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一場文學對談而重讀澳大利亞作家帕特里克·懷特的《風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相隔近三十年的閱讀感受迥然不同。信息檢索的迅捷、批評視野的拓展，以及個人生命經驗的沉積，使得這次閱讀讓我愈發感慨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等學者所強調的：文本意義是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與作品的互動中生成的，而非早已封存的真理。同樣，這本書的意義并非靜止不變，而是在不同時間與空間中，伴隨著閱讀者的人生經驗，不斷生成與翻新。

彼時與此時

初讀《風暴眼》時，我尚未深入澳大利亞研究，對其社會背景了解不多，對帕特里克·懷特的創作背景也缺乏系統認知。選擇閱讀這部小說，很大程度是因為懷特是澳大利亞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閱讀期望深受瑞典文學院頒獎詞的影響——“他以史詩般的和擅長于刻畫人物心理的敘事藝術，把一個新的大陸介紹進文學領域”。我帶著敬意與獵奇心理走入這部作品，希望透過他特有的心理描寫技巧，捕捉到一個陌生國度的精神圖景。閱讀中，我更多是被文字的迷宮所牽引，注意力集中在懷特如何細致入微地描寫人物內心的跌宕起伏，如何用語言描述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令人瞠目的富庶家庭。

我一方面試圖從人物那些私密又幽暗的心理軌跡中，提煉出所謂“澳大利亞性”的線索，卻又困惑于那種自身經驗所不熟悉的氛圍壓抑與文本張力。從歷史主義的視角，我努力將文本看作一個發生在殖民歷史背景濃厚的國家的故事，女主人公的豪宅就如同舊帝國的縮影，而她經歷的風暴象征著舊文化秩序的消解，進而附和當時學界的觀點，認為這部小說象征著“帝國母親”的垮塌。伊麗莎白·亨特，這位垂暮的女主人，她居高臨下的掌控欲、對死亡的焦灼、對記憶的碎片化凝視，讓我不禁聯想到《荊棘鳥》中的女農場主瑪麗·卡森。兩人身上都集合了權力與孤獨、渴望與絕望的復雜特質，她們既是某種土地權威的延續者，又都是家族關系的操控者甚至扭曲者。伊麗莎白居住的宅邸和瑪麗·卡森在牧場中的大宅一樣——她們身在其中，被人服侍著，同樣以權力和金錢作為掌控一切的手段，也同樣在死亡面前顯露出茫然與恐懼。記得當時我對此小說的總體感受：它的主旨不是描寫澳大利亞異國風情與人文，而是一場對“人之存在”的深度拷問。那時的我尚未具備足夠的文化語境知識去解讀其中的歷史隱喻或者宗教張力，但已經感受到這兩位作家都很有能力借“風暴”構建一個具有的強烈穿透力的心理劇場。

最近這次重讀《風暴眼》，我驚訝地發現，自己作為讀者的閱讀體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初讀時，那些繁復細膩的心理描寫曾讓人感到一種近乎晦澀的陌生感，如同進入了一片片憤懣情緒的密林，步履艱難；而這一次，那種生澀艱辛感悄然消散。得益于近年來在澳大利亞研究上的深入，以及多次實地探訪對這片土地的親歷體驗——風暴、冰雹、颶風、山火、干旱等自然災害不再新奇，反而沉淀為感知的一部分，進而幫助我更容易對文字背后所隱含的作者的創作心理有了更多新的理解。

