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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里搖曳生姿的形態 ——李燕燕《師范生》的敘事智慧與時代觀照
來源:《山西文學》2025年第7期 | 王珊珊  2025年07月03日09:41

對李燕燕創作的關注,緣起于她在《山西文學》發表的幾篇文章。無論是《雜病記》,還是《公租房小區里的老年愛情》,她總能在粗糲的現實里淬煉出人文主義的關懷,在當代日益被“熱點”攜裹的報告文學創作中,展現出鮮明的辨識度和突出的個人風格。而今,《師范生》這部以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師生群體為敘事主體的作品先是在《山西文學》上首發,繼而以全書之姿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所以接到她的評論邀約,我既感榮幸,又覺得是一種始于文字、終于共鳴的美好相遇。

敘事:靈巧與鑲嵌

《師范生》關注了“師范生”這一特殊歷史群體。文中提到,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成績優異的師范生將青春獻給教育事業,為現當代教育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然而,隨著時代發展,高校本專科師范招生擴大,中師教育漸顯疲態,不斷出現新的機遇與挑戰。作品通過對西南地區師范生楊大萍、楊小萍等人故事的記錄,以及劉麗榮等不同地區師范生人生經歷的采集,反映出師范生這一群體的經歷與成長。同時,《師范生》還將典型人物和案例延伸到目前的高等師范教育,展現了中師教育由盛到衰、高等師范教育從稀缺走向普及的過程,精準地把握住了教育發展的大勢,深刻地體現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教育之變、社會之變,以及人生之變。

熟悉作者的其他作品不難發現,這種“以小見大”的創作方法,她輕車熟路。其實,紀實類作品通過小人物映射大題材的寫法,并不易寫。重要的是需將個體經驗與時代共性有效銜接起來,才能既見溪流,又觀滄海。《師范生》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人物訪談與歷史考據雙線并行的敘述方式。詹姆斯·伍德說:“文學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滿細節而極少引導我們去注意,但文學教會我們如何留意。”李燕燕深諳此意,所以在人物訪談間融合了小說的敘事技巧。在人物的塑造上她盡可能地用豐富的細節來呈現。比如劉麗榮父母調亮、她卻又默默調暗的煤油燈,這一細節不僅生動地展現出家庭內部微妙的情感互動,更宛如一個精巧的敘事窗口,讓讀者得以窺見那個時代家庭生活的艱辛與溫暖。“醪糟荷包蛋”“腌菜”“行李箱”等等,許多人、諸多細節境遇的相互交織,不拖沓、不累贅,展現出小說般“移步換景”的敘事智慧,反過來也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去讀文學中的細節,去讀細節后的生活與真實。

與此同時,作者在敘述過程中適時加入歷史背景和政策考據,在將典型人物置于時間軸上展開故事的同時,也有條不紊地將當時的政策與之巧妙勾連,時間與因果悄然地在字里行間推移。從考上中師就是名聞七里八鄉的“女狀元”,到“最后一批分配的中師生,在工作中不僅要承擔較重的教學任務和管理責任,往往還要面對比較低的工資、較差的職業前景、較少的尊重關懷。中師畢業分配再也不是過去令人艷羨的吃‘皇糧’”的際遇轉變,作者沒有局限于緊盯一個典型人物下筆,而是引出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師范生的人生境遇,其筆下鋪展開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師范生”這一群體豐富而復雜的命運長卷:從1980年教育部發文興盛中師,到1999年政策轉型引發的中師衰微,再到2012年教師資格考試改革帶來的職業門檻提升,這些冰冷的文件條文,在作者筆下化作了某中師校長手中“一沓沉甸甸的文件”,化作了毛世偉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學記憶,化作了趙紅為“城市戶口”報考中師的時代選擇。

在檔案的冰冷數據與民間口述的溫熱記憶之間,作者找到了個體經驗與時代共性平衡點:通過個體敘事的方式,將師范生的故事與時代發展緊密交織,讓讀者感受到中師生群體的奮斗精神和時代價值,讓歷史記憶在現實語境中獲得新生。

