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認識了一位說相聲的大爺——劉樹江，他住在小雅寶胡同。小雅寶胡同原來叫小啞巴胡同，宣統年間雅化為現名。記得他家在路北，跨過一道小門，里面有座轉不開身的小院。別看院子小，怎么也得有七八間房，房門緊挨又緊閉——誰家的房門大開，都會把院子給擠沒了。

劉大爺住的是北房，也就七八平方米，屋子很矮、很黑。靠北墻是一張床，床邊擺著幾寸的電視；靠西墻是一個書柜，放了一層半的書；靠著書柜，塞了一個火爐，煙筒直通屋頂；火爐旁是一個門簾，顏色和墻差不多。原來門簾后邊還藏著一間屋，想來也非常逼仄，絲毫不見光。

我總去找劉大爺學相聲，但他一提到當時的相聲，就罵“什么玩意兒”“什么東西”，這是相當尖銳的批評了。劉大爺的脾氣差，在生活中不茍言笑，平日里還經常犯肝氣，但他長得實在是太有喜感，無論什么時候，不管生氣不生氣，胖乎乎的他總是嘴角上揚；小薄片嘴抿起來，小眼一瞇，飽含笑意。盡管他看起來很各色，但給人的感覺并非很難相處。

劉大爺的生活特別清苦。我從王文林那兒得知，劉大爺年輕時是工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追曲藝三團的相聲大會，后來拜羅榮壽先生為師，又加入了青年曲藝隊，比王文林還早幾年從藝。六十年代初，他在合肥的安徽省曲藝團工作了好幾年，給有“安徽侯寶林”之譽的高笑臨先生捧哏，火過一陣兒。幾年后，他返回北京，沒有合適的工作，就去了房管局。

提到房管局，師母孫燕華曾對我說：“那會兒房管局下轄的每個房管所，都有一個對應的‘站’，用來收留沒工作的各路‘爺’，像畫畫的、唱戲的，什么人都有。這些人也說不上是臨時工還是長期工，沒什么技術，就當小工，負責和泥、搬磚等粗活、累活。得有地方讓他們領糧票，讓他們活著啊。”

上世紀八十年代，劉大爺還在北京市文聯對面的某個單位燒過鍋爐。至于有沒有退休金，我就不知道了。

他家的門上掛著小紙條和鉛筆頭，去他家時如果他不在，我就留個言。有時我會在小院外面等一會兒，因為他出門也沒什么事，要不就是上廁所，要不就是買菜。一天，等了沒多久，劉大爺果然回來了，他提著一個袋子，里邊裝著爛肉模樣的東西，大概是某種動物的內臟；他在火爐邊隨便剁剁，就下鍋炒了，又拿出半碗涼米飯，說：“我不讓你了。”我問：“您就吃這個呀？”他說：“這不也叫肉嗎？”

我聞到一股濃濃的異味，就算是內臟，肯定也不新鮮了。

還有幾次碰到他，他都是剛撂完地回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劉大爺能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去郊區“撂地”，這也是很奇特的事。他在郊區找個臨近路口的空地，“圓上粘兒”，就是招攬一些觀眾，說一段單口相聲。給觀眾說樂了，要下點錢來，然后休息一會兒，再“圓上點粘兒”，再說一段單口相聲，如此循環往復……如果有人管了，就換個地方；如果沒人管，就多說兩段。他是北京人，又這么大年紀，沒人難為他。

舟車勞頓好幾個小時，癱坐在床上的他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我教不了你，你看，我的腿都腫了，揉腿能揉半宿，根本睡不著覺。”第二句話就是：“我現在想哭啊！哭誰呢？哭我師父。這么好的藝術，竟然換不來錢！”他嘴上說想哭，語氣里卻滿是牢騷。

劉大爺確實是有能耐，嘴快，嘴干凈，嗓子也好，身上臉上全有傳授；雖然他長了一副“上人見喜”的模樣，卻是冷面滑稽，包袱非常準，而且非常懂幽默——讓你樂，你準得樂。我跟他學《大保鏢》“掉河里了”這個“底”，每次他給我使，我都樂得不行。一個“撂下撂下”，一個掉河里的“相兒”，我一使，怎么都不對，他一生氣，就不給我說了。

盡管有能耐，他也不吹牛。我問他：“您會多少傳統活？”他數了數，說：“二十多段吧，我們那會兒凈說新活了。”一次，我看他在月壇公園的“游園會”演《黃鶴樓》，沒有舞臺，就平地圍一圈兒觀眾；他成了捧哏，因為跟他合作的那位“寶”字輩先生只能逗哏。現場效果非常出彩，把觀眾樂得肚子疼，尤其劉備出場那里，原本是沒包袱兒的地方，他的一舉一動，正冠、透袖，非常精準，非常嚴肅，非常認真，但又特別可樂！那是我看過的最好的一場《黃鶴樓》。

