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葉兆言的南京書寫以地方經(jīng)驗為切入點，通過重構歷史記憶、民間復調敘事、挖掘日常物象的隱喻價值以及重塑城市空間的文化意涵，建構起一種獨特的現(xiàn)代性敘事美學，實現(xiàn)了從地域性到民族精神寓言的美學升華。作家通過普通市民的日記、口述等微觀視角，將歷史創(chuàng)傷轉化為民族集體精神的隱喻；以市井閑談與精英話語的對話，打破單一歷史敘事，呈現(xiàn)多元聲音交織的現(xiàn)代性張力；借助城墻磚縫、茶館器物等日常符號，賦予物質細節(jié)以時代裂變的象征意義；通過對秦淮河、城門等空間意象的層累書寫，將地理空間升華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沖突的文化寓言。這種美學建構以南京為“方法”而非“對象”，既揭示了地方經(jīng)驗中蘊含的民族精神密碼，又隱喻文明重生的韌性，并在全球化語境中為講述“中國故事”提供兼具本土性與世界性的美學范式。

關鍵詞：葉兆言 南京書寫 地方路徑 民族寓言 現(xiàn)代性敘事美學

引言

葉兆言的小說創(chuàng)作歷來被視為南京書寫的當代經(jīng)典，具有鮮明的南京地域文化特征。近年來隨著南京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世界文學之都”的稱號，葉兆言作為當代南京文學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事實上，學術界對于葉兆言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和評價從過去到現(xiàn)在始終繞不開“南京”二字，并在區(qū)域文化書寫與地方路徑方面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一特色被充分關注和高度評價的同時，也限制了進一步的探索。盡管已有研究在南京書寫、歷史記憶與市民生活等維度取得豐碩成果，但研究范式的固化與局限也日益凸顯。葉兆言作為南京文學符號的獨特性與復雜性亟待重新審視。

從學術研究范式上來說，至少有三重局限需要進行反思。其一是地域標簽的固化。有些研究將“南京”簡化為背景符號，忽視其作為動態(tài)敘事視角的功能。有的研究比較熱衷于分析葉兆言小說的“民國風俗考”，無意深入探討“南京人”如何以敘述者身份推動情節(jié)。這種標簽化傾向遮蔽了葉兆言作品中“南京人”的主體性，像《璩家花園》中市民口述對官方歷史的補充，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民間話語權的重要地位，這應該引起更多的重視。其二是歷史性與現(xiàn)代性的割裂。有些研究多集中于歷史南京的復現(xiàn)，卻忽略其與當代中國的關聯(lián)。研究者在分析《南京傳》時，多聚焦其“六朝至民國的歷史還原”，或者強調它“以南京為橫軸，以中國歷史為縱軸，書寫了南京王者之氣的繁華和作為廢都的落寞”，卻沒有注意到秦淮河的現(xiàn)代變遷暗喻了現(xiàn)代性轉型的文化流動性。再如葉兆言在《儀鳳之門》里借名噪一時的“江寧大馬路”的修建，揭示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階層分化，但此類現(xiàn)代性反思常被簡單地歸為“懷舊敘事”。其三是方法論的同質化。有些研究多采用“城市—文本”鏡像模型，缺乏對敘述者主體性的理論透視。當人們更多地從民俗學視角解讀《刻骨銘心》《儀鳳之門》等的市井生活時，就未能充分注意到“南京人”作為復調敘事者的功能。葉兆言曾強調：“地域對我來說是偷懶的關系。像咱們長時間聊天就必須坐著，南京對我來說就像一只‘板凳’。作家講故事腳下必須有支撐的土地，?？思{所說的郵票大的地方，只是提供了敘述的方便，并不是作家想畫地為牢，應該不是這樣。你只是選擇了這個地方，反映了地球上有土地、有河流等等活的共性。”但這一超越地域的意圖尚未被充分闡釋。

