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初校的《抗金兵》整理本

記者 韓業庭攝/光明圖片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承辦的“烽火藝魂——中國藝術研究院抗戰文藝典藏展”7月16日在京開展。本次展覽分為“戰歌震山河”“蘭臺唱金戈”“刀筆礪豐碑”三大展區，共展出140余件（套）抗戰時期音樂、戲曲、美術領域的珍貴歷史文獻和藝術作品，帶領觀眾重回抗戰烽火歲月，重溫偉大抗戰精神。

戰歌震山河

狼煙起，鐵蹄奔。在金甌破碎之際，“起來”“前進”“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的歌聲響徹神州，把四萬萬同胞的心緊緊連在一起，匯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滾滾洪流。

《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生產運動大合唱》《軍民進行曲》《救國進行曲》《山西農民救國會會歌》《我們的隊伍往前走》《八路軍后方留守兵團團歌》《中日血戰抗日歌》《日本軍閥兇又兇》……走進“戰歌震山河”展區，大量抗戰歌曲手稿、歌譜等展品映入眼簾，泛黃的紙張無聲地訴說著那段烽火歲月。

每一曲抗戰音樂都是中華兒女在絕境中發出的怒吼，都是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精神的贊歌。其中，《黃河大合唱》的影響最為深遠。

1939年初，詩人光未然因傷到延安治療，正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執教的冼星海前去探望。當時，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二人都在思考：如何用音樂表達民族的聲音。

黃河對民族的哺育、黃河的屈辱與呻吟、黃河的覺醒與怒吼……在病床上，光未然的情感如黃河浪濤，一瀉千里，5天時間里，400多行詩句一氣呵成，《黃河大合唱》的八首歌詞就此誕生。冼星海讀完歌詞后深受震撼，僅用6天便譜出了曲子。

《黃河大合唱》在傳唱、演出過程中，為滿足和適應不同需要，先后形成多個版本。其中，有兩個版本由冼星海親自完成，并且留下珍貴手稿，一版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創作完成的初稿，后稱“延安稿”，另一版是1941年冼星海在莫斯科期間重新配器修訂的大型管弦樂隊總譜，后稱“莫斯科稿”。“延安稿”和“莫斯科稿”2003年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在此次展覽中，冼星海《黃河大合唱》“延安稿”和“莫斯科稿”手稿系首次展出，泛黃的紙張上，字跡稍顯潦草，但難掩藝術家的創作激情。

蘭臺唱金戈

抗日戰爭早期，梅蘭芳帶領戲班為前線將士義演募捐，上演兩出古裝新戲《抗金兵》《生死恨》。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梅蘭芳蓄須明志，暫別舞臺，拒絕為淪陷區的統治者表演，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才重新登臺。

戲曲于梅蘭芳而言，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關乎他精神歸宿的信仰。“蘭臺唱金戈”部分以梅蘭芳的“蓄須明志”照片拉開帷幕，展示了梅蘭芳初校的《抗金兵》整理本、1935年勝利公司出品的《抗金兵》唱片，以及《生死恨》的提綱和劇本。

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戲曲藝術家不僅為抗戰募集資金，還通過戲曲活動表達對抗日將士的支持。本次展覽展示的1932年2月29日第一舞臺的戲單，就是藝術家們用具體行動支持抗戰的明證。馬連良、梅蘭芳、楊小樓、譚富英、荀慧生等眾多戲曲名家的名字全在戲單上，他們以舞臺為陣地，用戲曲鼓舞民眾斗志，為抗戰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

文藝工作者不僅用作品鼓舞士氣，還拿起武器直接投入戰斗。作曲家章枚曾在華中魯藝擔任音樂教員。他所在的文藝工作隊有一次遭遇敵人掃蕩，工作隊只有兩支步槍，章枚和同志們便抄起手榴彈、菜刀、木棍投入戰斗。

“今天我們經常聽到‘文藝戰士’這個詞，它不是一個修辭術語，而是當年很多文藝工作者的真實身份。”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周慶富指著眼前一件件帶有明顯歲月痕跡的展品說，文藝先輩們在戰斗中創作，在創作中戰斗，這些抗戰文藝典藏不僅記錄著烽火歲月中的文藝故事，更生動地展現了藝術家們以文藝為武器的戰斗精神。

刀筆礪豐碑

在民族救亡過程中，藝術家們以筆為戈，淬煉出波瀾壯闊的藝術史詩。在“刀筆礪豐碑”展區，梅蘭芳的畫作《墨梅》暗喻高潔不屈，齊白石的畫作《保民道國聯》飽含家國之憂。他們的作品雖不直接描寫戰爭，卻在靜觀與寓意之間凝聚著深沉的家國情懷。

抗戰中，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淪為難民。雕塑《逃難》將逃難具象化：一位婦人右手抱著嬰孩，左手牽著稚子，身后跟著兩位背著鋪蓋、佝僂著身體的老人。而雕塑《離別》中，身為軍人的丈夫即將奔赴前線，妻子趴在丈夫肩頭嚶嚶哭泣，年幼的孩子扯著父親的衣襟不愿其離去。滑田友、劉開渠等雕塑家將烽火歲月鐫刻成永恒，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戰爭的殘酷，不要忘記和平來之不易。

本次展覽集中展示了沃渣、力群、彥涵、王琦等版畫家的抗戰題材版畫作品。這些作品中既有描繪抗日前線戰爭場面和戰斗故事的《抗戰》《追擊》《奮勇出擊》《盧溝橋抗戰》，也有記錄抗日根據地民眾生活狀態的《移民到陜北》《民主選舉》《農民診療所》，還有號召全民抗戰的《不讓敵人搶走糧食》《餓死也不被漢奸收買》《當敵人搜山的時候》。

“當時條件比較艱苦，版畫創作都是就地取材，木板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木板，刻刀是用彈殼做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李嘯非說，“這些版畫作品最大的特點是通俗易懂，它們將藝術鍛造成喚醒人心的文化利劍，成為民族不屈的象征，也彰顯了‘為社會而藝術’的文藝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