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邀請，作家王安憶攜長篇小說《兒女風云錄》參加新加坡“2025城市閱讀節”并舉辦文學分享會，就“歷史和我”一題分享創作心得，受到當地讀者熱烈歡迎。活動得到中國作協外聯部大力支持。

分享會在新加坡首都劇院舉行，是“2025城市閱讀節”壓軸活動，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主持，當晚有約600名讀者踴躍參與，反響熱烈。

在分享會上，王安憶表示，“歷史和我”是費蘭特2020年在博洛尼亞大學演講的題目，來自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小詩：歷史上，巫術被處以絞刑／但歷史和我／我們每天在身邊，都能找到所需的巫術。她認為，在甲骨文中，“巫”字的上下和左右，分別象征天地和四方，故巫可被視為貫通天地四方，打破時空界限的人。在歷史和小說之間，虛構比非虛構的境界高，因為小說往往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將普遍性變成特殊性。她表示，“歷史和我”是小說家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小說寫的是個體的命運，但個體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會成為歷史。人們現在所說的“歷史”，都是有命名的、有概念的，而小說做的就是在命名和概念以外，書寫局部和個體。文學不應該等到這段歷史被命名了，才開始創作。“你千萬不要徒然地等待你的當下變成歷史，你的當下就是你的歷史。”

《兒女風云錄》作為王安憶駕輕就熟的上海書寫，從上海老爺叔，交誼舞廳里的舞師“瑟”寫起，描繪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展現了另一種上海風貌。生于1940年代末上海豪門，瑟的大半生走過新中國、新時期、新時代，他經歷的悲歡離合，對照著上海在宏大歷史洪流中的足跡。在小說的結尾，借阿郭之口道出：“世界上的人，只有兩類，一類舊，一類新！”王安憶說，無論是《長恨歌》的王琦瑤，還是《兒女風云錄》的瑟，兩個人物都生活在舊時代的余緒中。對比《長恨歌》來說，王琦瑤是女性，女性在都市的命運更復雜；瑟的出身背景則帶有階級的普遍性，男性在歷史變遷里更前沿的處境，遭際便更沉重。《長恨歌》更溫柔、綿長、精致，《兒女風云錄》則更直率。在兩本書的對照上，因為自己是女性，所以寫《長恨歌》時容易找到心理根據，書寫男性角色則需要推測，故《兒女風云錄》理性的成分更多。在寫作手法上，《長恨歌》細節更多，篇幅幾乎是《兒女風云錄》的兩倍，而后者語言比較精煉，結構也緊密。寫《兒女風云錄》，首先是因為王安憶至今并無衰頹的寫作欲望，更具體地說，她想要“創造一個人物，在歷史的夾縫里納入不進任何命名”。

王安憶還以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我的天才女友》為引，與自己創作《兒女風云錄》的歷程對照，探討“歷史和我”的小說理想。《我的天才女友》是費蘭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之首，是記錄二戰以后，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新時期下，新一代女性的心靈成長路徑。但王安憶沒有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我的天才女友》的女性關系，反倒認為它超出了現代女性主義觀念，不只在女性處境中進行敘述，寫的也不僅是女性和女性，更可能是自己和自己，或者歷史和自己。在它生動具體的描寫之下，又有一個強大的形式劃定邊界，讓它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在王安憶看來，《我的天才女友》是21世紀最有趣的文本之一。她表示“小說的知識分子化，常常會削弱它的敘事性，到書店里去，很難找到一本有趣的虛構小說，小說的基本要素——人物、情節、細節都被解構。然而，《我的天才女友》卻仍然保持著這些觀念，同時又沒有停滯思想的進步，實踐了作者‘歷史和我’的小說理想。”

在活動上，王安憶還回憶了自己與新加坡的深厚淵源。她原籍福建同安，父親王嘯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1940年離開南洋。她回憶了自己1991年第一次訪問新加坡參加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時的尋根旅程。表示：“最劇烈的心理戲劇，還是第一次，對我而言，它是帶有原鄉的意思，許多親屬從未謀面。而現在，一方面來往已是常態化，另一方面中國走出閉鎖，對外部世界也有了一定了解，不再像初始那么受震動。”在談及當下熱門的人工智能時，她表示，人工智能是基于數據和資料的分析處理，而小說的創作過程是非常個人的，是對于歷史和個體的書寫，因此人工智能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在問答環節后，王安憶為熱情的讀者們簽書留念。

（照片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