上述局限性流露出對于“地方性書寫”的靜止化、物質化、概念化的偏見。葉兆言本人對此亦頗有警惕性，他反復聲明其“興趣并不是南京的‘鹽水鴨’和‘鴨血粉絲湯’。我永遠不要做一個‘賣土特產(chǎn)的’”。從“地方性寫作”到以“地方作為方法”重構研究范式將是理論突破的關鍵。

一、“地方作為方法”：學術范式的重構

“地方作為方法”作為學術范式的重構，這一方面需要從敘述人類學的視角，挖掘葉兆言小說中“南京人”作為敘事主體的能動性。比如《刻骨銘心》中麗君的個體性格不僅連通著南京的文化性格，其生存哲學也不僅為南京市民所獨有，更折射出中國人在理想與現(xiàn)實間的復雜沖突與現(xiàn)代性張力。這種視角恰如柄谷行人“風景之發(fā)現(xiàn)”理論所強調的，地方性經(jīng)驗的深度開掘恰是抵達普遍性的路徑。另一方面，南京之于葉兆言更多地體現(xiàn)為“時空辯證法”的審美建構。葉兆言通過時間和空間符號的意義復合實現(xiàn)歷史與當下的對話。《儀鳳之門》中的儀鳳門既是明代軍事要塞，又是現(xiàn)代網(wǎng)紅地標，這種“異質時間并置”，揭示了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身份焦慮。葉兆言筆下的社會言情小說在結構上深得《紅樓夢》網(wǎng)狀敘事傳統(tǒng)之精髓，市井故事則更多地蘊含著國家歷史的縮影。

區(qū)域與人類、地方與世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二者之間不是彼此悖反的二元對立。如果說地方性是一棵樹的根，那么世界性就是一棵樹的葉，根不深則葉難茂，也就難以開出五彩繽紛的文學之花。它們二者之間關系的辯證之處在于，如果地方性隱藏得越深，那么世界性就越發(fā)達，顯示度就越高。地方性越沉淀于無意識的層面，世界性就越顯示于燦爛的陽光下。地方與世界的審美辯證法意味著超越地域恰恰是地域性的獨特價值之所在。就此而言，葉兆言的小說不僅是南京地域文化的展演，更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集體精神圖譜的建構。通過對“南京人”的寓言性書寫，其作品揭示了南京與中國的精神同構。這種“地方作為方法”的視角，不僅為葉兆言研究提供新路徑，也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地方性書寫開辟更廣闊的學術空間。

在葉兆言的審美世界中，除了最常出現(xiàn)的“南京”“南京城”等時空結合的標志性意象，實際上人們常常忽略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詞是“南京人”。與前者主要以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xiàn)實的維度構成主要內涵不同，“南京人”具有更為重要的敘事美學功能，它除了具備普遍的時空結合的蘊含，更多的是作為不可或缺的敘述者或者敘述視角而存在。據(jù)筆者統(tǒng)計，《璩家花園》里有16處直接出現(xiàn)“南京人”這個敘述視角；《很久以來》有22處“南京人”；《刻骨銘心》有43處“南京人”，還有10處換用了“南京市民”的字眼，幾乎是同樣的意思，可以合并為53處“南京人”；《儀鳳之門》有59處直接出現(xiàn)“南京人”這個敘述視角；《南京傳》中的“南京人”更是多達292處。在葉兆言的審美世界中，作為敘述視角的“南京人”及其審美建構，不只是為了表達南京地域文化，而是具有獨特的審美建構功能。“南京人”在他的小說中不只是人物，也不只是文化，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富有葉氏特色的敘述者而存在，是對于小說敘述者的補充。作家本人在小說中主要表現(xiàn)為一個“隱藏的敘述者”，更多時候走向前臺的是“南京人”這一敘述者。

