡上了這里，便舉家遷徙而來，在輕井澤的苦寒中寫下了不少關于輕井澤的散文和以輕井澤為背景的小說。室生犀星生活在那里的時候，輕井澤的避暑優勢已被加拿大人亞歷山大·克羅夫特·蕭推廣得知者甚眾，但成為輕井澤標志的西式別墅還在慢慢形成規模中，所以，室生犀星的輕井澤還只是由江戶通往京都的古道中山道上的一處驛站。沒有被過度修繕的作家故居告訴我們，約一千米海拔帶來的嚴冬是難捱的，也正因為此，室生犀星筆下的輕井澤才有浹髓淪肌之美，以至如今輕井澤已成一地難求的避暑和滑雪勝地，當地卻讓灌木深處、藤蔓叢中作家故居保留著原來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