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一年一度的國際語言文學頂會MLA2009年會在美國費城召開。但與以往的年會不同，這次會議上竟出現了“在數字媒體中定位文學”“數字學術”“數字人文中的合作”等十余場以數字人文、數字文學為主題的分組討論，以致“有的與會者抱怨道，這次年會似乎更像是一場關于技術、而非文學的會議”。威廉·潘納帕克（William Pannapacker）在會議期間發表的一篇短文中說：“在大會的一片悲觀氛圍中，有一個領域似乎正在蓬勃發展——數字人文。不僅如此，在所有相互競爭的分支領域中，數字人文似乎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首先迎來的‘下一件大事’，因為數字技術的影響正在波及每個領域。”自此以后，數字人文作為文學界和人文學界的“下一件大事”之說，不脛而走，“下一件大事”也成為了它眾多顯赫的頭銜中的一個（盡管作者后來改變了他的觀點和立場）。

威廉·潘納帕克及與會者的感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許與數字人文本身的發展有密切關系。簡言之，此時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一名已取代其早期術語“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真正流行開來。數字人文研究、教學正如火如荼在歐美高校展開。具體來說，在2004年4月，著名的學術出版商布萊克韋爾出版公司（Blackwell Publishing）推出了蘇珊·謝賴布曼（Susan Schreibman）、雷·西門子（Ray Siemens）、約翰·昂斯沃思（John Unsworth）等人合編的以“數字人文”為名的首部專書《數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引起廣泛關注。由此，“數字人文”一名，便以其更強的包容性（不局限于計算）和對面向對象（人文學術）的強調，逐漸贏得了學界認同，真正確立了自己作為術語的合法性。

當然，我在這里之所以簡要回溯這兩個數字人文發展史上的關鍵節點，是想提出一些可能許多人文學者特別是數字人文學者都關心的問題。即我們如果從2009年的“下一件大事”開始算起的話，數字人文距今已有近16年的時間了；如果是從2004年的定名之日算起，更有足足21年了，那么，在這一二十余年之后，數字人文拯救了美國和歐洲的人文學科嗎？這么多年過去了，它究竟做到了什么？沒做到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承諾？實際上，從那時候到現在，對數字人文的批判之聲一直不絕如縷。最為常見的批評是說，技術入侵了人文學科；其他的批評也不少，如數字人文并未真正建立自己的方法論、問題意識和學科邊界，并未提供與傳統的人文學相媲美的解釋體系和分析體系等等。但一個更加直接的回應，或許是由全球高等教育的現實提出的。據媒體報道，在2024年秋季學期，“哈佛本科生學院取消了至少30門課程，涉及20多個系。無一例外，這些大多是文科專業”，“在眾多文科專業中，歷史與文學的研討課受到影響最大”，被取消的課程包括“從莎士比亞到杜阿·利帕的英國軟實力”“購物中心的馬克思：消費文化及其批評”“拉丁美洲種族的形成”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歷史”等。其實，不獨哈佛如此，從全美其他高校到歐洲、澳洲和亞洲部分高校的不少人文和社會科學科系，正在紛紛關門。那么，它們關門的原因是什么？是堅持傳統、沒有擁抱數字人文，還是數字人文并沒有挽回“眾神的黃昏”這一頹勢？

目前并沒有特別詳細的調查和報道，給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認為，人工智能（準確地來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某種程度上可能給予人文學科新的發展機會，并將人文學科帶到“人工智能人文學”這一新的階段。這里我不想重復那些關于“人文學”“傳統/老的數字人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新的數字人文”的區別的陳詞濫調，但的確應該說明的是，從人文文本、文獻資料、信息、數據的處理及其轉換開始，到對這些數字對象的保存、分析、編輯和建模，提出新的研究洞見，直至教育教學和面向公民的知識服務、傳播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能幫助我們節省人力、時間和金錢成本，還能夠提供新的、基于語義和關聯數據、多模態數據的分析和敘事。另一方面，引人矚目的是，目前在中國、美國及世界各地，生成式人工智能這一技術本身不僅發展迅速，而且圍繞這一技術開發的產品和項目，已多到不計其數的地步，而且還在被源源不斷地推向它的用戶，讓人眼花繚亂。它們也共同構成了一個人工智能的生態（甚至慢慢地有點閉環的感覺），留給我們許多普通用戶的工作幾乎就是應用它們。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我們用它來指導燒菜、旅游、交友、談戀愛還是做人文研究。也就是說，當“‘現實’的機器漸漸老化”（比森特·維多夫羅語），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文學研究已然無需特別討論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而是成為了我們新的現實。新的“‘現實’的機器”，帶給我們新的機遇和挑戰。

