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我給我日常讀書寫字的地方，前后起了五個名字，它們依次是：“二七齋”“面碧居”“兩不厭樓”“釣字樓”“臨街樓”。

二七齋不是專用書房，它既是我日常讀書寫字的地方，也是我一家四口的起居之所，說白了，就是一間教工宿舍。

我那時剛留校，本來是分配了單身教工宿舍的，兩人一間，然而我有老婆孩子，無法與人同住，只好另想辦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東湖邊的筒子樓里安了家。

說到筒子樓，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展開想象。通俗一點講，就是中間一條走廊，兩邊排列著房間，戶對戶，門對門，使用公共的廁所、公共的洗漱間。洗漱間在廁所里面，常常是一邊有人如廁，一邊有人刷碗，如廁的和刷碗的倘是同事熟人，大家在忙著本事的時候，還要閑聊幾句。燒火做飯，都在走廊，吃飯睡覺，才在室內。

這樣的筒子樓，有一個好處，就是一家炒菜，滿樓飄香，一日三餐，你的鼻子可以遍聞百味。也有一個壞處，就是誰家來了個生人，夫妻間發生一點口角，或是孩子調皮，輕打重罵，聲聲入耳。總之，私密度很低。

像我這樣的大齡留校生，有筒子樓住就不錯了，自然沒有怨言，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習慣了這種生活。只是有一件事頗感為難，可謂茲事體大，那就是讀書備課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

各種聲浪的沖擊，攪得你鎮日里心神不寧。踢踏的腳步聲，砰啪的關門聲，呼兒喚女，夫答妻應，這些是日常的聲響。在這嘈嘈切切的背景音樂中，還有鍋碗瓢盆的碰撞，煎炒烹炸的乍響，那是瞬間的爆發，就像在急管繁弦的演奏中，突然鼓鈸齊鳴一樣。最可怕的是頭頂的霹靂，一陣巨響，樓板震動，墻灰撒落，樓上的張師傅又打孩子了。張師傅脾氣暴，望子成龍心切，偏偏兩個兒子不愛學習，如此，茶余飯后，免不了“地震”頻發。

我家房間小，只有十三個半平方米。為了充分利用生活空間，只能在這個螺螄殼里騰挪變化：柜上疊柜，狀如累卵；床下安床，形同抽屜；有書無架，有座無幾。

生活的空間可以這樣穿插疊加，學習的空間就只能靠時間來分割了。只有一張書桌，日常的時間分割法是，孩子作業第一，愛人備課第二，輪到我受用這張書桌時，已是萬籟俱寂。這樣的安靜比金子還貴，是不能有半點浪費的，于是埋頭狠讀，奮筆疾書，直到困乏已極，才戀戀不舍地離開。這時候，窗外的樹林間，已是晨光熹微。

就想，要是總這樣安靜該多好。

我那時很喜歡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畫。東山的畫沖淡自然，清靜淡雅，于是選了他的一張畫，壓在玻璃板下，時時觀看，以息心火。又抄了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兩句話壓在玻璃板下：“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郁此精爽。”我還從這里面摳出兩個字，把我這個不是書齋的房間命名為“靜朗齋”。后來覺得名不副實，又改為“二七齋”。

我曾在鐵路上干過，有人說我對鐵路的感情深，起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二七大罷工”。其實不是，二七十四，“二七”不過是這間房十三個半平方米的約數罷了。

我在二七齋度過了初為人師的階段，也邁出了我學術生涯的第一步。那時候的筒子樓里住著一大群像我這樣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師），他們窄處存身，鬧中取靜，后來在教學和研究中都做出了成績，出了像易中天這樣的文化學者，像楊小凱這樣的經濟學家，以及各行各業的骨干精英。

搬出二七齋后，我住進了學校的一棟早期建筑。這棟兩層高的紅房子，以前住過很多名人。我先住樓下，后住樓上。樓下有一個很小的儲物間，正適合做我的書房。我那時已有一些書，也有幾個簡易的書架，四面一擺，便像模像樣地坐擁書城。只是這書城太小，擺了書架，就放不下書桌，只好另作安置。我找了一個凸出去的角落，把書桌嵌在里面。書桌外面是一片小樹林，高矮粗細的樹都有，放眼望去，滿眼碧綠，我便把這地方叫作“面碧居”，雖屬寫實，多少也有一點“面壁”的意思在里面。

