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楊志軍小說研究，視角多集中于藝術特色、共同體意識、史詩性分析等方面，對其生態思想的探究未得到充分關注。楊志軍的作品對生態的熱切關注貫穿其創作始終，從《環湖崩潰》到《雪山大地》，再到新作《大象》，他不斷在作品中向人類發出警示，叩問人性，體現出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前瞻性思考和對生態危機的根源性挖掘。《大象》以2021年夏天“短鼻家族”北上南歸的故事為原型，楊志軍深入西雙版納腹地，描寫出一段人與大象相識、相知、相愛的和諧史詩，充滿對大象生活的體悟和雨林生態的關切，“整個故事幾乎囊括了西雙版納大象生存的歷史和現狀，也折射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1）。

本文從生態批評理論視域下對《大象》釋讀，從“三造”“三批”的角度來探究楊志軍的生態觀。“三造”是指楊志軍對非人類敘述者的創造、對生態環境反烏托邦的構造和對現代科學下精神生態世界的改造，“三批”是指作者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對工業科技和欲望的批判和對竭澤而漁思想的批判。

“三批”竭力表現楊志軍在小說中的核心生態思想——生態整體主義觀和簡單生活觀，這種思想既是楊志軍從《環湖崩潰》以來生態思想的一以貫之，更是楊志軍生態思想在新時代創造性發展的鮮明表征。“三造”則體現出楊志軍在小說中為了貫徹實現生態思想采取的敘事策略，以及由此表征出文學表現形式的獨特范式和全新風貌。《大象》彰顯出濃郁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一時代主旨，用“三造”“三批”視角嘗試對小說做深入闡釋解讀，既是作品文學價值的豐富升華，也對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意義深遠。

一、非人類敘述者的創造：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生態文學是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而不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以人類的利益為價值判斷之終極尺度的文學。”（2）非人類中心主義強調在生態系統中，所有生命均擁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人類僅是龐大自然界中眾多生物種類之一，無特權地位。在《大象》中明確體現出了這一“直覺反向”（3），逆轉的直覺是長期以來深受西方文化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態度，將敘述者從人類變為大象，是楊志軍生態批評發生的重大轉向，也是楊志軍為了更好宣達其生態思想采取的獨特敘事策略，由此不僅呈現出新穎的表述范式和特征風貌，而且有力踐行了楊志軍對人類中心主義批判的核心題旨：以生態系統的承載力限制人類欲望驅使下的經濟發展和物質需求，倡導弘揚生態系統整體平衡穩定的生態整體觀。

約翰·羅斯金曾提出“情感誤置”一詞，以表示人們以環境反映心境的直覺傾向，把人類提到了一切話語的中心：“用以指涉人類將意圖、感情、脾性及思想投射到無生命物體之上，借此賦予其生命的品性。”（4）羅斯金是英國歷史上一位重要的生態文學批評家，第一個表達出自然的自我恢復能力并非無限的，可能會帶來不可磨滅的永久性傷害。正是基于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撥，楊志軍在《大象》中塑造出“大象”這一神秘敘述者。小說以主人公毛管花在回昆明的路上拯救小象鳳凰木為開端，毛管花目睹象奶奶為救小象奄奄一息，由此開始了對緬桂花家族歷史的追憶，象奶奶成了小說的敘述者。由非人類敘述者作為人類對自然破壞造成的生態危機的見證者和講述者，借此敘述者來批判人類對自然犯下的惡行。這是擬人化的表現，但這并非為人類中心主義助陣，其作為一種敘事手段和策略來強調非人類與人類的平等關系。

