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太極城

溫州，位于浙江的中國東部古城。又到溫州，又見溫州塘河，又乘船行于夜晚的塘河之上。黑暗的塘河中，在我的感覺里，仿佛游動著一條矯健的南方白龍。南北走向的塘河，連接起溫州境內兩條東西走向、流入東海的甌江和飛云江。矯健的白龍，在相互貫通的塘河、甌江、東海和飛云江之間，順時針或逆時針游動著、嬉戲著。因此，黑暗中的溫州城既穩固又輕靈，它的內里充滿著富有動感的勃勃生機。

成型于晉代，由天然河道結合人工開鑿而成的塘河，是“溫州文化的母體”。總長“七鋪”（一鋪為十華里），塘河歷千余年未變，依然溝通著北端的溫州城和南端的瑞安城（瑞安，縣級市，屬溫州）。

現實中和歷史上的塘河都很美。史載，永嘉太守、“書圣”王羲之曾坐船自郡城沿塘河至平陽一路賞荷。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引《郡志》：“自百里坊至平陽嶼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也。”今天，從溫州鹿城區小南門碼頭至瑞安東門碼頭，河流兩岸，仍遍布目不暇接的榕樹、拱橋、石頭河埠、民居、市井煙火和古代的水閘遺跡。

船移于夜晚的塘河之上，心很安寧。想象著那條矯健白龍，就在我看不見的身側，在溫州的黑暗里，與我靈動并行。

個人想象中的塘河白龍，溯其源頭，應是來自溫州文化中的尚白傳統。

溫州有那么多祥瑞的白。早在晉代，中國堪輿先祖郭璞在甌江南岸規劃營建溫州城時，傳說有白鹿銜花而過，以其為瑞兆，故溫州最早就被稱為“白鹿城”。

塘河南端的瑞安得名，也是因為白色。瑞安最早的名字，為羅陽、安陽、安固。據載，唐代天復二年（公元902年），有大群白烏棲息縣境。而彼時，視鴉為祥瑞之鳥。白烏棲縣，被視為祥瑞久安之兆，于是改縣名為“瑞安”，沿用至今。

塘河上還有著名的白象塔（聯想起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白象塔是宋代古塔，1965年拆除，現又重建。當初拆塔時，塔中出土了大量宋代的珍貴文物，記錄了宋時溫州的盛世繁華。白象塔出土的北宋活字佛經殘頁《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有專家認為是“迄今發現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塔中除有舍利外，出土的彩塑菩薩立像被譽為“東方維納斯”，目前是溫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白鹿，白烏，白象，以及我想象中的白龍，此刻與黑暗的塘河、黑暗的溫州城，以及溫州城東浩瀚的黑暗東海交融運行，形成了一幅氣場強勁的溫州陰陽太極圖。溫州，就是一座南方太極城。

我私人的南方文學版圖，分為五個文化專區：江南水鄉文化區、徽文化區、楚文化區、贛文化區、東部沿海文化區。

溫州，就是東部沿海文化區中，一方誘我深入、豐富復雜的特殊地域。

溫州為東甌故地，公元323年設立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取此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候溫潤之意，改郡名為溫州。此前的“永嘉”：“永者，水長也”（《詩經》“江之永矣”）；“嘉者，美也，善也”（《詩經》“其新孔嘉”），“永嘉”二字，合則意為“水長而美”，同樣是內斂而又詩意的名字。

從經度上看，溫州處于亞歐大陸東端和海洋交接地，兼有大陸和海洋氣質。從緯度視角看，溫州位于北半球氣候的南北交界處，在個人視野中，溫州是中國有榕樹生長的最北緣，還是吳越文化和閩粵文化之交匯處。

溫州陰陽氣場的交融，還在于它強烈的現世事功追求與濃烈的民間精神信仰奇異共存。另外，像熱量充沛、作為溫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豬臟粉（原料主要是豬腸、豬血、粉干），和清火祛熱、系中國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的甌柑，都在此地域并行不悖，同樣體現了溫州的奇特和包容。

當然，溫州作為太極城，其陰陽強勁交融的最顯性特征，在于它獨特又可親的山和水。

溫州境內多水。溫州城本身就是一座水城。南宋溫州人葉適這樣描寫家鄉：“雖遠坊曲巷，皆有輕舟至其下。”