葉兆言筆下的“南京人”不僅是地域文化符號，更是一套融合主體性、歷史性與現(xiàn)代性的敘事裝置。其審美功能需置于“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寓言”的張力場中考察，具體表現(xiàn)為四重辯證結構，分別從記憶之維、話語之維、物質之維和空間之維切入審美結構有機體之中；與此同時展開四重現(xiàn)代性對話，即微觀個體與宏觀歷史的對話、民間話語與權威敘事的對話、日常器物與時代精神的對話、南京經(jīng)驗與中國命運的對話。

二、集體記憶的敘事中介：建構歷史的微觀邏輯

在葉兆言的小說中，“南京人”既是地域文化的承載者，更是集體記憶的敘事中介。通過“南京人”的視角，葉兆言將筆觸聚焦到市井日常，揭示歷史進程的偶然性與復雜性。這種敘事策略不僅打破了傳統(tǒng)歷史小說的“大事件—英雄”模式，更以微觀邏輯建構了歷史的書寫范式。以下從市井視角與日常經(jīng)驗、創(chuàng)傷記憶與歷史重述、群像敘事與歷史復雜性、器物敘事與歷史細節(jié)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并結合具體文本例證與理論分析加以深化。

首先是市井視角與日常生活的經(jīng)驗性。葉兆言的小說常以市井視角介入歷史敘事，將宏大事件轉化為個體經(jīng)驗中的“瑣碎日常”。在《刻骨銘心》中，麗君經(jīng)歷動蕩婚姻與政治身份的轉變，個體命運的荒誕性折射出南京作為“失敗者之都”對歷史暴力的消解本能。小說的市井故事不僅揭示了革命理想與現(xiàn)實生存的張力，也與傳統(tǒng)歷史敘事形成互補效應。在《夜泊秦淮》系列小說中，葉兆言則通過“南京人”的視角揭示了秦淮河的民間本質。傳說中，秦淮河是才子佳人的浪漫之地，但敘述者卻通過市民生活的沉浮顯示出，秦淮河畔更多的是市井百姓的喧鬧，才子佳人不過是點綴。這種對歷史空間的多重解讀，不僅揭示了民間記憶的流動性，更通過“南京人”的市井智慧，將歷史從“神圣敘事”轉變?yōu)椤笆浪讛⑹隆?。《南京傳》在宏闊的敘事背景下，不時通過市井日常建構歷史的微觀邏輯。這種將歷史敘事融入日常生活的敘述方式賦予歷史記憶以情感溫度，將其轉化為一種集體記憶的建構機制。

其次是創(chuàng)傷記憶與歷史的重述?！澳暇┤恕钡臄⑹鲆暯沁€承擔著歷史創(chuàng)傷的重述功能。南京作為歷經(jīng)數(shù)次歷史災難的城市，其歷史記憶常常處于“官方檔案缺失—民間記憶修補”的循環(huán)中。在《璩家花園》中，費教授的日記被小偷撕毀后散落于南京街巷；市民通過口述拼湊出斷裂的歷史碎片。這些情節(jié)不僅是對官方檔案缺失的隱喻，而且表征了當歷史因政治動蕩或權力更迭而斷裂時，民間記憶成為填補歷史真空的途徑。對于《儀鳳之門》中的楊逵來說，歷史創(chuàng)傷與個體傷痛雖然不無關聯(lián)卻又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痛感。1927年，城頭再次變幻了大王旗，但是作為一名地道的南京人，楊逵“對誰來當這個城市的新主人，沒有一點點熱情，完全是一種無所謂的態(tài)度”。因為芷歆的不幸罹難讓他“感到悲傷，感到了絕望”，“沉浸在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根本就出不來”。敘述者動情地抒發(fā)道：“這個世界已完全改變了，不是因為改朝換代，而是因為他失去了芷歆。”