“思辨哲學家史蒂芬·夏維若提出了‘謹慎的擬人化’概念，其核心是在不消除人類的前提下，謹慎地給世間萬物賦予‘情感’，這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人和萬物在本體上的差異，實現‘去人類中心’的效果。”（5）楊志軍筆下的大象貌似是在遵循人類社會的話語體系，但實際上大象是用一種超越時空的另一視角彌補了人類世界敘述和感受自然環境的空白，這超越了以往楊志軍作品中以第三人稱視角進行書寫的局限性。陳應松的“最后一個”系列、郭雪波的“三種人物”、姜戎的《狼圖騰》、關仁山的《苦雪》，以及雪漠的《狼禍》等作品中，均存在一個典型的“保護生態的老者”形象。這表征出中國生態小說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模式化與概念化的傾向及創作視野的局限性，簡化了復雜的人性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常把揭露被破壞的生態環境作為書寫的核心對象，并未從社會文化和哲學思辨的高度去思考和拷問導致生態危機的深層緣由。在這個意義上，《大象》彰顯出楊志軍生態思想在新時代的創造性發展，以及由此呈現出文學表達的獨特樣貌。在第二章“緬桂花之歌”和第三章“勐巴拉娜西之歌”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書寫了象奶奶在瀕臨死亡時對此生的回憶，集中凸顯出人與大象之間的斗爭和大象的血淚史，用象奶奶之口發出疑問：“為什么人需要象牙、象肉和小象呢？沉默。沒有誰能回答它的問題。”（6）在大象不斷尋找棲息地的同時，人類也在加大力度開發和破壞大象的生存環境，用大象的非人類敘述視角更能反映生境被破壞的痛苦和大象疑惑的生存境遇。楊志軍說：“我表現大象，和它產生共情的時候，你完全不是一個人在寫作，好像變成了大象在替他們表達生活，你完全沉浸其中，替大象表達出他們的內心愿望，我甚至覺得我應該是一個大象使者出現在我的作品里。”（7）用陌生化的手段去處理大象的形象，使楊志軍本人成為非人類的敘述者，替大象發出苦痛哀號，是楊志軍的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在創作手法上的表征，即用大象思維來看待人類社會。象奶奶等敘述者凸顯了非人類敘述者與人類個體的差異，它們更貼近自然本質，與人類社會保持一種疏離感，如文中所說的一種來自“象魂”的指引所帶來的非人類的自然感知力。

楊志軍在小說中借由鳥類、樹木等其他動植物也表達出非人類自然的敘事能力，體現出生態圈中物競天擇、共同繁榮的大生態理念——各物種之間相互幫扶共生共存，以生命為紐帶，強調人類與非人類所要形成的是一種無法分割的生命共同體。文中還大量出現了雨林過去和現在的樣貌對比，通過描寫雨林破壞的現狀，展現人性的貪婪與丑惡。楊志軍用杜鵑泣血般的警示之音，替其他物種反撥人類對世界的主宰：“它（大象）天生不是一個馴服于人類的動物，它只忠誠于大自然，永遠都想跟人類平起平坐。”（8）批判人類中心主義，說明人類不是世界的主宰，與其他生物一樣，是生態圈中一個部分，是為生態圈的共同繁榮而努力的一分子。

無論是大象還是其他非人類敘述者，它們都以自身經驗動搖了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這一敘事出發點，打破了以往以人類視角來觀照自然界的刻板方式。在《大象》中，自然界本身作為作家書寫自己傷疤的場域，在大象尋親、訪親、殉親的主要線索下，用雙線并置的結構，在人類與非人類敘述者之間相互穿插，書寫人類與大象乃至整個自然界的悲劇性命運，由此引發人類的反思反省，呼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同打造一個超越人類與非人類范圍的生態命運共同體，實現各物種在生態環境中的可持續發展。

二、生態環境反烏托邦的構造：對工業科技和欲望的批判

對生態環境的想象是大部分生態文學作家在創作時常用的手段，生態詩人華海就提出過生態文學的“夢想性”主張：“詩人是有意將生態夢想作為一種與現實的對照而融入創作的，即在關注現實生態、抒發批判精神的同時，更從精神深處構建對于美好生態的崇敬與向往，并以此作為精神動力激勵人們為自然生態的保護貢獻自己的力量。”（9）顯而易見，以華海為代表的理想主義生態文學作家，力主在揭示生態環境嚴峻現狀的同時，強調構建理想烏托邦家園的迫切需求。楊志軍則通過對生態批評的逆向思考，將目光聚集于科技發展成熟后的人文時代，打破傳統生態文學創作的套路，塑造出反烏托邦的生態環境，進而對工業科技和人的欲望進行批判和反思。

