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我國生態文學創作活力迸發，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在日前舉行的“長三角·大西部文學周”活動中，生態文學的東西部實踐成為與會者聚焦的話題之一，本報特邀請幾位參與討論的作家、評論家撰文寫下他們的觀察與思考。 

深入現場，抵達生態文學的永恒綠洲

黃毅

中國幅員遼闊，東西部不僅有地理上的差距，也存在著文化的差異，面對生態文學這個話題理應也有各自的表述，在我看來，東部生態文學的著眼點應是工業化與生態危機的反思，而西部生態文學的立足點則應是自然崇拜與生態保護的堅守，東部生態文學的主題表達是批判與重建，西部生態文學的表達應是神圣與守護。

來上海之前，我應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之邀去新疆阿克蘇柯柯牙采風，柯柯牙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是三北防護林建設的全國先進單位，形成了“自力更生、團結奮進、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柯柯牙精神”。

自古以來，新疆人始終切身感受著生態對生存的重要性，生態與生存甚至生命直接掛鉤。上世紀80年代，阿克蘇地區年降水量只有60毫米，年蒸發量卻達2400-2600毫米，沙漠距城市只有六公里，并且以每年五米的速度逼近城市，一年中有一百多天在黃沙彌漫中度過。柯柯牙是城市邊緣的一個高臺地，也是風沙的策源地，只有將柯柯牙的生態治理好，才能確保城市不被黃沙吞噬，退無可退的阿克蘇，舉全市之力開始群眾性的義務植樹運動，經過三十多年艱苦不懈的努力，共造林120多萬畝，徹底阻遏了沙漠的進逼，如今這里天藍水清，出產的冰糖心蘋果等水果揚名天下。

其實新疆人對生態的意識自古有之，11世紀維吾爾古典文學巨著《福樂智慧》就有這樣的詩句：“沒有樹的巴扎（集市），不如綠樹成蔭的麻扎（墓地）。”維吾爾人認為樹是他們的圖騰，人樹一體的觀念對他們影響至深，他們的庭院中如果不植樹種花那是不可想象的。他們對綠色的渴望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新疆的不少地名中有“巴格”一詞，即花園之意，而女孩的名字多叫“古麗”，也就是花兒的意思；再比如沙漠戈壁的旅行者在吃完西瓜后，會將瓜皮倒扣在地上，因為那樣也許可以拯救某個迷途的旅行者；在新疆和田的精絕尼雅古城，出土的3世紀木簡上就記載了國王頒布的可能是我國最早的“森林法”：砍伐一棵樹要重罰一匹馬。可見古人的生態意識，而同時也說明，新疆從古至今都面臨著巨大的生態問題。

新疆南部有一塊巨大的沙漠塔克拉瑪干，大概有1000公里長，400公里寬，面積達33.76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河南省那么大。近年新疆開始對這塊巨無霸進行“鎖邊”治理，所謂“鎖邊”就是將它的邊緣3046公里全部種上樹，猶如為巨獸戴上項圈，南疆三地州21個重點縣市協同作戰。2024年11月28日，沙漠邊緣最后的285公里空白區實現了鎖邊“合攏”，鎖邊寬度在50至4000米不等，“三北”工程攻堅戰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阻擊戰取得了階段性、標志性的成果。1978年開始的“三北”防護林建設，累計造林3000萬公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態工程。

轟轟烈烈、持續不斷的生態工程為新疆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和寫作題材，而回首新疆生態文學的創作，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茅盾在新疆所寫的《白楊禮贊》，只不過那時不叫生態文學，之后碧野的《天山景物記》，周濤的大量以新疆為書寫內容的散文，李娟的阿勒泰系列猶以《羊道》為代表的散文，沈葦的大量詩文等，構成了新疆生態文學瑰麗的圖景，胡楊、紅柳、野馬、野駱駝、雪豹等生態形象深入人心，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同價值。一批以新疆人文和地理為主打方向的紀錄片諸如《沙與海》《塔里木河》《新疆大地》《天山》等，電影《生死羅布泊》《美麗家園》《遠去的牧歌》等影視作品，用另一種方式抒寫了別樣的新疆史詩。

詩歌、散文及小說仍是新疆生態文學的生力軍，在挖掘沙漠荒原生命的脆弱性、游牧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碰撞、人與自然的關系等諸多方面仍具有廣泛的寫作空間，唯有用手中的筆不斷掘進，方能抵達生態文學的永恒綠洲。