溫州的水，形態各異。相互連通的溫州水系中，塘河，入世又親切；楠溪江，出世且無塵；奔流的甌江，急涌有力；而巨鏡似的東海（太平洋），則浩瀚無垠。

溫州有好水。確實，坐竹筏浮游于楠溪江上，滿眼跳動的，是大自然美好的波光。即使在一切似乎都在飛速改變的21世紀，看見楠溪江仍會忍不住激動：這就是原始的江南，千年未變的清澈江南仍然存在！楠溪江完全純凈，經科學檢測，其水含沙量僅為每立方米萬分之一克，“天下第一水”并不虛傳。藍空綠樹，隨江倒影，游魚卵石，歷歷在目。用手掬水喝楠溪江，江水緩緩浸潤肺腑的過程，整個人也感覺清澈透明起來。

我又想到南朝陶弘景在《答謝中書書》中的句子：“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云，清流見底……實是欲界之仙都。”

由楠溪江養育的水邊村落，也都整潔可愛。以文房四寶布局的蒼坡村（村落建筑形制顯示人心理想），充滿了新發樟葉和曬筍干的濃郁的春天氣息；麗水街，一邊是溪流，一邊是古老的商業店鋪，溪流和店鋪之間有帶長廊的石板街道，有持續不斷、江南漫長悠閑的“美人靠”……而這一切，又全都在楠溪江水的波光晃映之中。

至于溫州的山，當以東南形勝的雁蕩山為代表。

海濱名山雁蕩，它的特別之處，在于白天和夜晚皆可觀游。

夜之雁蕩，較之其他入夜就黑漆漆的名山，多了一份特殊的朗照。據當地友人介紹，因為浩瀚的東海就在近側，夜晚大海表面的無盡波光反射過來，所以雁蕩群山即使在夜里也能看得清楚。這是自然的物理現象，但令我心神激蕩，我感覺到其中蘊藏的恢宏詩意：大海的暗藍夜光，像舞臺上空的特殊光效，照耀著雄秀雁蕩。

在入夜的雁蕩山中，我看到眾多巨大的山影，或立，或蹲，或坐，像巨人在私密交談。人處其中，靜下心來，便覺自身也會無限伸展，與巨峰并肩，參與他們夜晚的交流。

而在白晝，雁蕩聳立之群峰則如一枚枚巨印，鎮壓著這方海邊大陸，讓其沉固，不讓陸地隨海波海風而起伏、移動。

溫州繁華，由來已久。北宋浙江臨海人、蘇東坡詩友楊蟠，曾任溫州地方官兩年，其晚年回顧宦游生涯時，曾這樣表白：“生平憶何處？最憶是溫州。”他的著名詩作《詠永嘉》，在今天已接近于溫州的廣告詩：“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幃繞畫樓。是處有花迎我笑，何時無月逐人游。西湖賞宴爭標日，多少珠簾不下鉤。”

“一片繁華海上頭”的溫州，探討其繁華之因，除了此地人民的聰慧勤勞外（清乾隆《永嘉縣志》：“人在其地者，皆慧中而秀外，溫文而爾雅”），跟溫州城天然的地理位置也有關系。

當年郭璞建溫州城，也是費盡思量。據明弘治《溫州府志》記載：“郭璞初謀城于江北。取土稱之，江北土輕。乃過江，登西北一峰見數峰錯立，狀如北斗，故名斗城。”郭璞因地制宜，在甌江南岸，不僅“連九斗之山”，讓古城墻依山勢而筑，還“通五行之水”，開鑿二十八宿井，城內一坊一渠，渠與河相通，河與江相連，城市用水、排水、防火、水運等功能彼此結合，形成溫州城“倚江、負山、通水”這一契合自然地貌的獨特城市形態。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地理領域，有一種“水口”的概念。所謂“水口”，是指人類聚落（村、鎮或城，無論大小）的進水口和出水口。一地的進水口叫“天門”，一地的出水口稱“地戶”。“天門要敞，地戶要閉”，進水的“天門”可以不管不顧，盡情敞開，而出水的“地戶”則一定要閉鎖，要盡力挽留和送行。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水象征財和生氣，不能讓財和生氣白白流走。所以現在說“水口”，一般專指出水口的“地戶”。

比如，上海作為世界著名的東方都會，它的“地戶”就有天然的閉鎖。上海的水口，在長江入海處。長江作為中國巨流，在上海流入東海時，就有龐大穩固的崇明島和附屬的橫沙島進行有力的閉鎖和挽留。