再次是群像敘事與歷史的復雜性?！澳暇┤恕钡娜合駭⑹逻M一步凸顯了歷史進程的復雜性、非線性和多元性。在長篇小說《刻骨銘心》中，葉兆言通過秀蘭、紹彭、麗君等“南京人”不同的并且?guī)в信既恍缘膫€體命運拼貼歷史。比如秀蘭成為電影明星，完全是偶然，她的情感與婚姻軌跡也有許多被動的成分。再如麗君，一時間與革命黨人相戀，一時間又與漢奸相好，一度成了國民黨的國大代表，結果又是以悲劇而終。種種偶然性不僅揭示了個體命運的不可控性，更凸顯了歷史進程的多元驅動力。正如有評論家所指出的，葉兆言“寫的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寫他們的情感生活和他們瑣碎的人際交往，他不是圍繞著一個宏大的事件去組織人和人之間的活動展開情節(jié)，表面看上去這些人的生活不可捉摸，但是背后其實都會觸摸到這樣一個大歷史，通過他們各自的好像互不關聯(lián)的生活，匯合到一起才組成這樣一個大歷史的潮流”。正是碎片化的個體命運構成了群像敘事，許許多多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構成了豐富的歷史潮流，這種敘事策略悄無聲息地打破了傳統(tǒng)歷史小說的線性邏輯。

在短篇小說《狀元境》中，作家通過“南京人”的視角解構了“狀元境”地名的神圣性。這里不但很臟，而且極其世俗，“從秦淮河到狀元境，從狀元境到秦淮河，多少過客匆匆來去”。秦淮河一帶有夫子廟三杰、城南三害、狀元境三霸的說法，他們與三姐、張二胡等，如同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碎片重重，又波光粼粼地折射出歷史的多重面相。

最后是器物敘事與歷史的細節(jié)。僅從葉兆言許多小說的名字中，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對于日常器物的傾心，像《我們去找一盞燈》《寫字桌的一九七一年》《去雅典的鞋子》《左輪三五七》《愛好哭泣的窗戶》等，而《璩家花園》最初的名字就叫《縫紉機，蝴蝶牌》，在小說敘事中，縫紉機成為貫穿始終的一個器物意象?？梢哉f，通過器物嬗變揭示歷史細節(jié)成為作家有意識的審美選擇?？p紉機從“無敵牌”到“蝴蝶牌”，從家世顯赫的標志到無用的擺設，從家用到廠用再到阿四坐牢時的勞動工具，無不與人的身份轉型、命運沉浮、情感嬗變糾纏在一起。器物敘事不僅揭示出現(xiàn)代化進程中本土化策略的吊詭，也還原了人與歷史的細節(jié)，同時更揭示了個體在歷史洪流中被遮蔽的內在邏輯。正如小說敘述者所慨嘆的，“天下萬物多少都會有聯(lián)系，好像‘蝴蝶牌’縫紉機，只是開了個頭，為后面的故事推開一扇窗，打開了一道門。沒有‘蝴蝶牌’縫紉機，就沒有天井偷錢這事，天井不偷錢不還錢，就不會把李擇佳拉下樓。一環(huán)套著一環(huán)，‘蝴蝶牌’縫紉機產(chǎn)生了蝴蝶效應，李擇佳不被拉下樓，天井就不會東躲西藏，不會從永紅小學的圍墻翻過去，進入那個防火通道。不進入防火通道，天井不會想到要往高處攀登，進入黑暗的落滿時間灰塵的祖宗閣。不進入祖宗閣，他不可能從祖宗閣木板的縫隙中，看到郝銀花這個女人”。不看到這個女人，天井就不可能在那個時間點上“混沌初開”，而沒有這次“混沌初開”，甚至也就沒有小說結尾處，天井與阿四的種種遐想。

如果過多地強調文學創(chuàng)作的地域文化特點和區(qū)域性，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宏大敘事的美學變體，葉兆言的南京書寫則是以“微觀史學”為底色。微觀史學強調從個體經(jīng)驗與日常生活入手，揭示歷史進程的偶然性與復雜性。在葉兆言的小說中，“南京人”不僅是地域文化的載體，更是微觀史學的敘事中介。像《儀鳳之門》中楊逵的發(fā)跡史就展示了個體在歷史洪流中被動性與能動性相結合、時代機遇與歷史動蕩相交織的多重面影。其敘事策略不僅打破了傳統(tǒng)歷史小說的線性邏輯，更以微觀視角建構了歷史的書寫范式。只有超越地域標簽的固化認知，才能發(fā)現(xiàn)其小說中的“南京人”實為一面棱鏡——既折射六朝煙雨的地域光影，更透析現(xiàn)代中國的精神光譜。