我住進這棟樓，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候，文學革新的浪潮涌起，跟著也“崛起”了一批青年批評家。我年歲稍大，廁身其間。在教學之余，我熱衷于文學評論寫作，參加文學界的各種活動，文學界的朋友也常來面碧居談論文學，一時間也稱得上文友如云、高朋滿座。

那時候的人對文學都很真誠，談起文學問題來，一個個如癡如醉，有時也免不了發生爭論，面紅耳赤，唾沫橫飛。當然，爭完了談夠了，有酒菜也會大快朵頤，開懷暢飲。酒酣耳熱之后，有過“票戲”經歷的，還要吼上幾句，引來樓上樓下的人扶欄圍觀。面碧居因而留下了許多酒事，至今仍在朋友們中間流傳，這種場面后來就很少見了。正是對文學的真誠、熱愛，孕育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繁榮和文學批評的繁榮。寫到面碧居，這是值得記下的一筆。

我寫過一篇散文，叫《雞棲于樹》，開頭寫了我窗外的一棵桂樹，常常探頭探腦地把樹枝伸向書桌，把花香送到我的鼻子底下，讓我欣賞她的綽約風姿。而后寫了樹叢間幾只頗有名士風度的雞，它們率性坐臥，肆意妄為，旁若無人。在面碧居，我就這樣面對滿樹桂花和這些“名士”，完成了我最早的幾本文學評論集、兩本新詩研究專著和一本個人獨著的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它們是我個人的作品，也是一個開放的文學時代和學術時代的見證。

從面碧居搬出，住進兩不厭樓的時候，我的工作重心已由文學評論轉向學術研究。這期間，在教學工作之外，我集中完成了三個大的學術工程，一個是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當代卷”，一個是寫作《王蒙傳論》，一個是開始為我在《小說評論》上主編了17年的一個欄目《小說家檔案》結集，先出了《小說家檔案》，后出了《對話著名作家》，最后總編為《改革開放40年小說百家檔案》。《改革開放40年小說百家檔案》雖不是在兩不厭樓編定的，卻是由前兩部書發展而來。此外，還整理出版了一本舊日的講義，叫《文學批評理論基礎》。

“兩不厭樓”這一名字出自李白的《獨坐敬亭山》：“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我與窗外的珞珈山相看不厭，與我的書本和研究相看不厭，也與我的老伴相看不厭，有了這“三不厭”，用“兩不厭樓”這個名字，也可謂名副其實。

這時我已有單獨的書房，沒有了二七齋的窘促，也不像面碧居那樣書桌和書房分離，我把兩間居室打通成一個書房，來者都說這是他們見過的最大的書房。書也多了，四面的書架頂天立地，在這些書架中間讀書寫字，是真真地坐擁書城了。這是我心無旁騖、潛心治學的日子，我寫過一首舊體詩，用來描述當時的狀態和心境，詩曰：“懶怠出門看櫻花，腳步紛紜亂如鴉。西窗唯對梧桐樹，枯枝朽干鐵琵琶。”

釣字樓是校外一處住宅的書房，地處南湖。名曰“釣字”，是因為想到釣魚，有湖必有水，有水必有釣，我喜歡釣魚，卻偏偏無閑，只能“釣字”，所以把“釣字”做了書房的名字。我這時也確實是在做一件“釣字”的工作，那就是編定我的文集。這項工作兩年前就已經開始。早期的作品多無電子版，也沒有刻意保存，所以輯佚鉤沉，錄入打印，頗費了一番心力。這跟掛餌下鉤、甩竿子、打窩子、觀水情、看魚花差不多，都是些精細活兒。這部文集共10卷，400余萬字，是我半生辛勞的一個小結，也是我從二七齋到面碧居，從兩不厭樓到釣字樓，輾轉幾個書房的工作記錄。

我搬回學校沒幾年，就辦了退休手續。住所是珞珈山南麓的一棟新樓，從窗戶望出去，街上人流如織，車輛穿梭。在鬧市之側，要安下心來，安安靜靜地做學問，就得練就陶淵明說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功夫。于是，我把書房叫作“臨街樓”，也是在提醒自己，要“心遠”意定，不受物擾。

我這幾年主要專注于小說創作，已發表一百多萬字的作品，每年出版一本小說集。前些日子，召開了我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給了我許多鼓勵。我會在臨街樓繼續我的創作，實踐我承諾的“衰年變法”，完成從一個學者到一個作家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