溫州的水口，主要在甌江入海處。溫州對甌江的閉鎖和挽留，更為熱情、隆重。在甌江入海口，溫州分別以江心嶼、七都島、靈昆島三個漸次增大的明珠島嶼進行阻水、聚財，此為溫州之利，在傳統觀念中，也是溫州繁華的地理之因。

在江心嶼、七都島、靈昆島這三個自西向東依次閉鎖甌江的島嶼中，江心嶼最小，但它的人文能量最大，承載的地方歷史文化信息最為豐富深厚。

東西長、南北狹的溫州江心嶼，現在是中國四大名勝孤嶼之一，與福建鼓浪嶼、哈爾濱太陽島、長沙橘子洲齊名。

江心嶼的成名，首先要感謝南北朝的著名詩人謝靈運（385—433）。公元422年，謝靈運任永嘉郡守，在職一年，遍歷境內各縣，包括登上江中這座孤嶼。《宋書·謝靈運傳》記載：“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

謝靈運所作《登江中孤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似乎也是江心嶼首次見諸詩文，其中我們熟知的詩句有：“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謝靈運在唐代名氣就非常大。白居易解釋他創作的動力來源：“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郁不用，須有所泄處。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讀謝靈運詩》）韓愈想象謝靈運游江心嶼的場景：“朝游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題謝公游孤嶼詩》）。

因為謝靈運，李白和杜甫都神游過江心嶼。李白曾寫過：“康樂上官去，永嘉游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杜甫也安慰即將遠赴永嘉任職的朋友，不妨像當年謝公那樣優游山水間：“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江心嶼上，還有過宋代皇帝的蹤跡。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渡過黃河，大舉侵宋。高宗趙構聞訊南奔，經鎮江、蘇州，直至杭州。后又在金兵追趕下，被迫與侍臣、嬪妃等乘船避于明州（今寧波）海上。直到次年正月，高宗御舟經臺州洋，向溫州港靠攏，二月初二日登上江心嶼，住在東峰下的普寂禪院中。高宗在此寫下了“清輝”“浴光”四字。現“清輝”二字仍存，嵌在嶼上江心寺殿東側壁間。

一代忠烈文天祥（1236—1283），在艱險抗元途中，也曾短居甌江中的江心嶼一個月，寫下“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的詩句，吐露心跡。現嶼上有“宋文信國公祠”以資紀念。

著名的弘一法師（1880—1942），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出家后的第三年，弘一在溫州佛學界人士周孟由、吳璧華居士陪同下，來到溫州，駐錫大南門外的慶福寺。此后，他“以永嘉（溫州舊稱）為第二故鄉，慶福作第二常住”。在溫州期間，弘一法師同樣喜愛并停留于江心嶼。1928年6月10日，他致函因弘法師，落款是江心嶼上的江心寺；1928年9月24日，他致孫選青的信中說：江心寺“房舍甚好，頗宜閉關”。同日致李圓凈、豐子愷信：“朽人現擬移居，以后寄信件等，乞寫溫州麻行門外江心寺弘一收，為宜。”

在人文能量深厚的江心嶼，我印象最深的是嶼上最古老的建筑：東西雙塔。雖歷經千年歲月風霜，兩塔始終巍然聳峙。尤其是東塔，被毀的塔頂上自然生出繁茂的榕樹，如此，石質的古塔便仿佛活著的生靈。這兩座古塔不僅是江心嶼的標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標之一。在我眼里，它們還是兩支聳挺的桅桿，在星月之夜，領溫州巨舟破浪駛向東方的海洋。

在太極城溫州，我看過、聽過古老的南戲。溫州富庶的市民生活、旺盛的商業文化、發達的對外交通（唐人詩句：“漲海嘗從此地流，千帆飛過碧山頭”）、集聚的各色人等，給溫州南戲的誕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被譽為“百戲之祖”的南戲，濫觴于兩宋之交，至南宋發展成熟。南戲是中國最早成熟的戲曲形式。南戲形成之初，被稱為“溫州雜劇”“永嘉雜劇”或“永嘉戲文”，這些早期名稱，表明了南戲產生于溫州的事實。

南戲的代表作，是《琵琶記》。《琵琶記》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溫州瑞安人高則誠（1305—明初）。