三、文化互動的修辭裝置：本真復現(xiàn)的復調敘事

在葉兆言的小說中，“南京人”不僅是地域文化的承載者，更是一種文化互動的修辭裝置。他們以“局內人—旁觀者”的雙重身份介入敘事，以地域文化的“傳承者—游離者”的雙重面向通往審美，既親歷歷史現(xiàn)場，又以旁觀者的姿態(tài)發(fā)現(xiàn)文化的豐富性。這種復調敘事策略不僅賦予文本以多聲部的對話性，更通過市井智慧與歷史敘事的交織，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互動機制。這一機制體現(xiàn)著作家匠心獨運的現(xiàn)代性美學探索精神。

第一，歷史敘事的祛魅：從“金陵王氣”到“秦淮霧氣”。葉兆言常以“南京人”的本真視角復現(xiàn)歷史的豐富性形態(tài)，將宏大敘事移位于市井日常。在《南京傳》《南京人》等文本中，敘述者既嚴肅考證孫權遷都的政治謀略，更慨嘆“金陵王氣”是“非常虛幻的東西”。這種“考據(jù)—消解”并置的敘事語調，構成對歷史敘事的祛魅。例如，敘述者在描述明城墻時，既追溯其作為軍事防御工事的歷史功能，又通過市民的口述還原其作為市井生活空間的日常功能?！皩τ谀暇├习傩諄碚f，有沒有金陵王氣，也許根本不重要?！薄捌鋵嵞暇┯行┓派?，有些寺廟，老百姓做做生意，太太平平地活著，這就挺好?！边@種敘事策略既體現(xiàn)出民間記憶的流動性，更通過“南京人”的市井智慧，將歷史敘述還原為“世俗敘事”。

第二，城市符號的意義復合：文化空間的多重隱喻。“南京人”的敘述視角常通過空間符號的意義復合實現(xiàn)文化互動。在《儀鳳之門》中，儀鳳門既是明代抵御外敵的軍事要塞，又是民國時期黃包車夫討生活的市井通道，更是當下游客打卡的“網(wǎng)紅地標”。這種空間功能的歷時性變遷，不僅記錄了南京從“王朝政治符號”向“現(xiàn)代市民空間”的審美轉型，更通過“南京人”的視角揭示了城市空間的多重語義。例如，敘述者在描述儀鳳門時，既追溯其作為明代城防工事的歷史功能，又通過車夫、商販等的口述還原其作為市井生活空間的日常功能。城門洞里，車夫們歇腳、聊天，仿佛歷史的厚重感在這里被稀釋成了生活的煙火氣。這種敘事策略與巴赫金的“時空體”理論形成互文——空間不僅是物理存在，更是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的載體。儀鳳門的空間變遷隱喻著南京城的現(xiàn)代性轉型，而“南京人”是歷史轉型最可靠的見證者、闡釋者。