（作者系《新疆藝術》原社長、評論家）

在公園里的故鄉，尋找生態寫作的“中國特色”

龍仁青

青海是一個生態大省，有著豐富的生態寫作資源：這里是山宗水源，屹立著昆侖山、祁連山、唐古拉山、巴顏喀拉山等眾多海拔超過五千米的高山；這里也是眾水的源頭，長江、黃河、瀾滄江從這里發源啟程；這片山水縱橫的土地上，還生存著諸如雪豹、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驢、棕熊以及綠絨蒿、高山雪蓮、雪靈芝、馬先蒿等姹紫嫣紅的高原野生花卉，這些野生動植物，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生物多樣性的寶庫。

青海省正在打造國家公園省，目前已經建成三江源國家公園，青海湖國家公園正在創建，祁連山國家公園也已經列入備選區——以前我們可能會說，我的故鄉有一座公園，而如今的青海，整個兒就在公園當中，是公園里的故鄉。那么，我們作家們的寫作，是不是與如此豐富的生態寫作資源相匹配，相對等，我個人認為遠遠不夠，單單上述提到的幾種野生動物和野生花卉，就很少有文學寫作的表達與呈現。所以我覺得，我們青海作家在生態寫作方面任重而道遠，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時我也認為，生態寫作是青海具有辨識度的寫作，近年青海籍作家楊志軍和青海牧民作家索南才讓先后獲得茅獎和魯獎，都是以生態寫作獲得殊榮的。文學日趨同質化的今天，寫好生態文學，一定會給青海帶來辨識度，讓它脫穎而出。

生態文學的寫作，是有一定的基準和要求的。首先，生態文學一定不只是對大地萬物、山水自然、花草鳥獸的描摹與贊美，而是包含著一定的生態哲學和環保憂患意識的寫作，是在科學的生態思想規范前提下的寫作。從我近年的寫作體會而言，生態文學寫作有它獨特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美國環保主義先驅，生態作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里提出的“大地倫理”理念，我認為是生態文學寫作的一個基本的世界觀。“大地倫理”提出，人類不是大地共同體的頂端和主宰，而是所有生物鏈中普通的一環。這個理念的核心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事生態寫作的作家，首先要具備這樣一種視野，才能夠面對自然萬物，以一種慈愛悲憫的心態，面對寫作。同時，生態文學寫作，要具備一定的博物學知識，掌握科學規范的地理學、生物學等方面的學識。盡量避免諸如“一只不知名的鳥兒飛過我的頭頂”“一朵紅色的野花盛開在草原”之類概念模糊、模棱兩可的描寫，而是應該在一定的科學認知的基礎上展開寫作。我認為這是生態文學寫作的方法論。

一百多年前，美國在建立黃石國家公園時，將生活在這一區域的原住民印第安人驅逐，僅僅把這里的山水自然和生存其中的野生動植物保護了起來，這種做法，其實是將國家公園區域內的人文、歷史、民俗文化的痕跡剔除、涂抹掉了。這是不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的。

我國的國家公園建設，則是強調了對國家公園區域內的人類文化的保護，國家公園建立前生活在這里的原住民，依然生活在這里。以青海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為例，公園核心區的玉樹、果洛兩個藏族自治州，同時也是藏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格薩爾文化生態保護區，自然和文化同時得到了保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有個看法，那就是，我們的生態文學寫作，同時也面臨著對生態背后的文化意蘊的開掘和書寫。中國有著五千年燦爛文化，這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沉淀蘊含在了山水自然、花草萬物之中，每一聲鳥鳴，每一縷花香中，幾乎都能夠體會聆聽吸吮到傳統文化的聲音和味道。這樣的書寫，也呈現出了生態寫作的“中國特色”。

（作者系青海自然文學學會主席、作家）

商業模式、科技手段、藝術思維驅動的鄉村生態實踐

哲貴

生態文學東西部實踐中的“實踐”，我把這個點落在“實踐”這個關鍵詞上。我之前對生態文學的認知是模糊的，或者說，我認為我寫的就是生態文學。生態是個很大的概念，包羅萬象，自然、科技、經濟、藝術，也應該包括人的心靈。我想從生態文學實踐這個角度出發，談一談東西部作家的一些區別。