《琵琶記》寫劇中人蔡伯喈遵父命，辭別新婚妻子趙五娘，赴京應試。狀元及第后，牛丞相倚仗權勢，硬逼他入贅為婿。在蔡伯喈羈留京城期間，家鄉連年饑荒，趙五娘支撐門戶，伺候公婆，吃糠咽菜，備嘗苦楚。公婆相繼去世后，趙五娘身背琵琶，一路賣唱，上京尋夫。在賢惠的牛小姐幫助下，終于與蔡伯喈團聚。故事最后以一夫二妻回鄉拜墓，皇帝下旨旌表結束。

《琵琶記》劇情起伏，悲喜交加，最后以大團圓結束，體現了中國社會中一般民眾對世俗幸福生活的想象。高則誠的《琵琶記》，為研究中國民眾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觀念，提供了一個意義豐富的樣本。

在溫州之夜，在某個露天舞臺上，我注意到那位表演十分投入的演員在亮相停頓的時候，頭上的帽翅震顫不已。帽翅的這種震顫，與我白天觀察到的高鐵駛過某座溫州橋梁時，橋下竹制虬龍的龍須震顫，頻率同一。

溫州因其陰陽氣旋深勁，故此很難說盡。

比如，溫州是色彩駁雜之地。溫州有綠（朱自清寫過梅雨潭的綠），有紅（客居臺灣的琦君，永遠在懷戀家鄉的橘子紅了），有黑（王羲之洗硯的墨池），有白（白鹿城和溫州澤雅所產白紙），有黃（甌柑和黃酒），有藍（海、天之藍）……

比如，因為充滿水，所以溫州靈動。早在南宋時的溫州詩派就有“永嘉四靈”，四位代表性的溫州詩人名字中竟然都有“靈”字：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也稱靈芝）。

比如，溫州人物繁盛。尤其是東晉永嘉郡建立后，眾多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家相繼來到溫州：王羲之（現在著名的溫州商業街五馬街之名，就源自王羲之當年五馬并驅之出游儀陣）、謝靈運（留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千古名句）、顏延之、丘遲等先后出任溫州地方行政長官。至于本土人物，當推“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的劉基（1311—1375）。劉基，字伯溫。他的一冊《郁離子》，思識博邃：“天地之呼吸，吾于潮汐見之”—劉基之壯闊；“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劉基之不解；“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斗其聲”—劉基之超越。溫州之“伯溫”，非為虛名。

比如，溫州所轄各地，大多以人文命名法取名，地名祥瑞，如：泰順、樂清、瑞安、永嘉等。其中，劉基的誕生地文成縣，似乎是這個世間的從文者應該也必須謁訪的目的地之一。文成，一個氣場凝聚的地方。人到文成，中間加一個逗號，便是：“人到，文成”；文成擴寫，便是：“文于此成”。“斷崖日夕自撞舂，未近先看氣象雄；萬壑不停雷隱隱，一川長覺雨蒙蒙。”這詩描繪的是文成大瀑百丈漈。那天，在文成現場看百丈漈，如月華傾瀉，個人感覺，這文成大瀑，亦如劉基寫文章時揮毫其上的潔白長偉的宣紙。

溫州古稱東甌。“甌”字的繁體字為“甌”。甌，由匚、品、瓦三字組成。匚，讀音fāng，受物之器；品，三口，指眾多；瓦，陶器類小盆。看溫州全境地圖，西面是蒼翠群山，北面有甌江，南面有鰲江，恰如一個“匚”形，開口向著東海。所謂甌地，就是在這個“匚”形區域內，繁衍生息著眾多謀食子民。

曾經見過一幅塘河夕照的攝影作品：平淺的船上排滿竹筐，里面裝載的，是剛剛收獲的青黃色相間的甌柑。恬靜的河水，盡情熔金。世俗富足的平靜生活，引人神往。

在我的想象中，還有另一幅畫面：在溫州生活，可以西送日落群山，東觀日出大海，渾圓的太陽如太極之球，繞溫州古城周運不息。在黑夜與白晝交接的黎明之時，云蒸霞蔚，壯闊的天地為溫州結出媲美雁蕩的璀璨海樓—這是此方眾生可睹的奇異之景，也是溫州人日常即可領受的自然之福。