節奏:變與不變

故事從30多年前楊氏姐妹考師范開始,又回到2019年夏楊大萍女兒小妮考師范,形成環形敘事,形成一種富有深意的呼應。它巧妙地將兩個不同時代、有著不同追求的個體整合在一起,把不同時代對于理想和擇業的多元解讀融合其中,讓讀者在時空交錯中感受到時代變遷對教育事業及個人選擇的影響。

30多年前,劉麗榮家境貧寒,從貴州大山中艱難走出,憑借優異成績考上中師改變命運,后來在村小教書時,為學生做腌菜、動員孩子上學,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奉獻。毛世偉同樣出身貧困,憑借自身努力,在激烈的中師競爭中脫穎而出,沒有復讀就成功上岸,體現出他的聰慧與堅韌。趙紅作為城郊女孩,考中師是為了獲得城市戶口,改變身份;劉鳳則因家庭困境,選擇中師來減輕家庭負擔,任教后將自己在困境中獲得的堅強傳遞給學生,同時也成為支撐家庭的頂梁柱。在物資匱乏的年代,他們懷著不同的向往成為中師生。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在困境中展現出的堅忍不拔、積極向上的精神,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為教育的發展貢獻了力量。這些人物形象飽滿立體,他們的經歷既有獨特性,又共同勾勒出那個時代師范生的生動群像。正如何西來所說,“寫人就是要寫人的精神”,作者在塑造這些人物時,深入挖掘他們的精神內核,讓每一個人物都飽滿立體,躍然紙上。

30多年后的今天,教育環境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師范生群體依然在時代的浪潮中書寫著屬于自己的故事。汪小靜因2021年一次暑期支教活動的經歷主動報名“三支一扶”,畢業后去邊疆支教,她懷揣著 “希望憑借自己的力量去實現那些孩子的理想,也展現自己的青春價值”的信念,在艱苦的環境中綻放青春光芒;2021級師范生吳克建“一口氣報了三個班,一個AI創作班、一個書法班,還有一個小視頻制作剪輯班……現在的生活節奏,感覺就像是高三,沒有時間玩,沒有時間談戀愛,時間緊迫”,展現出當代師范生積極進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風貌;2022級參加地方“優師計劃”的伍同學說“選擇這個專業,是受到了初中語文老師和班主任的影響”,這份對教育者的崇敬與追隨,延續著教育的薪火;2022級秦同學提出“如果我當了老師,那么要先教學生做人,然后再說學習成績”,彰顯出當代師范生對教育本質的深刻思考;來自新疆的杜同學選擇師范是因為“所讀的初中和高中都是被支教的學校”,她立志要將這份溫暖與希望傳遞下去。

可以看到,在環形敘事的脈絡里,作者巧妙設置了多重對照。師范生在不同年代、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理想追求與身份認知不斷發生著變化。師范教育經歷著深刻變革,師范生們也在時代的浪潮中不斷調整自己,適應新的需求與挑戰。然而,30多年過去了,教書育人的初心和責任沒有變。如文中劉慧蘭教授說的,“教育是一項塑造靈魂的事業,若選擇了做一個師范生,也就是主動選擇了責任。作為培育下一代的未來教師,師范生尤其需要對職業的敬畏心。”這句話,將不同時代的師范生串聯起來:他們曾是被知識改變命運的一代人,如今又成為改變他人命運的引路人,一代又一代。地區和時代的區別,并不是人生價值實現的阻攔。唯有奮斗,才能沖破困境;唯有主動求變,才能在時代浪潮中續寫師范教育的新篇章。

作者說《師范生》(節選)在《山西文學》發表后,引發了廣泛反響。來自微信群、朋友圈、私信的讀者反饋紛至沓來,一同搖曳出《師范生》這棵“大樹上那些茂密的枝葉”。不禁讓我想起這段話:“我們讀《開放城市》,合上書,接下去是否一仍其舊,還是那么浮光掠影地看待這個世界?” 同樣,讀完《師范生》,我們是否也該停下腳步,思索教育的意義,感受歷史的波瀾與平寂,感受師范生群體那份跨越時空的堅守與擔當。