我們單位有一個準“90后”編輯傅煒如，前年寫了一部大約四萬字的報告文學《稻香》，發表在《人民文學》。文章寫的是杭州余杭區下面的一個村，永安村。余杭區是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現在是杭州最富有的區，2017年的GDP是1695.13億元。余杭區下轄有262個村，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2017年永安村的集體經濟收入是28.5萬元，在這么富的余杭區幾乎是一個笑話。

2003年6月，浙江省啟動“千萬工程”，這個工程叫“千村示范，萬村整治”，主要針對新農村建設，目標是建立一千個美麗的示范村莊。

到了永安村，在經濟這么發達的余杭區如何打造出一個美麗而又有活力的村莊，區里通過前期大量調查，決定向社會公開招聘鄉村CEO，也就是鄉村職業經理人。他們最后選定的人叫劉松，安徽蕪湖人，大學讀的是動物科學，第一份工作是養豬。劉松來這里，先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將村里800畝稻田生產的稻米制作成米酒、米糕、鍋巴、月餅等農產品；第二件，從插秧開始到稻子收割，做了十來個和稻田有關系的節日，如收割節、稻田藝術節、稻田美食節、稻田婚禮、稻田電商周等等，把外面的客人引進來；第三件，利用地域優勢，通過阿里巴巴等平臺，將永安村生產的產品推銷到網上去，甚至讓村里的書記和村民成為帶貨的主播。到了今年，永安村的收入差不多達到了一億元。鄉村CEO的概念和制度，將一個接近寂靜的、衰敗的、荒涼的古老鄉村變成美麗的、涌動的、到了節假日車都開不進去的現代鄉村，我覺得這是人理念的轉變，更是現實的蛻變。

劉松是新杭州人。《稻香》里還寫到一個叫沈燕的本地姑娘，她就是永安村人，中專畢業后去烏克蘭留學，在那里待了七年，回來后自己辦公司。她生第二個小孩的時候回到永安村娘家小住，在這過程中被鄉村CEO團隊吸收進去，月工資7000元，給她的身份叫“鄉村造夢師”。她負責一個村，在永安村隔壁，叫下陡門村，村里的年輕人都進城了，剩下的都是老人。下陡門村村口有一棵老香樟樹，和沈燕在日本動畫片里看到的場景很像，她靈光一閃，對村書記說要把這個村打造成漫畫藝術村，書記說可以，但首先要讓村民支持你的工作，讓每個村民有獲得感。沈燕跟團隊商量后，想了一個辦法：村里老人多，老人有老手藝，村里最大的資源是糧食，她就利用這兩個資源，在那一年的清明節和端午節讓老人做青團和粽子，然后放到網上賣，銷量很不錯，兩項收入大約八萬元。老人獲得實際的經濟利益，村書記的工作就好做了，沈燕的理想也就可以順利實施。她很快將一個本來接近于荒蕪的空心村，改造成網紅打卡村，成了藝術村。

我沒有仔細調研過西部的鄉村建設，但我讀過一些描寫西部生態的文學作品，大多呈現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我覺得《稻香》里描寫的，也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已經出現了一些差別，有新的元素加入。浙江有好多這樣的村莊，用商業模式、科技手段和藝術思維來改造村莊，用科技和數字的手段讓鄉村變革、騰飛，包括生態，包括經濟，包括定位，包括定義，都有新的變化。我曾經對《稻香》作者傅煒如說，今年收割節，我們一起去永安村看一看，和劉松、沈燕他們深入聊一聊。我也希望大家有機會到浙江去，到浙江的鄉村走走，看一看鄉村的生態實踐，也希望大家通過各自的作品確認和描繪自己心目中的生態文學。

（作者系浙江作協副主席、作家）

生態文學：觀念、方法和視閾

沈葦

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在《自然的政治》一書中說：“生態學（Ecology），正如其名所示，本身并不直接進入自然，它像所有科學的學科一樣，是一種‘學’（-logy）。”而生態文學則不一樣，它親近自然、“進入”自然，并朝向自然“敞開”——人與自然共情、共理、共生。生態文學作為一個當代文學門類，歷史不長，但就文學包含生態性和生態元素來說，已十分古老，甚至與“生態”本身一樣悠久。

“文學內置生態性”，這也是布魯諾·拉圖爾的一個重要觀點，在今天，幾乎可以成為鑒別好的文學與不好的文學的標準之一。因為生態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生物之間和它們與環境之間不可分割、環環相扣的關系。“生態”使我們謙卑，走向萬物平等的理性主義。