湘楚

“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這是唐代詩人孟浩然當年的感受。在2025年初春的岳陽城，我同樣感受到水的巨大波光。這種水的波光，來自于近側的洞庭湖，來自于長江。而大湖和巨江的水波水意，又神秘地傳導給我此方地域遠古云夢澤的強勁氣息。在岳陽，就想去看洞庭湖入長江的地方，又一處著名的江湖交匯之所。

城陵磯，長江名磯，就是洞庭湖匯入長江的地方。從岳陽城中的南湖畔打車去城陵磯，約十五公里，車程半小時，車費四十五元。陳姓司機頗為健談，從江浙經濟特征到臺海時局熱點，仿佛天下大勢盡在他的方向盤中。途中，經過岳陽城西的天下名樓岳陽樓，引發我的聯想和感慨：岳陽是中國文學的福地，這個地方氣蒸波撼，能量場強大，是總出不朽作品的地方。

公元768年冬，五十七歲的杜甫由湖北的江陵、公安一路漂泊到湖南，就是在岳陽，他寫下了《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這首詩，和我喜愛的《登高》《旅夜抒懷》《登樓》等一道，完全可以算入杜甫最杰出的作品之列。

當然，傳播最為廣泛的名作，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公元1046年農歷九月十五，未來過岳陽的范仲淹，應友人滕子京之托，寫就了著名的《岳陽樓記》。文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句，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記得當年在蘇州大學就讀時，重讀蘇州人范仲淹五十八歲時寫的這篇作品，內心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

出租車擦過岳陽樓，沿著洞庭湖邊的沿湖路向東北方向駛去。此處的洞庭湖并非圓形，而是狹長如大江形狀。一路前行，見到洞庭湖上竟然飛架有三座超長大橋，分別是洞庭大道公路大橋、杭瑞高速洞庭大橋、洞庭湖鐵路大橋。

車到城陵磯，我讓司機陳師傅直接開到水邊。于是，出租車在城陵磯“美樂購”超市處拐入小路，最后停在了高大僻靜的堤岸下。下車，上結實堅固的大堤。堤上有牌，牌子上有“長江航道”“三江口海巡執法大隊”等字樣。詢問堤上一位本地人貌樣的老者，確認此處就是湖與江的交匯處。抬頭看，不遠處被圍擋起來的一座老大樓的頂上，有“城陵磯港·千年港埠歡迎您”的大字。

城陵磯港給我的感受，是闊大、空曠、冷清的。港口現在以貨運為主，但資料顯示，在2002年前，這里的客運非常繁盛。在那個歲月，這里天天有長江航道客運班輪停靠，上可達重慶，下則往武漢、南京、上海，數千旅客每天在這里上下船，極其熱鬧。后因高速、高鐵等陸上交通快速發展，水上客運才逐漸冷落。

從堤壩上順著有些殘破的臺階走到水邊，亂石綠草的水灘上，有零星的釣魚人；一位年輕的父親帶著他的孩子，在水邊尋撿石頭。我也彎下身來，尋獲了一小塊顏色層次豐富、狀若仙翁的盈握江石。

重新上到高處，沿著堤壩，獨自進入看不到人跡的城陵磯港區。不遠處，船身涂成褐紅的巨船泊停水邊，有吊機在持續作業，但看不到人影。巨大潔凈的港區內，還有綠皮火車開動（同樣見不到人），港口內的鐵路專用線，據說與京廣鐵路相接。

暮靄沉沉楚天闊。欲雨暮前，洞庭湖和長江就在我的身旁，就在我的靜默注視下，緊緊交融。

華容，長江入湘第一縣，位于湖南省北端，由岳陽市所轄。華容，乃義薄云天的關羽釋放曹操的地方。從字面上理解，華者，花也，故此“華容”這兩個漢字，可以理解是花開從容，也可以是如花之容；從大一點的角度，也可以理解為中華之容。華容，一個吉祥的名字。

在華容縣看到的長江水，那種清澈的程度令我吃驚和欣喜。“春來江水綠如藍”，再一次有緣見證。

在華容，印象深刻的是塔市驛這個古老集鎮。

塔市驛，是華容境內長江南岸一處古渡古驛，與湖北監利隔江相望。塔市驛始名塔子磯，因古代有一座江畔白塔而聲名遠播。白塔始建于北宋，初建三層，后加高到七層。當年白塔既為航標，又鎮風水，以白塔為中心，華容、監利、石首長江兩岸三縣的商賈聚集于此，熱鬧非凡，被譽為“小漢口”，民間甚至有“華容彎塔市驛”之說。