第三，元敘事策略：虛構與現(xiàn)實的互滲轉換。葉兆言常通過元敘事策略模糊虛構與現(xiàn)實的界限，進一步強化“南京人”作為文化有機體的功能。在《刻骨銘心》中，敘述者在開頭主動現(xiàn)身：“我告訴努爾扎克，正在寫一部叫《刻骨銘心》的長篇，已經(jīng)寫了幾萬字，是一部反映南京市民生活的小說”。這種元敘事策略不僅揭示了歷史書寫的虛構性，更通過“南京人”的視角還原了歷史記憶的流動性。如果說《刻骨銘心》的元敘事策略是虛中見實，那么《璩家花園》的策略就是實中見虛。小說中除了對比較重要的人物形象與主要活動地點進行了虛構，其他幾乎所有的城市空間、城市變遷、歷史事件，包括單位名稱、大學校園等，都是完全真實的。更重要的是，其空間建構與時間流動一一對應，分毫不差；個體的身份轉型與社會歷史的變動之間嚴絲合縫。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文學對歷史的吸收與表征是有限的、相對的，文學對歷史的突破與超越則是全面的、無限的。但是另一方面，文學又難以完全擺脫歷史上形成的典籍、故事和文化的影響，因為文學自身就是這種文化的一部分，文學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具有某種同構性?！痹谌~兆言筆下，虛實相間、真假互見的敘事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元敘事的流動性和拆解歷史固化敘事的修辭效應。

第四，民間記憶的修復：從“官方檔案”到“市民口述”?！澳暇┤恕钡臄⑹鲆暯沁€承擔著民間記憶的修復功能。在《璩家花園》中，人們通過口述拼湊出斷裂的歷史碎片等情節(jié)，意味著民間記憶具有填補某些歷史真空地帶的修復功能?！凹w記憶從其以之為基礎的人類整體中得到其力量和延續(xù)，不過仍然是個體作為群體之成員在記得。我們很樂意說，每個個體記憶都是集體記憶上的一個視角，這個視角根據(jù)我占據(jù)的位置而變化，而這個位置又根據(jù)我與其他社會環(huán)境保持的聯(lián)系而變化。”又如，在中篇小說《馳向黑夜的女人》中，出身大家庭的欣慰和春蘭與幾個小妓女一起學習昆曲，在她們眼中“那些年齡不大的雛妓，一個個扯細了眉毛，戴著耀眼的耳墜，比有錢人家的閨女還要珠光寶氣”。雖然她們知道“妓女都是壞女人，都不干凈”，“可是這些妓女看上去并不壞，而且一個個收拾得都很干凈”。小說對于人物成長中的這些細節(jié)和感受的描寫既為主人公后來的命運軌跡做了充分的鋪墊，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個體經(jīng)驗和個體記憶的不可取代的敘事美學價值。

可以說，葉兆言通過“南京人”的復調敘事，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互動機制：既以市井視角建構歷史敘述，又通過民間記憶修復歷史的斷裂。這種敘事策略不僅突破了傳統(tǒng)地域書寫的局限，更以南京為棱鏡，折射出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文化沖突與身份焦慮。其作品中的“南京人”既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未來的預言者，他們與隱含的作家主體，構成了多層次的復調敘事形態(tài)。在這一敘事形態(tài)之下，城市瑣碎的日常通往歷史的本真復現(xiàn)，沉默的尊嚴抵抗著無聲的遺忘。

四、現(xiàn)代性反思的隱喻載體：日常器物中的時代裂變

與“南京人”這一視角如影隨形的是體現(xiàn)其生命活動的日常器物，它們是融時代性、區(qū)域性、個體性于一身的審美聚集點。葉兆言的小說通過對日常器物的細膩描寫，深刻反映了現(xiàn)代性沖擊下社會的裂變與個體的困境。日常器物不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時代變遷的隱喻載體。它們承載著歷史的記憶、文化的符號以及個體的情感，成為葉兆言反思現(xiàn)代性的重要工具。通過對這些器物的描寫，葉兆言揭示了現(xiàn)代性對傳統(tǒng)生活的侵蝕、個體身份的迷失以及社會結構的重組。