就是這樣的演出效果，旁邊還有觀眾預言：“這二位一場（合作）長不了。”演出結束回家，劉大爺就批評起逗哏：“他還是郭啟儒的徒弟呢，一句都不會！”我已看得如癡如醉，反問道：“這么好還叫不會啊？”他說：“你一個小孩，哪兒看得出來！”果然，他們合作了幾場，之后就散伙了。

我跟劉大爺來往了幾年，學的東西不算多，因為他不怎么教，又特別嚴謹。舉個例子，他給我講其他節目時，出于教學需要，隨口說了兩句《結巴令》。我一聽，非常好，尺寸、氣口、鋪陳都比別人好，還有幾個橋段是我沒聽過的。我說：“您把整段教給我吧，我拿錄音機錄一下，等我學會了，您再給我說。”他拒絕了：“這就是舉例，讓你知道這種包袱兒怎么使。”隨我怎么磨，他就是不教給我。我為此去了好幾次，到最后他跟我說：“就是不能教，因為這個是諷刺挖苦別人的。”

還有一天晚上，他給我念叨“活”，聊到快九點，我剛要走，忽聽旁邊那個掛門簾的小屋里有人咳嗽了一聲。他問：“你怎么著啊？”屋里傳來一個蒼老女性的聲音：“沒事兒。”那屋連燈都沒開，原來里面還有人，嚇我這一大跳，我趕忙告辭了。再后來，我跟他聊起家事，問：“您的老伴呢？”他說：“她跟了我一年多就去世了。”看來生活對他真是一環套一環地打擊、下絆兒。

我一直對劉大爺那一層半的藏書感興趣，但不好意思拿下來看。一次，我正看那些書的書脊，他跟我說：“你去幫我問問，看誰想要這些書，我準備出手。”我很驚訝，問：“您不要啦？”他說：“我不要了。我還有幾件大褂兒，也準備出手，你去問問誰要。”我說：“您給我看看這些書吧。”我把書拿下來，一本本翻看；我不知道他要賣多少錢，所以精挑細選了七八本，摞在桌子上。我問：“這些書多少錢啊？”他沒想到我當時就要，反復念叨著：“賣多少錢呢？”畢竟我是一個學生，他不好意思多要。真是咬了半天牙、盤算了半天，他吐了句：“你給十五塊錢吧。”當時，書已經漲價了，一本新書通常要三四塊錢。

我說：“那我再挑點兒得了。”我又選了七八本：“我一共給您三十塊錢吧。”他有些暗喜地點著頭。

我挺感慨：“您對我太好了，真是太便宜了。”他順著我說：“這就是半賣半送，你一個學生，我能要多少錢。”其實我看得出來，在暗喜之余，他對把書賣給我這件事，還是覺得有些慚愧。我說：“我沒帶錢，下回再給您錢。”他趕忙答道：“沒問題，沒問題，你先把書拿走。我還有幾件大褂兒，你幫著問問誰要。”我心里話說：就您那個體型，誰也穿不了。當時，我并不知道大褂兒還能改，所以也沒幫他問，不知那幾件大褂兒最后賣沒賣出去。

一年冬天，我在他家門口轉悠——那個小院實在太小，待不住人，還全是街坊。忽然想上廁所，我就往西走，遠遠看見一個矮胖的身影，在大北風里，從胡同口走過來。起初，我沒認出他，因為到冬天他穿得更厚，簡直就像一個球。我進了公共廁所，蹲在那兒，不一會兒，他也進來了。他就蹲在離我不遠處，如同肉山一般堆在那里，腿太細，要用雙手撐住膝蓋。說實話，我都怕他站不起來……直到這時我才反應過來，原來是劉大爺。

劉大爺的眼神也不好（或許是有嚴重糖尿病的緣故），在相隔兩個蹲位遠的地方，我們各自上了一回廁所，他根本沒認出我來。最后，還是我先出去的，到小院外面等他，過了好半天他才回來，我也沒再提這件事。

如今每每想起那寒冷的公共廁所，那穿著破衣服蹲坑的劉大爺，我就心酸，進而心痛。他的藝術水平那么高，生活本不該這樣。

到元宵節了，我去看他，特地買了十幾個元宵——我真怕他元宵節吃不上元宵。他很慚愧，或許他覺得我不該給他送禮，或許他覺得不該收我這個小孩送的禮，想瞪眼又瞪不起來，便故作姿態說道：“下回不許這樣。”

上高中以后，我就沒怎么找過劉大爺。到后來，大雅寶胡同變成金寶街，那條小雅寶胡同究竟怎樣了，我也不得而知，連同劉大爺的訊息，一同吹散在舊日的大北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