歷史的記載中，有塔市驛的眾多身影。

紹興人陸游《入蜀記》卷五，曾記其停泊于此：“掛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那天是公元1170年農歷九月初九，重陽節，四十六歲的陸游還向江邊人家討了幾枝菊花，覺得“芳馥可愛，為之頹然徑醉”。賞花飲酒之夜，江上落雨，“夜雨極寒，始覆絮衾”，陸游那晚是蓋著被子睡覺的。

陸游在塔子磯停泊過夜，除日記外，還專門寫有詩歌《塔子磯》：

“塔子磯前艇子橫，一窗秋月為誰明？青山不減年年恨，白發無端日日生。七澤蒼茫非故國，九歌哀怨有遺聲。古來撥亂非無策，夜半潮平意未平。”（《劍南詩稿》卷二）

除陸游外，史載毛澤東也曾于1927年在塔市驛渡過長江，北去武漢。

后來白塔圮毀，加上陸路交通的發達，塔市驛趨于冷落。現在隸屬于華容縣東山鎮的這個古老的江岸集鎮，已經空曠少人。正對街心的一個很大的個體超市，將花花綠綠的各色商品擺放在門口，寂寞地等待買主。但從集鎮留存的大小街巷，從街心旁那座已經翻修保護的高大禮堂，仍然可見塔市驛昔時的格局。

好在塔市驛重新振興在望。為什么？因為華容人念念不忘祖宗的白塔，他們在白塔舊址又發愿重新建造了新塔。

重建之白塔被命名為云夢塔，重聚氣場，更顯氣勢，未到塔市驛，先見云夢塔。此塔既非宗教部門承建，也非政府投資，完全是由當地群眾、寓外鄉友捐資建成。在捐資功德碑上，一位據說是漁民家庭出身的華容企業家，個人就捐資100萬元。

云夢塔2019年8月6日動工，2020年8月23日封頂。

我眼前的云夢新塔，高七層，八邊形樓閣式，實木加磚混結構，塔四周圍以大理石欄板。

以敬慎之心進塔，底層玻璃柜內珍藏陳列有白塔石頂遺物；塔的頂層則安放有毛澤東的純紫銅像，高度與偉人生前身高相仿。

全塔氣沖楚天霄漢，登塔頂而眺，蜿蜒長江，華容風物，皆歷歷在目。

在介紹云夢塔的資料上，我讀到倡議捐資發起人、華容前輩趙焱森撰寫的新塔聯語：

高塔軒昂，夢澤新觀，功德萬方揚正義；

長河滌蕩，周郎何處，浪花一卷笑虛名。

在塔市驛的中飯，我吃到了獨特的秈米團子。據說這是江對岸湖北監利人喜歡的吃食。團子結實，個頭很大，外表比糯米團子粗糙，其餡是將臘肉、豆腐干、醬蘿卜等剁成丁塊，再拌上多種佐料制成。蒸熟后，既可充饑，又可下酒。這是江上重體力勞動者的耐饑食物。一地食物，可見一地內在的生活與文化。

由塔市驛前往華容禹山途中，偶爾有野鴿子撲來車窗。一個又一個的村落、鄉鎮，散落在廣闊楚地。起伏的田土上，桃花盛開，麥苗油綠，金黃的油菜花一派耀眼。華容是糯米團子之鄉（地屬江南證明之一種），沿途廣告牌上別地難見的團子廣告，不時掠過視野。

禹山，傳說因大禹治水時登此山而得名。山上有古剎禹山寺。穿過重修的禹山寺，登小路上到山頂，還有古舊的禹王殿，傳說此處的禹王菩薩十分靈驗。在寺中，遇到僧人耀覺法師和尼師博緣，均為周邊人氏，為“菩薩接引而來”。博緣師將禹王殿前的山頂場地打掃得干干凈凈。場邊上，有一塊已被風雨侵蝕模糊的水泥碑，上刻杜甫詩：“禹廟空山里，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云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查閱后知，此《禹廟》詩系公元765年秋，杜甫出蜀東下，途經忠州（今重慶忠縣）參謁忠州大禹廟后所作，非在華容禹山寺作。不過“禹廟空山里，秋風落日斜”句，若在秋季，倒也和華容禹山寺之景象高度吻合。