我們先看日常器物是如何作為時代裂變的隱喻。在葉兆言的小說中，日常器物往往被賦予深刻的象征意義。例如，在《寫字桌的一九七一年》中，老式的寫字桌與時髦的寫字桌之間構成了頗有意味的沖突。它們不僅是家庭生活的日用品，更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沖突的象征。再如《儀鳳之門》里的手搖唱機，《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中老式的捷克自行車，長篇小說《死水》中那支老式的派克鋼筆、那個老式的雪花膏瓶子等，都與主人公成長中的迷茫和精神困境隱隱相關。正如波德里亞所說：“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使用價值)——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用來當作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或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制約它的不是自然生態(tài)規(guī)律，而是交換價值規(guī)律。”物品是功能的載體，也是符號的載體，它們通過符號的交換構建了社會的意義。葉兆言小說中大量的器物書寫通過展現(xiàn)它們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進行了深刻的現(xiàn)代性反思。

日常器物中的文化記憶與身份迷失總是息息相關。葉兆言小說還通過對日常器物的描寫，揭示了文化記憶與個體身份之間的復雜關系。在《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中，老式旗袍不僅是女性身份的象征，更是文化記憶的載體。旗袍的材質、圖案和剪裁都承載著特定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號。主人公對旗袍的迷戀與對自我身份的迷失形成顯著的照應和鮮明對比，暗示了現(xiàn)代性對傳統(tǒng)文化的侵蝕。正如霍爾所分析的，有兩種關于“文化身份”的思維方式，第一種將其定義為“一種共有的文化”，是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不同的個體自我“共享”這種“自我”，在這個思路下，“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歷史經(jīng)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但是只有第二種思維才是合理的，即“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問題?！八鼘儆谶^去也同樣屬于未來”。它“經(jīng)歷了不斷的變化”，“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也就是說，文化身份是通過記憶和符號構建的，而現(xiàn)代性則通過斷裂和重構改變了這種身份?！痘ㄓ啊分袑鲜郊揖吲c各種物件的描寫同樣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家具的材質、樣式和擺放位置都承載著特定的文化記憶。放映機的描寫則象征外來觀念的沖擊。主人公對家具的依賴與對自我身份的迷失形成鮮明對比，揭示了現(xiàn)代性對傳統(tǒng)文化的沖擊。無論是對旗袍的描寫，還是對家具的刻畫，都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如何通過器物的符號化改變人們的文化認同。

日常器物還蘊含著隱形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葉兆言小說通過對日常器物的描寫，也揭示出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的復雜性。在《沒有玻璃的花房》中，玻璃花房不僅是家庭生活的裝飾品，更是社會結構的象征。玻璃的透明性與社會的權力關系形成鮮明對比，暗示了現(xiàn)代性對社會結構的重構。正如?？滤?，權力“監(jiān)督著活動過程而不是其結果，它是根據(jù)盡可能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來進行的”。權力通過空間的劃分和物品的擺放得以顯現(xiàn)，而現(xiàn)代性則通過空間的重構改變這種權力關系。如果說玻璃花房的描寫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如何通過器物的空間化改變社會的權力結構，那么《儀鳳之門》對于楊逵與車的關系的描寫，則顯示出日常器物與社會階層流變的對應關系。楊逵從一個拉黃包車出入于南京城門內外的人力車夫，到發(fā)跡后成為下關地區(qū)最早擁有進口豪華馬車的商界名流，他自認為“也應該成為第一位擁有私家汽車的人”。朱老七開棺材鋪起家，“因此后花園有個池塘，池塘中放了條像棺材一樣的小船”。車與棺材承載了豐富的審美功能，二者一動一靜，恰如他們的主人。楊逵的歆琪記營造廠由國民政府指派重修海陵門，也就是后來改名的挹江門，雖一度達到風光的頂點，但也由此深陷其中，幾乎賠光了自己的家底。相反，朱老七是悶聲發(fā)大財，“玩的都是順勢而為，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因此成為最大的闊佬。作家結合對南京地域文化的深耕，讓沉默的物件開口訴說被遮蔽的社會人生真相，形成了獨特的“器物詩學”。

葉兆言小說通過對日常器物的描寫，深刻反思了現(xiàn)代性對社會的沖擊。日常器物不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時代變遷的隱喻載體。它們承載著歷史的記憶、文化的符號以及個體的情感，成為葉兆言反思現(xiàn)代性的重要審美空間。