真正的、棘手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要研究“人工智能人文學”，我們需要研究、處理、討論哪些問題？我們的研究理論、方法、技術、工具有哪些？在我看來，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文學研究或數字人文研究（在此人工智能充當的是方法、技術和工具的角色，主流的研究方法是量化研究，相當忽略批判性研究），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則是對人工智能本身的人文學研究。例如，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一個需要理論創新、實踐驗證和反復觀察的重要現象和議題，就是“人工智能文學/寫作”。這可以說是（后）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真正嶄新的創作實踐。與許多研究者還停留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時的簡單網頁（含PC客戶端）交互相反，一些作家已經走向更為專門、深入的探索，如陳楸帆自謂2025年春節以來，“一直在探索DeepSeek-R1，包括各種參數規模的蒸餾模型，以及調用API進行個人知識庫的部署”。他發現，“DeepSeek的中文能力確實令人驚艷，甚至在創作詩歌等短篇幅作品方面，已經能超過90%的人類創作者，這已經是相對保守的估計。不過，它的上下文記憶力還是有所欠缺，輸出超過4K token（上下文長度）就會無可救藥地發散，而且文風容易變成中文互聯網上常見的抖機靈的‘油膩’風格”。這里且不說他的具體判斷是否恰切、他提供的數據是否正確，單是“調用API進行個人知識庫的部署”一項，可能已經難倒了許多人文學者。既然如此，我們應該怎樣去分析、評判其最新創新，亦即人類和人工智能深度協同創作的過程和結果？

到此為止，我們的問題進一步發生了變化，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開始浮現在我們面前：一個人文學者（就其主流看，仍屬于非技術學者），或者擁有一定數字技術、方法和科學基礎的數字人文學者（但與計算機科學家、人工智能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相比，我們的基礎仍是極其有限的），是否有資格、有能力談論人工智能（哪怕是從人文學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負責任地、認真地參與有關人工智能問題的討論？這可能嗎？在我看來，當然是可能的，只不過我們大致需要經歷一個學習的過程。第一步，從了解人工智能的核心概念（如概率模型、監督學習/無監督學習、過擬合、幻覺、對齊）、基礎技術和科學（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強化學習、提示詞工程、指令微調）開始，建立最低程度的技術常識。當然，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放低身段，暫時放下人文傳統給予我們的內在的驕傲和恒久的自信，向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請益并與之進行溝通、協作。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們今天也有各種各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充分地發揮它們的效用。第二步，逐步轉向自己專攻和擅長的領域。例如，歷史學家可以研究人工智能的歷史敘事、話語、知識和權力；哲學家、倫理學家可以探討人工智能哲學和道德倫理相關問題；文學和語言學研究者可以利用大模型及相關技術輔助自己的文學研究、創作和教育教學，比較人類寫作與人工智能寫作、人機共作文學之間的優劣異同，進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人類寫作的特質，理解數字文學、生成式文學的潛力；法學家可以研究AIGC的知識產權歸屬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將形塑“人工智能人文學”的地形、地貌和地景。

再舉一個更加具體的例子。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我們固然不是人工智能研究專家，但正如艾莉森·伍德拉夫（Allison Woodruff）等人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會力量（區別于個人、家庭、團體力量）層面已經產生了極大影響，加劇了人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斷聯（disconnection）和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等問題，然后當我們注意到這一研究和現象，也就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中外文學想象尤其人工智能書寫中對此類問題是否有足夠注意？作家和藝術家又是如何處理他們所經驗或想象中的這一新技術、新科學和新方法？其思想資源、文學裝置、技術和科學基礎分別自何而來？在藝術實踐中又是如何犬牙交錯、互相嵌入？其整體或局部的創作意涵何在？創作特色、優長和不足之處何在？對于我們認識目前的社會、時代、文化、文學和人性而言，這些創作究竟有無實際幫助？諸如此類圍繞著人工智能和文學本身而形成的、彼此之間高度相關的、在認知功能上可以互相整合的大量問題構成的問題集叢，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我們可以探討、且有能力探討、亦須仔細探討的一系列主題和論題。毫不夸張地說，這些研究對象和議題，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科學領域處于極邊緣的地位，鮮見有學者懷抱濃厚的興趣進行深入研究，而這恰恰是建立了最低程度的技術常識、有一定人工智能研究經驗的人文學研究者，能夠本色當行、一展所長的廣闊天地。更關鍵的是，它也同樣構成了“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HCAI）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將促進以增進人類福祉為目標（而非替代人類，削弱或危害人性、人道和人文）的人工智能技術和科學本身的發展。進而言之，怎樣為人工智能注入人文關懷與價值理性，可謂是一個至為迫切的、現實的問題，也是一個“人工智能人文學”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更是我們這些文學、人文研究者在當下需要回應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提出屬于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數字人文學的新的發展方向——人工智能人文學。不可否認的是，此前全球范圍內早已有學者提倡過“人工智能人文學”研究，但受限于人工智能本身的發展水平，應者寥寥，然而，到了今天，人工智能的能量幾乎已不容我們置疑，可以說，無論從哪個角度、層次來看，它都完全有資格、有理由成為數字人文的“下一件大事”，也期待著人文學者的深度介入、參與、建構和想象。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