晚上住華容縣城，一夜安睡，晨間即起。燒水喝茶后出房間，找空僻處活動身體后，即在華容的晨街漫步。住地距縣城汽車站很近，站前空地邊上就停有一輛“華容—石首”的中巴車，有女人和站在車旁的司機問答后便上了車。進售票處看了一下，華容每天有開往張家界、常德、益陽、沙市等地的車，但班次最多的目的地，是石首、長沙和岳陽高鐵站，基本是半小時或一小時一趟。

湖南的華容和長江對岸的湖北監利一樣，有獨特的早酒文化。當地男子習慣早晨“先暈個二兩再說”。果然，在汽車站附近的范蠡路上，一家叫“混日子酒店”的店門前，就有兩個男人坐在露天的矮桌上，已經喝開了酒。而北支路上，早餐早酒的店鋪更多更豐盛。一家店堂寬大干凈的早酒店門口，貼有這家店的菜品介紹，分“特色鹵菜”和“小火鍋”兩大類。另外還特別注明：經營早中晚，經營各種小炒。真是非常誘人。除早酒店外，華容街頭還有很多團子店，一家名叫“湘糯情”的團子坊生意興隆。華容人對團子，確是真愛。

從“混日子酒店”到北支路，我是順著范蠡路走的。華容這條路以越國名臣“范蠡”命名，引起了我的好奇。經查，古代文獻上竟然有范蠡墓在華容的記載，明代《華容縣志》提到：“城西田家湖上，有范蠡墓”；《晉書·地道記》說：“陶朱冢在華容縣”。而我所知道的，是山東有范蠡定居終老菏澤定陶的遺跡與傳說；我的老家江蘇宜興，也有蠡墅、蠡河（我從小就是喝蠡河水長大的）、施蕩等和范蠡密切相關的遺跡。看來，范蠡是大智慧人，他辭別勾踐后，擺下迷魂陣，真真假假，保證了他隱于江湖，安全終老。

離開華容，輾轉向東南方，前往湘、鄂、贛三省交界區域，隸屬于湖南的平江縣。

平江首先讓我震撼的，是天岳幕阜山。

天岳，天之岳，山名何其氣派！海拔1596米的天岳幕阜山，是湘鄂贛三省邊界第一高峰（主峰在湖南平江境內），它被道家尊為第25洞天，傳說還是造人的伏羲女媧的婚居地，他們婚后選擇了天岳作為生活的家，所以，我們是否能夠說：湖南天岳，是傳說中人類的起源地？

五岳之外有天岳。但天岳謙遜，其高度與五岳相較，東岳泰山（1532米）、西岳華山（2155米）、南岳衡山（1300米）、北岳恒山（2016米）、中岳嵩山（1512米），是攜手共進的親密關系。

在天岳幕阜山，我還獲知了“岳陽”之名的由來。水之南曰陰，山之南曰陽，因為岳陽古郡治在天岳之南，所以得名岳陽。

坐纜車上山，感覺山極高峻，坐纜車的時間似乎遠超廬山、黃山。山腳下還是好天氣，纜車升到半山腰，始有雨霧。俯視身下山谷間，有一棵開得自在的野山櫻，很美。等到了山上，四周完全是霧雨白茫，于是穿起雨衣。

天岳山上有神奇的“白龜沸沙池”，是石塊壘成的大池，有臺階可以近水。泉眼噴涌，細沙如沸。伏羲于天岳無處不在，傳說他在池中曾養有白龜，受白龜背上紋路啟迪，畫出了八卦。當地民眾敬重此池，稱男人喝了身體健康，女性喝了求子得子。從濕滑臺階走下去，捧喝沸沙池泉兩口。身旁的山中松樹皆在雨霧中，宛若白汽輕拂間偶顯其身的一眾仙人。

繼續上行，天岳之巔有人造的“觀天臺”。沿旋轉樓梯登到臺頂，帶有水霧的大風獵獵，吹人欲倒。這里是天岳幕阜山的最高處，晴天時可眺三省，然而此刻一派白茫，什么也不見。雨霧浩茫連廣宇，轉念間我想，這種什么也不見的一派白茫，恰恰應了神秘的“天岳”之名：立于觀天臺頂，什么也不見，但也完全可以說是一切盡見。