這種新的理解不僅是因為我自身生命經驗發生了變化，也得益于信息檢索的便捷，讓人更容易找到關于這部小說的創作背景與作家生平的豐富資料。懷特的母親羅斯（Rose）于1963年去世，這成為懷特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母親的離世不僅帶來了情感上的震動，也促使他開始更加頻繁地回望母子之間那段既親密又緊張的復雜關系。懷特與母親的關系并不總是溫情脈脈。年輕時，他曾渴望成為一名演員，而母親對此持否定態度，這種壓抑與抗爭深刻地影響了他此后的寫作動機。他轉向戲劇與小說創作，但內心始終未曾割舍舞臺之夢。他曾在《鏡中的瑕疵》（Flaws in the Glass）中寫道，自己是“一個被困在小說中的劇作家”（a playwright who got stuck in novels），這一句話幾乎可以作為理解他文學創作的鑰匙。《風暴眼》是一部高度自傳性的文學創作，小說中伊麗莎白·亨特居住的那座老宅，與懷特晚年實際所居住的住所幾乎一模一樣，正對著悉尼的森蒂尼爾公園（Centennial Park）。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作者一種刻意的空間選擇,它既承載著母子關系的裂縫，也映射著懷特對過往人生的回望與試圖釋懷。

《風暴眼》中的回望并非懷舊，而是一種帶著反思、疼痛甚至審判色彩的心理追溯。這部小說最終于1973年出版，而正是在這一年，懷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位獲得這一榮譽的作家。這種時間上的重疊幾乎具有一種宿命般的象征意義：寫作成為了他與母親關系的精神出口，而世界文學的認可，仿佛也是在他完成了這場深沉告別之后降臨的某種肯定與釋放。這一幕也讓我想起庫切——當他在2003年獲得諾貝爾獎的頒獎致辭中，他講到自己想象到的一個場景，是回家向母親報喜，而母親淡淡地回應：“趁熱把胡蘿卜吃了。”那是一種幾乎冷靜到荒誕的溫柔，也是一種作家對母親情感的永恒回聲。兩位作家在成就的高峰處，都不約而同地回望母親，這一回望背后，藏著的不僅是自豪，還有深不可測的愛與無法輕易釋懷的情感糾葛。

“風暴眼”的空間位移

對于讀者而言，閱讀的時間變了，空間也同時發生變化，對于小說中的時空理解也會發生位移，比如如何理解風暴眼的中心以及其寓意。初讀時，我所看到的是母親伊麗莎白·亨特在布龍比島上經歷的風暴。她劫后余生，“風暴眼的滋味都嘗過了，別的就更不在話下”。那時，我嘗試從結構視角看待小說，將風暴眼視為一種敘述上的“穩定點”——是伊麗莎白·亨特控制的象征。她的財富權力與極度自我的性格構成家庭矛盾的核心，所有人物的混亂、痛苦與糾葛幾乎都圍繞她展開。她本身卻似乎始終處于“動中之靜”的中心地帶，攪動著周遭的一切。但在重新閱讀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對懷特母子關系、自傳性背景以及他晚年孤獨狀態有所了解之后，我開始理解：風暴眼不僅是敘事的中心，更是情感的內核，它所指向的不是一位即將老去的婦人的專斷跋扈，而是一種深層的空虛與哀悼。那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中心——靜默、剝離、無法逃避的“曾經存在之痛”。伊麗莎白在身體衰敗與記憶碎裂中，逐漸裸露出她控制背后的脆弱，她并非風暴的制造者，而是其真正的承受者。

然后這種承受一定是恐懼與無助的嗎？在這次閱讀中，我看到另一個風暴眼，它來自一位經歷過風暴的荷蘭人船長的描述。當時，女主人公的女兒多蘿西所乘坐的飛機處于顛簸之中，坐在鄰座的荷蘭人給她描述自己曾經遇到的幾乎讓他送命的風暴：“一連好幾個小時，我們被拋來拋去，亂碰亂撞——后來突然平靜了——成了我曾經經歷過的海上最大的平靜。上帝讓我們進入風暴眼了——你知道風暴眼嗎，風暴中平靜的中心——我們躺在風暴眼中休息——周圍有好幾百只海鳥，也都棲息在水面上。”聽了這位昔日船長的描述，多蘿茜不再恐懼令飛機顛簸不停的陣陣風暴,反而為自己可能終身沒機會經歷這位荷蘭船長所描述的風暴眼而沮喪。這里，風暴眼不僅是逃避風暴的避難所，更是生命經驗中某種極致對比后的頓悟狀態。在經歷混亂、撕裂與危機之后，人往往會短暫地進入一個內在的平衡點——仿佛所有的喧囂都退場了，留下的是最本源的存在感與清明狀態。而這種狀態，不是靠逃避得來，而是必須先穿越風暴，才有可能觸及。