如何處理科技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之間的復雜關系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時至以科技發展為主題的21世紀，社會對科技力量的空前信任不但沒有促使烏托邦的形成，反而給生態環境帶來了不可恢復的毀滅性災難，科技生態問題更受社會普遍關注。反烏托邦發展至今，始終承載著諷刺與警示的職責，常表現為對反人類極權、生態及社會性災難的深刻揭露與批判，這在《大象》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大象》構筑了一個大象家族的童話幻境，但其展現的并非夢幻而美好的桃花源，而是一個被殘酷死亡籠罩的反烏托邦現實。小說描繪出過度開采后雨林生態系統的大災難，通過巖羅章、虎頭蘭等本地人的回憶，對過去和現在的雨林進行圖像式對比，諷刺人類對大自然能動性的絞殺：“巖羅章想起小時候，今天經過的所有長著橡膠樹的地方都是茂密的雨林，雨林里布滿了橫七豎八的象道”（10），“橡膠林是人工林，更是一種拒斥任何動物的經濟林，它冷傲得不想跟別的生命分享陽光，連麻雀和烏鴉都懶得去光顧了，但它是人的造幣廠”（11）。起初工業技術的發展為人類提供了生活便利和醫療進步，但由于人類對經濟效益的畸形追求和對技術的盲目崇拜，以“地不容”為首的大象表演機構和各類開發公司蓄意地通過雨林生態資源牟取暴利，利益的驅使導致巖羅章的父親從護林員成為伐木工，那些曾經讓人類引以為豪的工業技術和經濟效益最終都成了刺向雨林生態的一把把利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楊志軍不僅對工業科技的過度發展進行了深刻批判，也告誡世人建構自然責任和社會責任、生態倫理和社會倫理相結合的新科技觀迫在眉睫，它在向世人警示“科學已變成……新的撒旦”（12）的嚴峻現實基礎上，倡導建立和發展以整合性為特征的科學技術，強調從機械論世界觀走向整體論世界觀的重要意義。

在人的欲望與自然關系維度上，人類嚴厲批判西方文學史上“最強烈、最狂熱地煽動欲望的作品”（13）。《浮士德》所宣揚的“浮士德精神”，控制調適好欲望的無限性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的關系是重中之重。在楊志軍眼中，工業和科技是一件中立的工具，真正該警惕的是人的欲望。《大象》中通過不同人物的對話發出了對于生態問題不同觀念的碰撞，使小說達到了別樣的高度。如第七章“絞殺動物”之歌中，石栗提到他的老師經過多年研究編寫了一本名為《野生動物的經濟價值》的書，書中詳細介紹了各類野生動物的實用價值，這里楊志軍引入了一個悖論——人類一方面倡導保護野生動物，一方面卻又開始研究其作用價值。所以在情節的設計上，石栗的老師最終放棄了研究多年的成果：“我是個動物學家，怎能如此厚顏無恥地出賣動物呢？”（14）楊志軍通過這一情節表明人類在面對自然界龐大的資源時曾陷入迷失和貪婪，但在覺醒之后，需要認識到人類研究這些問題使科學走向絕路。同樣在第七章中，黃鸝借由附生植物在大樹上搶奪陽光水分的現象提出了她對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理解，楊志軍借由黃鸝之口表達出自己對自然生存法則的顛覆性認知，即大自然本身就是充滿愛的幫扶系統，是萬千物種的共生共享、互利互惠，而人類非要把它理解成你死我活的戰爭。楊志軍在此暗示人類人為地塑造著對于自然優勝劣汰的規律，其背后的原因更多在于人的功利心理，是人的內在欲望的外在表現。