平江帶給我的另一個震撼，是在平江的汨羅江畔，我瞻仰到了偉大的唐代詩人、詩圣杜甫的初葬之墓。

坊間多稱杜甫是死于湘江舟中，而到了平江，我才知道，事實是：杜甫和他的前輩屈原一樣，肉體的生命終結于汨羅江上。

我們可以簡略梳理一下杜甫生命最后一年的大致軌跡。

公元770年四月八日，湖南兵馬使臧玠殺潭州（長沙）刺史兼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崔瓘，發生兵亂。杜甫這時正在潭州，事變發生在夜里，所以他也不得不“中夜混黎氓，脫身亦奔竄”，混跡于百姓中，開始向衡陽逃難。

這時，杜甫的舅父崔偉在郴州做錄事參軍，寫信讓杜甫去郴州。由衡陽南赴郴州途中，杜甫阻水于耒陽方田驛，食物耗盡。耒陽聶姓縣令饋杜甫以“牛肉白酒”。杜甫曾寫詩記此，詩題如敘事：《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六月，潭州兵亂被平定，杜甫北歸心切，遂改變原來南下郴州投奔舅父的計劃，又由耒陽向北折返長沙，準備“歸秦”。回到長沙，杜甫寫有《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這首詩。

公元770年冬，杜甫由長沙往岳陽，正式開始北歸故里。杜甫的孤舟由湘江入洞庭湖，遇寒風惡浪，重疾復發，在船上寫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其中的“故國悲寒望，群云慘歲陰”一句，已見生命的凜凜寒氣。此時此景下，杜甫由洞庭溯汨羅江而上，往昌江（今平江縣）投友求醫。不幸的是，一代詩人竟病逝于平江汨羅江上，遂就近安葬于今湖南省平江縣安定鎮小田村。

比杜甫小六十七歲的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記載有：杜甫“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

杜甫落葬平江后，其子杜宗武、孫杜嗣業留下守墓，平江杜氏自此繁衍。《杜氏族譜》載：平江杜姓源于京兆郡，杜甫為開基始祖。至宋代，丁口鼎盛，人才輩出。自宗武一世至今已傳六十余代，目前平江杜姓有兩千余人。

我來到的平江小田村，不僅有杜甫墓，還有杜甫祠（杜文貞公祠），墓和祠均始建于唐。早在1984年，此杜甫墓就被國家文物局主編的《中國名勝詞典》認定為全國唯一的杜甫墓葬。

杜甫墓早期為花磚結頂，紅石墓碑，唐墓形制。現在我眼前的簡樸墓園已是清光緒年間重修，改用扇形麻石結頂，碑換青石，碑文為：“唐左拾遺工部員外郎杜文貞公之墓”。因北宋時杜甫被追謚為“文貞”，故后世也稱他為“杜文貞公”。杜甫祠的門額上，有這樣四個大字：“詩圣遺阡”。遺阡，即墳墓之意。

現在的墓祠內，仍保存有唐代紅砂巖覆盆式蓮花柱礎（為保護，已用玻璃罩住）、唐代卷草紋墓磚等實物，歷史文化信息真實豐富。

我置身的杜甫墓地，氣息安詳。杜墓周圍有磚砌墓墻，墓墻后是栽種青柏的坡地。放輕腳步上去，我數了一下，一共生長有二十三棵高大的柏樹。青郁的柏樹在汨羅江畔相伴詩圣，象征著詩之生命的長青。

汨羅江，這條發源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處的黃龍山梨樹堝（屬江西修水縣境）、最后在岳陽匯入洞庭湖的南方之江，是傷痛而偉大的，雖然只有短短的二百五十三公里，但是它收藏了中國詩歌史上的詩祖屈原和詩圣杜甫，所以，我心中的汨羅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詩歌之江。

這次湘楚之行的辭別地，是長沙。三月，初春，長沙的雨晨如暗暮。惟楚有才，于斯為盛。這座誕生了賈誼、歐陽詢、懷素、譚嗣同、田漢，發掘出馬王堆老子帛書的華中古城，在我離開的早晨，正下著瀟瀟的暗色之雨。春雨中，汽車啟動最高檔的雨刮器穩穩行駛。身邊的側窗上，雨水持續滑落，如一條條微型的長江和汨羅江。前方，那個明亮干燥、超大型的現代交通公共空間內，有我暫且不知的、凝定的電子漢字標語默默等待著我，它們是：“知足長沙樂”“湘見恨晚”。

【作者簡介：黑陶，詩人，散文家。出生于中國南方陶都江蘇宜興丁蜀鎮。出版散文集、詩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