愛有時差

重讀的時間、空間與視角發生改變之后，我突然發現對小說中一句話的理解發生了巨大變化。亨特夫人對照顧她的護士說：“人與人之間的愛，最糟糕的是，當你準備愛他們時，他們卻不需要你的愛；而當他們需要時，你又不愛了。” 我清楚地記得，在初讀時曾把此句理解為一位生病的老母親因為孩子們不來看望和照顧而產生的怨恨。但是重讀過程中，我發現如果把“你”和“他們”的指代變化一下，可以理解為另一種愛而不得的狀態：當一個孩子小的時候，特別需要父母的愛，而父母只是一味地逼著他學習進步，并不積極感受或以理解來回應；等孩子長大了，父母需要孩子的愛，但是孩子的身心都早已遠離了父母，失去了愛的能力。如果這樣來看，這表述中有作家懷特對父母愛的方式和結果的反思，他在通過文字來探究關于愛的悖論。愛不僅是情感的給予、物質的支持，里面還有關于時間與權力的錯位。愛是什么？誰有資格給予愛？何時的愛才被需要？如果愛的情感被拒絕、或發生錯位時，它是否還是愛？

其實，帶有時差的愛，或者說“錯位的愛”，可能是一種普遍的人生常態。我們給予的愛，常常在對方未準備好時到達；而我們渴望的愛，也往往在錯過之后才姍姍來遲。有多少時候，那些我們殷切想要表達的情感，最終成了對方“聽不見”“看不見”或“無法及時回應”的存在。愛并非總是在恰當的時刻發生，也并不總能被恰當地理解和接住。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經歷多次情感風暴的顛簸，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風暴眼，什么是在混亂深處那片稍縱即逝的澄明。那是一種被命運反復推搡后的靜默領悟，是在愛與痛、控制與放手、記憶與遺忘之間，最終找到的一個安頓點。

此次重讀也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小說閱讀絕非一次性的消費行為，而是一種可以反復呈現的“關系的展開”。讀者與文本、與角色、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因時間推移與生命經驗的變化，不斷生成新的理解與共鳴。在這一過程中，小說始終靜靜佇立于原地，等待每一個階段的讀者前來靠近、解讀、傾聽與感受。比如，“風暴眼”可以成為一種對人類存在的隱喻——它既是混亂中心的靜止點，也是一道通往內在真實的門戶。只有在那個無法逃避的風暴中心，或許我們才可能找到一個真正凝視世界與自我的角度。這也許就是為何我們總說“眾生皆苦”，卻又能在苦中作樂——因為我們明白，風暴無可回避：親人離去、關系斷裂、身體衰敗、信念動搖……然而，在穿越這些不可承受之重的過程中，我們仍可以通過文學之力，隱隱看到幽光并知曉：生命的某處，始終藏著一個寧靜的中心，一個可以短暫停泊、輕聲喘息的所在。它無聲，不耀眼，不屬于任何人，卻在我們真正經歷風暴之后，悄然向我們展現。

重讀的恍惚間，我仿佛也正穿越著帕特里克·懷特筆下文字所構成的一場風暴。在反復的閱讀與再閱讀中，我在不同時空、不同生命階段，從不同的視角，一次又一次地體認“愛”的復雜面貌。初讀之時，所見多是控制與撕裂；再讀之時，方感哀悼與空虛；而行文至此，終于開始看到那可能的慈悲與放下，看到風暴之后的沉靜與洞見。借助小說之力，我穿越愛的情感風暴，抵達那風暴眼的中心——在那里，既無喧囂，也無混亂，只有一種近乎超然的平靜。

（作者系清華大學外文系澳研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