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是司馬遷飽蘸著血和淚寫出來的千古名作，尤其其中的“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每每讀來，都令人蕩氣回腸，感慨不已。

這段話并不難解釋，是司馬遷以古人為榜樣，激勵自己忍辱含垢，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完成《史記》這部曠世之作。

據我所知，這篇文章流傳至今，除了開頭的“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這一處，有人認為“太史公”應為“太史令”——因為司馬遷不會自稱“太史公”，是后人出于對司馬遷的敬仰而改“令”為“公”以外，對于文本自身，似乎還沒有多少質疑。最近讀楊牧之先生的《最喜今生為書忙》一書，其中有一篇《不憂·不惑·不懼——懷念周振甫先生》非常感人。周振甫先生的敬業、勤勉、低調、純粹而又堅持原則，不迷信權威的精神風范令人心生敬佩。但是，文章中有一處提法卻讓人感到有些遺憾。作者在談到向周先生請教學習古文時寫道：

我寫過一篇有關司馬遷《報任安書》的文章，極力推崇文章之佳妙。周先生對我說，其實，司馬遷寫的這篇文章也有不盡圓滿的地方。比如，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其實，呂不韋讓門客寫的《呂氏春秋》，不是遷蜀之后，而是他在秦國掌權十分得意的時候；說“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這兩篇文章也不是囚秦后寫的；《詩》三百篇很多是男女相悅之情歌，這些情歌也不是“發憤之所為作也”。

作者在敘述這段文字之后，接著寫道：“聽了周先生的分析，我出了一頭汗。這些我連想都沒有想過。”

這似乎是認同了周先生的分析。

周振甫先生說司馬遷其文“不盡圓滿”，讓筆者頗感遺憾，萬萬沒有想到，博學如周先生，竟也會對《報任安書》產生如此的誤解。

《呂覽》（《呂氏春秋》）的確是呂不韋的門客集體編寫而成。《史記·呂不韋列傳》記：“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因書中有“八覽”，故又稱《呂覽》。呂不韋曾是權傾朝野、遮云蔽日的人物，秦王嬴政接手政務之后，呂不韋被免職，不久即令其遷往蜀郡，呂不韋心生恐懼，即飲鴆自殺。韓非的確是先著《說難》《孤憤》等篇目，引起了秦王的重視，于是力邀其入秦，但卻遭到同學李斯的嫉妒，于是構陷罪名，將其囚禁入獄，令其服毒而死。然而，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實際表達的意思是：盡管呂不韋遭到了被迫貶謫蜀郡的懲罰，但畢竟有一部《呂覽》流傳了下來，使得呂不韋廣為人知；盡管韓非落得慘死異國的結局，卻有《說難》《孤憤》等名篇被人們傳誦。從這個意義上說，呂不韋、韓非都是不可磨滅的，稱得上是“倜儻非常之人”。呂不韋的遷蜀和《呂覽》、韓非的囚秦和《說難》《孤憤》，絕不是如周振甫先生所理解的為一種因果關系，而是一種對比關系，因此也就不能說司馬遷的表述存在“不盡圓滿”之處。

至于周振甫先生所認為的“《詩》三百”多是男女情歌，既非“圣賢”也不“發憤”的觀點，亦屬差謬。這里的“圣賢”，絕非《詩經》中各篇目的作者，而是特指孔子；“作”亦不是《詩經》中的具體作品，而是《詩經》這部編輯作品本身。

盡管孔子具有多種身份，但最為突出的只有兩個：一是教育家，一是編輯家。孔子年輕時有很大的政治抱負，因此周游列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到處碰壁，不得不回到故鄉開辦私學。在五十多歲的時候，他切身感到了老之將至、寂寂無名的恐懼，于是廢寢忘食，發奮圖強，完成了《春秋》和《詩經》的編輯。關于孔子編輯《詩經》的過程，《史記·孔子世家》中有明確的記載：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由此可見，從一般意義上說，《詩經》是編輯作品，但從孔子為之所付出的心血來看，又無異于一次再創作，視其為孔子的作品也絲毫不為過。

周先生顯然是誤解了司馬遷的話，也誤解了司馬遷本人。

【劉運峰，河北省束鹿縣人。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書畫協會會長，南開大學出版社原社長、總編輯，2017年入選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編著出版《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序跋集》《魯迅書衣錄》《魯迅輯印美術圖錄全集》《魯迅著作考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