實質上，楊志軍更多地表達了科技進步之后，對動植物生存環境的憂慮。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社會進步的基礎，真正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維護生態平衡產生影響的，還是工業科技和人類的選擇。《大象》中對金錢和技術的崇拜使社會分化成“護象隊”和“盜獵者”兩方，在不明真相地選擇去觀看大象表演的觀眾追捧之下，“章郎谷們”迅速崛起，更催化了盜獵者肆無忌憚地圍獵大象，甚至可以對大象保護所所長賈海桐進行死亡威脅。在這些人眼里，大象不是活生生的生命，而是一件件商品。隨著對利益的追逐，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完成了對生態環境重要性的消解，無論人類會付出多少代價。這樣做最終的后果就是象道被毀，生境狹小，被迫北上，物種滅絕，最終導致人類面臨生態危機。某種意義上，《大象》中的大象保護所所長賈海桐的境遇與法國作家加里的生態小說《天根》里的主人公莫雷爾、杜光輝《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野生動物保護站站長李石柱有異曲同工之妙。盡管他們所處的語境和結局不一樣，但他們保護野生動物的英勇壯舉中蘊含一致的精神內涵——保護生態的正義觀。同時，我們從他們對立面群體陷入狂熱消費泥淖的不爭事實中深切體悟到：欲望動力推動下的消費文化在對人類的毀滅性引導中逐步演化為異化消費，其導致的惡果是“人類精神深受重創，更致命的損失則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失衡，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機”。（15）因此，倡導既要滿足物質和精神需要，又要滿足生態需要的適度消費成為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

那些本應服務于人類的工業科技，最終給自然和人類發展帶來了無盡災難。自然成為經濟學家和科學家隨意操控的木偶，本應成為工具的科學技術反而使人類成為金錢的奴隸。烏托邦的存在是人類保留的最后一絲對美好生態環境的幻想，但學者們對科技至上觀的嚴厲批判中表達了永遠無法到達烏托邦彼岸的潛在態度。楊志軍通過對自然殘酷現狀的揭露和后人文主義空間的刻寫，表達出工業科技發展帶給自然和人類的消極影響。楊志軍對科技至上、利益至上、消費至上等觀念的蔑視使他對生態環境的塑造走向了反烏托邦，以直面現實的勇氣洞察人類內在需求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某種潛在沖突，“走出生態困境的要義在于前提批判，即對啟蒙理性的反思與重釋”（16）。

三、現代科技下對精神生態系統的改造：對竭澤而漁思想的批判

魯樞元將生態劃分為自然生態、科學生態、精神生態，他認為“精神生態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精神性存在主體與其生存的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關涉到精神主體的健康成長，還關系到一個生態系統在精神變量協調下的平衡、穩定和演進”（17）。楊志軍通過反烏托邦式的解構，由表及里地追根溯源，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人類精神生態危機的外化，人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存在失衡與破裂，因而要對精神生態系統進行改造和重構，要求人類在現代科學的指導下對自然生態進行更全面的認知，重新喚起人類對自然的敬畏，進而對竭澤而漁思想進行有效反撥。

山林刀耕火種和丘陵稻作是西雙版納地區農耕經濟文化的主要形態。可以說在人類靠樹木維持生計的雨林世界，樹木孕育了自然中的一切，賦予雨林靈性。樹木的堅韌包容也塑造著雨林兒女們的精神內核，是該地區諸民族賴以生存的家園，長期生活在雨林地區的人們在雨林間奔襲打拼，最懂得與自然的相處之道。這進一步反映出西雙版納地區諸民族在精神層面對自然界的樹木予以崇拜，這種文化特質使他們都有一塊充滿神秘色彩的樹林，如“龍樹林”“神林”“蜜枝林”等。《大象》中，村民們通常以某種花或某種樹來對大象家族進行命名，楊志軍甚至專門寫了“聚果榕壩子之歌”一章去塑造一片遠古神秘而又未遭到破壞的生命之林，這往往與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祖先祭祀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在傣族地區，大象、孔雀都被認為是吉祥的象征，任何人不能傷害他們。在大多數的傣族聚集區都養著孔雀，大象則被飼養在靠近森林的村寨里。在日常生活中，傣族人也會在他們的居住地雕刻大象、孔雀的形象，用來表達他們對這兩種動物的崇拜。小說中明確提到了兩位有象圖騰紋身的人，一位是救助大象的村民，一位是大象的“章哈”巖羅章，他們都與大象的繁衍生息關系密切。由以上可以推斷，在西南少數民族的傳統認知中，保護雨林和動物是傳襲千年的自發行為，對于精神生態系統的塑造有著基因性的條件，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中，蘊藏著豐富的生態智慧。