五、超越地域的寓言性：“南京人”與國民精神的異質同構

葉兆言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貫穿著對南京城市靈魂的解剖，但這座六朝古都的書寫從未局限于地理意義上的地域性，而是將南京人的生存境遇提煉為民族集體精神結構的寓言。這種同構性既源于作家對地方史的深度挖掘，也體現(xiàn)在對市井精神的微觀而精彩地呈現(xiàn)，更通過空間敘事構建起文化記憶的網(wǎng)絡結構。

這一方面表現(xiàn)為歷史創(chuàng)傷的集體與個體記憶編碼，另一方面也是市井生活的民族性格顯影。戰(zhàn)爭與愛情從來是災難與幸福的兩極，當二者發(fā)生在南京，尤其發(fā)生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前夜，自然帶上了亂世傳奇的色彩。盡管作者自謂《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原本“計劃寫一部關于戰(zhàn)爭的小說，寫到臨了，卻說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愛情故事”，但這卻是唯獨葉兆言寫出來而“別人暫時還沒寫的東西”。小說流露出張愛玲筆下“傾城之戀”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傾城之災成就了白流蘇與范柳原，而發(fā)生在南京城的大災難在將丁問漁和雨媛的愛情推到高潮之際，也隨之使其陷入沒有結局的悲劇境地。個體的執(zhí)拗與城市的悲壯完成精神共振。這種創(chuàng)傷記憶的書寫方式使集體記憶通過個體敘事得以具象化。在相似的歷史背景下，《刻骨銘心》進一步拓寬敘事視角，以各色人物的日記殘片與口述記憶構建民族創(chuàng)傷記憶的微觀檔案。阿萊達·阿斯曼在論述回憶與歷史的關系時這樣談道：“當藝術開始對記憶加強關注的時刻，正是社會將要失去或想要甩掉記憶的時候。藝術性的回憶并不發(fā)揮存儲器的功能，但是通過把回憶和遺忘的過程作為自己關心的主題，它可以模仿存儲器的作用。藝術家們關心的不是技術的存儲器，而是一個‘苦難的寶藏’，他們在其中看到了藝術創(chuàng)作的豐厚源泉。由此這種藝術成了一面鏡子”，或者“成為一個標尺，用以衡量集體意識中遺忘和壓抑的現(xiàn)實狀況”。由此，葉兆言筆下的南京大屠殺不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通過對個體命運與歷史洪流的交織書寫，將歷史創(chuàng)傷的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編碼為一種多維度的敘事結構，從而成為整個民族精神創(chuàng)傷的“轉喻”。

《南京人》盛贊南京以它的“寬容”留下了無數(shù)的異鄉(xiāng)人?！澳暇┰诮蛹{的過程中，改造著南京的外地人，正如南京的外地人改造了南京一樣。南京和南京的外地人互相交流互相融化，南京的外地人源源不斷，漸漸變?yōu)樾碌牡氐赖哪暇┤??！边@里寫的雖是南京人，卻也正是中華民族博大寬厚性格的典型寫照。《璩家花園》里的天井在晚年潦倒之后，自制簡易衛(wèi)生間、守護老屋，顯然亦非簡單的懷舊，而是中國人“柔韌中的剛強”性格顯現(xiàn)，是樸素的道德?lián)敽蜕嬷腔?。這個一事無成卻“有愛的男人”，超越了時空，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薩義德認為：“超越本土主義并不意味著放棄民族，而是意味著不把地方屬性看作包羅一切，因而不急于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范圍內。這個范圍內有它歸屬的儀式、固有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有限度的安全感?！本偷胤铰窂蕉砸泊嬖谥瑯拥倪壿?。葉兆言通過多維度、多聲部的現(xiàn)代性敘事策略，獨到地將南京的地方性知識轉化為解讀國民精神結構的密碼本。在全球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沖擊下，這種“在地性”與“超地域性”的辯證書寫，為當代文學如何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重要范式。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