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是指10—13世紀中國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獨特文化體系，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制度、思想、文學、藝術、科技等方面的成就。宋文化是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10—13世紀是中國歷史上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形成于這一時期的宋文化以雅致內斂、兼容并蓄、務實創新等文化特點，對后世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文化都有深遠影響。作為中華文明演進史上呈現樞紐形態的宋文化，在繼承漢唐文明基因的基礎上，獲得了創新性發展并為元明清文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陳寅恪先生關于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的論斷，深刻揭示了宋代在中華文明史中的光輝坐標。宋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大高峰。對此，中外學者高度認同。鄧廣銘先生講：“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中華文明發展至宋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均獲得極大發展。宋代文官治理體系的確立、市井商業文明的勃興、新儒學思想的范式突破以及雅俗共賞的文藝創作等，形成文明合力穿越千年時空，熔鑄成具有永恒張力的宋文化基因。

宋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演進的重要轉折期。嚴復先生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作為與漢、唐并稱“后三代”的最后一個王朝，宋代的政治文化基因深深植入中國社會肌理，其影響綿延至今。宋代科舉制度的成熟完善，打破社會階層壁壘，推動士人有序流動，孕育出士大夫群體，共同構建起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治國”模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態。宋代士大夫群體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抱負立身濟世，將個人理想與家國情懷融為一體。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精神、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的革新勇氣，與無數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相互激蕩，共同構筑起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豐碑，將儒家經世思想推向制度變革層面。宋文化中獨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不僅造就了中國古代史上的文治巔峰，更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國家治理智慧與精神遺產。

錢穆先生認為：“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社會之變的根因在于經濟。在傳統史觀中曾被冠以“積貧”標簽的宋代，實則孕育著中國古代極富革命性的經濟形態。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完成了歷史性南移，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新的經濟中心。宋代商貿發展空前繁榮，商業活動突破了時空限制，夜市、曉市興盛，草市遍布鄉間。城市經濟功能增強，汴京、臨安等城市人口逾百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應運而生，標志著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到新的高度。《清明上河圖》中繁華熱鬧的商業景觀，讓我們得以窺見宋代經濟發展的華麗圖景。繁榮的經濟深刻塑造了宋文化的社會性，促使宋文化在繼承漢唐傳統的基礎上，開啟了具有近世化特征的文化轉型。商品經濟的空前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促使宋文化走向世俗化，形成雅俗共賞的獨特文化生態，構建起別具一格的宋文化風貌。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的“黃金時代”，科技成就不僅奠定了其在中國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宋代科技文化具有系統性、實用性和創新性特征，既集中國傳統科技之大成，更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將先進技術成果輻射至全球。正如李約瑟所言：“每當人們在中國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要焦點就在宋朝。”這一評價無疑揭示了宋代在世界科技史中的樞紐地位。四大發明在宋代完成了從雛形到成熟應用的關鍵跨越。活字印刷促進了知識的傳播與普及，指南針技術造就了海外航行與貿易的蓬勃發展，造紙術、火藥技術的西傳加速了世界文明演進歷程。在技術傳承層面，宋代完成了對前代成果的系統總結與升華。《夢溪筆談》《武經總要》等著作的問世，蘊含著實證研究的科學精神；瓷器燒制、紡織機械等領域的精進工藝，體現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作為前現代世界的技術創新中心，宋代以開放包容的文明姿態，在人類科技史上書寫了承前啟后的輝煌篇章。其科技遺產不僅塑造了中華文明的認知體系，更為世界文明進步提供了關鍵性技術，這種雙重價值至今仍在文明對話中綻放異彩。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文化在思想學術方面的成就以理學為代表。兩宋思想學術以新儒學（理學）為核心，宋代儒學的革新源于對漢唐經學的反思，面對佛道思想對傳統儒學的沖擊，理學家們以開放姿態重構儒學體系。周敦頤、張載等吸收道教學說，分別提出“太極圖說”“氣本論”，奠定宇宙論基礎；二程吸收禪宗心性論，將倫理綱常升華為宇宙本體“天理”；朱熹集諸家大成，以“理一分殊”統合本體與現象，通過“格物致知”構建道德認知論；陸九淵另辟蹊徑，提出“心即理”開啟心學先河，為明代王陽明鋪就思想基石。宋代學術呈現“和而不同”的繁榮格局，兼容并蓄的學術生態與理性精神，為宋文化注入了持久生命力。

宋文化在文學藝術領域以璀璨群星之姿，在中華文明長河中獨領風騷。歐陽修等掀起宋代詩文革新運動。柳永以“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推動詞體大眾化，蘇軾“大江東去”拓展詞境至歷史原野，李清照“尋尋覓覓”書寫女性生命史詩。這種士庶交融的創作格局，使宋詞成為時代精神的鏡像。戲曲與小說的勃興，標志著中國文化從貴族精英敘事逐漸轉向市民世俗審美。宋代文學藝術在中華文明史上締造了美學高峰，其以雅俗共濟、文理交融的特質，成為宋文化最為奪目的精神標識。

在中華文明綿延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宋文化猶如一座承前啟后的精神豐碑，構筑起貫通古今的文化樞軸。宋文化以兼容并蓄的氣度、銳意創新的精神、經世致用的理念、理性務實的態度、深沉的民族意識和平等開放的觀念，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費正清指出：“唐宋兩朝蓬勃興起的中國文明，似乎超過歐洲是毫無疑問的。”將目光投向10—13世紀的世界文明版圖，宋代中國無疑是最為耀眼的燈塔，在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藝術等領域已取得了諸多領先世界的成就。宋文化的影響力不僅深植于當時的華夏大地，更以超越時空的文明張力，在世界文明演進與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中刻下深刻印記，最終凝結為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圖譜中永不褪色的精神編碼。

（作者系河南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