工業革命的結果使生產技術不斷進步，工業化的面積不斷擴張。有專家測算，生物所生活的生態面積400年間縮小了近90%，滅絕了近一半的物種，損失最為嚴重的是熱帶雨林地區，“實際上整個滇南的植物面積近100年來幾乎消失了七八成，20世紀在西雙版納發現龍腦香科后，這里才確認為熱帶雨林”。“大象是旗艦動物，在我國只有300頭左右，在漫長的歷史中，大象的生存一直在后退。”楊志軍在采訪中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對大象生存現狀的擔憂，發現自己“必須要寫了”（18）。于是在《大象》中，楊志軍用大量篇幅去描寫了經濟作物生產對生態的破壞，過去與現在生態環境的對比，枯竭式砍伐樹木、屠殺大象等破壞雨林生態的行為，每一步都精準踩到生態保護的雷區。人類破壞了傳統生態思想留下來的樹木崇拜和動物崇拜，如豬屎豆、刀畬等當地人信仰的喪失，使他們走上違法捕獵和破壞雨林的歧途。違背自然法則，人類就易陷急功近利之弊，導致生態系統喪失可持續力，終淪至竭澤而漁之境。雨林面積驟減，調節力衰微，生物多樣性受損，防洪力減弱，生態危機愈演愈烈。

經濟增長要有限度，人類要具有預防性思維，要改變消費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態觀念，這就需要生態學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知識良方。在《大象》中，我們明確看出楊志軍創作小說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反思竭澤而漁的現狀，引起人類對生態危機嚴重性的認知，探索自然資源的保護價值，將現代科學知識與過去傳統信仰相結合，共同構建現代西雙版納精神生態系統和資源環境安全管理的對應措施，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提供指導價值。

生態精神系統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知識生態化、倫理生態化、哲學生態化。小說從這三個方面進行描寫，表達出楊志軍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體悟與認知。首先是科學知識生態化，科學知識生態化也可稱為生態科學知識文化，主要通過科學家對自然現象的不斷探究和深入了解而形成，有利于人類發展生態和諧及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知識系統，是人與自然能和諧相處的行為準則。小說中有大量關于召恩罕等人對生態文明建設思考的書寫，他們從一開始的興致勃勃卻脫離實際的建設方法，到后來深入基層，考慮人與自然互利互惠的安置方案，這些具有專業知識的學者對生態現象不斷地研究發現和改進，如傣族示范村的建設，對政府工作和村民學習具有指導性作用，山寨開始逐步搬遷到較為適宜經濟發展的地區，而將雨林深處留給了大象，這是科學知識生態化工作的重要實踐成果。其次是倫理生態化，即人類如何看待其他物種的生存權或存在價值問題。這是在自然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形勢及生態學理念影響下所產生的生態倫理觀。這一倫理觀即為前文所述的楊志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由此造成的影響及結果便是楊志軍以大象的口吻對人類發出警示之音，這對少數民族復歸傳統生態價值觀具有建設性作用。最后是哲學生態化。這是對現代工業帶來的環境問題進行哲學反思所形成的現代哲學的生態化。其中主張用整體論的觀點來考察自然，把人作為地球生物物種的一員，從過去征服者的角度轉變為普通一員，人和大自然擁有同等的權利。作為楊志軍重要的生態思想觀念之一，在小說中顯著的案例表征是借大象之口為刀耕火種正名。尹紹亭深耕西雙版納，認為這種生產方式實為森林生態良性循環之基，可以說是一種“森林滋養的農耕文化”。當地人通過有序地進行墾休循環使森林得到較好的保護和恢復，形成了良好的生態循環系統。可見刀耕火種是非常有科學依據的，但在以往的生態文明建設和教育之中通常把刀耕火種理解為一種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農耕文化形態。楊志軍在第二章“緬桂花之歌”中便讓大象進行感慨：“怎么這么多人啊？繁殖得比螞蟻還快，要是他們天天待在好不容易搭建起來的竹樓里也就罷了，可偏偏又要跑出來砍伐雨林，開田耕地。不是像過去那樣刀耕火種——刀耕火種其實還不錯，把大地大樹砍倒了，林間空地出來了，人們種一季就不種了，新長出來的植物比過去的還要豐富。”（19）楊志軍為大象發出了愿與人類友好為鄰的愿望。這是哲學生態化為人類提供生態思辨的一種邏輯路徑，也是楊志軍在告誡人類不要以個人利益為轉移去界定生產方式的好壞優劣，要尊重生態系統中的其他成員，保障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維護生命共同體的整體利益，提高當地居民的環保觀念和生態意識，為生態精神文化交流與建設提供豐富的土壤。

