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篇小說是因為我看了蘇聯專家寫的《刑事偵察學隨筆》，書里提到一個早年的案例——

一家烏克蘭農莊的養豬場，大量豬仔舌尖被剪并死亡。在當時這很容易被理解成是對革命事業的破壞，即使不從這方面考慮，也容易被視作人為作案。但最后通過專家組蹲守，發現兇手是一批老鼠，它們分工合作，用唇吻冒充奶頭，誘騙豬仔伸出舌頭，一把就撕走豬仔的舌頭。

我想到我在20世紀80年代住在鄉下藥材站的經歷，那間宿舍非常破舊，老鼠經常鉆進來覓食，我對它們的智慧和野性至今記憶猶新。有一天晚上，只有八歲的我睡在蚊帳里，旁邊還有一個身強體壯的保姆。但老鼠還是鉆進蚊帳，朝我右耳的耳廓猛地咬了一口，然后原路返回，從一個洞口逃跑了，至今我的耳廓還有一點點殘缺。我由此想到，如果不是保姆在旁邊，恐怕老鼠會咬掉我的耳朵呢，即便有蚊帳籠罩著我。

因此，我想寫一個小說——有一個小孩睡在房屋的中間，他的父親有一點精神不正常。在小孩的舌尖被老鼠咬走以后，人們根本不相信老鼠這么剽悍和復雜，認定是他父親精神病發作，用剪刀剪了孩子的舌頭。他的父親解釋不清楚，從此離家出走，再也沒有歸來。

在《舌尖疑案》的創作中，我讓那個長大的小孩——也就是因舌尖被咬而導致大舌頭的 25號——沉浸于“老鼠作案”這一真實而匪夷所思的“迷人的想法”里，讓他的對手——在公安局工作的黑濂——成為邏輯與理性的堅守者，從更強勢的證據鏈、更多的經驗來判斷，這是他父親精神病發作的后果。

故事在兩種引力間搖擺：刑偵工作者對證據鏈的潔癖，與狂想者對敘事黑洞的迷戀。

故事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大舌頭25號對黑濂講他的這一童年舊事，并提出自己的判斷；第二個層次，是黑濂教導員與我分享25號的故事，并提出相反的判斷。他想獲得我的看法，但我竟然拿不定主意。我既支持這方又支持那方，這反映出我經歷的復雜性：我既做過一名謹慎的警察，現在又是一名對狂想有著寬容的小說作者。我把難題交給讀者。

另外，在小說里，我還較為深入地探討了一種強迫癥，那就是對傷害別人和自己的焦慮。因為害怕傷害別人和自己，反而被這種想法給吸引，最終走上了傷害的道路。我聽說戰栗的剃頭匠最后用剃刀抹了顧客的喉嚨。我們人類的心理黑洞太多了，這些存在于我們的本性當中。

這些年，我的小說寫作產生了較多的變化，我總是沒辦法堅持一種方式，而總是在多種方式里試探。試探本來是確定的一個手段，但最后試探卻成為一種目的、一種終局。我想我可以稱自己為一個不確定的作者，我很喜歡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