文學姿態:和而不同

有人評價李燕燕的作品是“帶著體溫的批判”“建設性的批判”,恰如其分。自2016年《天使PK惡魔》以來,她的作品無一例外都是關注普通群體。一頭連著當下的喧囂與溫度,敏銳捕捉時代的瞬息萬變,賦予作品即時性的新聞特質;一頭扎根于過往的創作風格中汲取養分,讓一脈相承的選材風格貫穿始終。這種以文學介入社會的姿態,使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敘事層面。在《無聲之辯》中,她通過聾啞人案件揭示司法體系的漏洞;在《社區現場》中,她以基層治理案例映照政策執行的復雜性。然而《師范生》的表現,“和而不同”。

相信如果想到中師生、師范生,很多人會想到“應試教育起源”“民辦教師身份”“城鄉教育鴻溝”“雙減”等問題,以及那些今天在“內卷”漩渦中沉浮的年輕教師,正在理想和擇業中或迷茫或碰壁的師范生等等,細思之下,會發現作者似乎在刻意回避這些普遍關注且尖銳的問題。在《師范生》中,她隱藏批判,選擇了“帶著體溫”“建設性”地呈現。她愿意展現中師生群體在時代浪潮中的主動突圍:有人通過自考提升學歷,有人在鄉村教育中探索特色教學,有人轉型為教育管理者推動改革。她更愿意通過新一代師范生的選擇傳遞希望——杜同學因“被支教”而選擇成為支教老師,伍同學因為受老師的影響選擇教師職業,這些細節都在訴說著教育的魅力,在于它永遠是一場“點燃火炬”的接力賽,而師范生的身份,從來都是光榮與責任的同義詞。由此再看,《師范生》表達的是對中師師范教育的回望,是對充滿希望并敢于奮斗的人與時代的致敬,是教育精神如何在代際傳遞中永葆生機,是對相互照亮生命這一教育本質的立體闡釋。

對比她《師范生》同時期作品,不難發現李燕燕創作脈絡中的深層嬗變。如《當代》2025年第一期發表的《長不大的他們》,以及《廣西文學》2025年第二期《困在時光中的救贖》,前者聚焦患有自閉癥的孩子,后者關注阿爾茨海默病的老人,其落腳地都是理解與救贖,這表明在李燕燕看來,生活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一定要鼓足勇氣并積極尋求解決途徑。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燕燕還敏銳捕捉到現代社會人際關系常陷入的“功能性聯結”,正蠶食著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理解與共情。我們習慣了整潔明亮的辦公環境,對垃圾桶偶爾堆滿的垃圾嗤之以鼻、心生埋怨;我們習慣了一點即達的外賣服務,卻很少去思考外賣騎手系統算法控制的時間博弈;我們對久等不到的出租車抱怨的時候,卻又忽視著他們在市場沖擊下生存困境……透過李燕燕的作品會發現,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的理解,不應該只壓縮在“功能”里。她廣闊的寫作筆觸并非旨在單純暴露問題,而恰恰在于以文學喚醒共情:呼吁大眾跨越認知壁壘,以理解消弭隔閡,用善意托舉希望。在這樣的立意之下,我覺得李燕燕的創作更加難得。并且,《師范生》或者說2024年,是李燕燕創作有變化、更精進的一年。

洪治鋼在《論非虛構寫作的社會認知價值》一文中曾寫道:“非虛構寫作在介入現實的同時……它還極力介入讀者的內心世界,以此獲得情感和思考的內在認同。”當我們在文字中與這些師范生相遇,看見的不僅是他們的人生,更是中國教育的昨天、今天與明天。那些在時光里靜靜流淌的故事,終將在讀者心中激起回響。《師范生》這部作品既顯示著李燕燕愈加成熟的敘述經驗,也彰顯出她對時代脈搏的精準把握、對人文關懷的執著堅守,的確是她在報告文學創作上又一次精彩的實際表現。在創作談中,她寫道,“我一直在記錄,記錄這些枝葉在時代里搖曳生姿的形態。”其實不僅是記錄師范生,她書寫了、還將繼續書寫許許多多普通人的生活。這既是她個人創作的堅守,也提示著創作者在文學與社會的交融中不斷探索前行,讓更多的形態“在時代里搖曳生姿”。

(作者簡介:王珊珊,山西靈丘人。現供職于山西文學院。有文章數篇見諸《文藝報》《山西文學》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