現代科技下精神生態系統的建設與改造福澤蒼生，楊志軍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生態理念為中心，倡導建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根本標準的科學發展觀。楊志軍身體力行地往返于青島與云南西雙版納熱帶雨林地區，以田野調查和采訪等非虛構方式，全面立體地展現出雨林世界生態精神生態文明由解構到改造重構的進程，表現出少數民族傳統生態觀念迷失到自我生態觀念重建的塑造道路，其包含的是楊志軍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及對大象悲慘命運的悲憫同情。大象與人類共同奔赴死亡的故事凝結了作家對生態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期望，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一種“向死而生”的新思路。

結 語

面對當今人類因生態危機而造成的人類生存危機，楊志軍的《大象》從對大象的救贖之路展開，以“非人類敘述者”的獨特視角，書寫西雙版納雨林的自然景觀、人文風情與生態文明建設歷程，進而嚴厲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理性審視工業科技與人類欲望，深刻反省竭澤而漁的短視愚蠢行為。薩特曾說：“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項召喚。寫作，這是為了召喚讀者以便讀者把我借助語言著手進行的揭示轉化為客觀存在。”（20）“三造”“三批”的提出無疑是闡釋《大象》的創新之舉，楊志軍試圖通過這部小說對和諧生態發出呼喚，這無疑讓讀者感受到生態救贖的希望和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一時代主旨的共鳴與沉思。反烏托邦的生態書寫不僅為現代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環境治理提出警示，還以它富有啟示性和前瞻性的生態思想潤澤讀者的思維和心靈。現代科技下的精神生態系統改造重構也為地方治理的具體事例提供有效指導和行動方案。當“生態創作大多僅停留在生態被破壞的揭露展示”（21）時，楊志軍從生態小說創作伊始便對生態問題進行深入的文化思考和哲學拷問，其創作對中國生態文學起始便存在的紀實性凌駕于審美性的弊病具有重要矯正意義。如果說“中國生態文學里程碑式”（22）的《環湖崩潰》是中國生態文學起步階段具有典范藝術成就的作品，那么《大象》則顯示出中國生態文學歷經40多年后的時代性特征。把《大象》置于楊志軍創作生涯和中國生態文學史脈絡里考量，一方面反映出楊志軍生態思想的歷史持續性和新時代的賡續發展，另一方面在與其他作家的比較視野中，不僅彰顯出楊志軍生態思想的精髓及文學表現形式的獨特范式和全新風貌，而且在與眾不同的創作實踐道路上逐步完成了生態文學史上鑄就經典性的可能與事實。

注釋：

（1）孟秀麗：《一部大象的大型史詩：茅獎作家楊志軍新作<大象>在青首發，挑戰不熟悉的寫作領域》，《大眾日報》2024年3月25日。

（2）王諾：《歐美生態文學》，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英〕彼得·巴里：《理論入門：文學與理論導論》，第251頁，楊建國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4）蔡成珍：《“悲憫”抑或“虛妄”？——評羅斯金“情感誤置”之現代性張力》，《西部學刊》2023年第17期。

（5）唐偉勝：《謹慎的擬人化、獸人與瑞克·巴斯的動物敘事》，《英語研究》2019年第10輯。

（6）（8）（10）（11）（14）（19）楊志軍：《大象》，第76、269、67、66、395、79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北京，新星出版社，2024。

（7）（18）舒晉瑜：《楊志軍：我好像變成了大象在表達他們的生活》，《中華讀書報》2024年4月24日。

（9）龍其林：《時代劇變中的自然凝思——華海生態詩歌論》，《芒種》2015年第4期。

（12）〔法〕埃德加·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第69頁，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3）（15）劉青漢：《生態文學》，第47、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潘斌：《風險社會與生態啟蒙》，《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17）魯樞元：《生態文藝學》，第148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0）〔法〕讓·保爾·薩特：《什么是文學》，第43頁，施康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1）楊劍龍：《論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創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22）龍其林：《<環湖崩潰>與當代生態小說的可能性》，《蘭州學刊》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