與“自然”相比，“生態”這個概念更多是當代性的產物，伴隨工業化、環境危機和人之困境誕生。當然，所謂的生態，包含了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兩者合一，也是一個大概念。如果我們用“自然文學”來置換“生態文學”，也不會有太大的偏差和謬誤。“自然文學”有歷史意識和歷史維度，但“生態文學”則更具切身感和緊迫性。換言之，“生態文學”似乎離我們更近一些，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置身于“生態”之中的。

今天我們談生態文學，首先要辨析、厘清“生態”“自然”“山水”“風景”這幾個基本概念。四者之間，有交集，有分集，有混溶，也有區別。自然的概念，在東西方都已久矣。道法自然，言出法隨，文學就自然而然誕生了。陸機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文賦》），這是中國人的自然觀、時間觀、宇宙觀，也是一種成熟的文學觀。在西方，對大自然的沉思和觀察是一門持久的功課。大自然是一冊無法窮盡的書，先人們已將這門功課做得很深、很透——幾乎所有偉大的古典作品都包含了偉大的自然主題，直到浪漫主義的“詩意棲居”，這個傳統一直籠罩著澄明的自然之光。還有“山水”和“風景”的概念。中國的“山水”大約對應西方的“風景”。“山水”代表著中國人的自然觀、宇宙觀，更是歸宿地、隱居地，所謂隱逸漁樵、寄情山水，是六朝山水詩和宋元山水畫的基本內涵。但中國人的“宇宙一元論”不是一個孤獨的現象和存在，海德格爾講的四元結構——天、地、神圣者和短暫者——仿佛回應了我們古人的宇宙觀，這大概是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一種呼應和默契吧。風景是大自然的“顯在”方式，可謂冰山一角，因為大自然有更多的隱在、沉潛、神秘乃至未知。西方的風景概念與“風景表達”，從古希臘的牧歌、田園詩，到文藝復興，再到現代主義，也經歷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演變過程。

放眼我們今天的風景，“無地方”景觀的大量繁殖、增長，同質化不斷威脅差異性，“無地方”逐漸抹去“地方”。今天的自然寫作，正是在傳統風景、古典山水與現代景觀之間，在“地方”與“無地方”“非地方”之間的逼仄境況中安身立命，矛盾沖突又多元混溶而產生的。

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緊要問題：生態與當代性、自然與“無邊現實主義”的關系問題。再擴展一下，生態文學與博物學、人文主義地理學等也有超強的關聯度。它們之間，既疏離、四散，又融合、互嵌。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生態文學，如果無關我們的現實，無關我們的個體命運和當下困境，就是一種逃逸，是輕飄的、輕浮的，是對自然和自我的雙重輕慢。

脫離了當代性去談論生態文學和自然文學，只是一次空談。我們今天所說的生態文學是當代性之下的文學，正如我們今天面對的大自然是一個受傷的大自然。我們在傷害和冒犯大自然的同時，成了大自然的逆子和棄子，與此同時，當代性將我們接納了。這是一個古怪的擁抱，也是一個必須接受的反諷。生態文學要與“無邊的現實主義”建立起一種關聯。法國學者羅杰·加洛蒂在研究了畢加索、圣-瓊·佩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后寫下《論無邊的現實主義》一書，他更新并拓展了“現實主義”內涵和外延。他認為，無邊的現實主義不是無原則的現實主義，其原理有三點：一、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沒有我之后也將存在；二、這個世界和我對它的觀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經常變革的過程中；三、我們每個人對這種變革都負有責任。面對嚴峻的自然生態問題，我認為羅杰·加洛蒂的“三原理”同樣適用今天的生態文學。人與自然、社會的問題，在今天已經轉化為生態與“無邊現實主義”的性命攸關的問題。“生態”與“現實”相互并置并籠罩我們，成為一個整體，一個互嵌的蜂巢式的有機體。

再來談談生態文學與博物學、人文主義地理學等的彼此交會和關聯。中國古典博物學是開放式的，收羅廣闊而豐富的世界，這個傳統是十分了不起的。但到了今天，就像大學的學科已越分越細一樣，博物學的邊界已過于明晰、確鑿，常被置于科學、科普名下。而在西方，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理性主義”并不欣賞博物學，主流正規教育一度有反博物、反自然傾向。面對這一尷尬的現實情況，我非常贊同中國學者、博物學家劉華杰的觀點：“比較合適的定位是，把博物學理解為平行于自然科學的一種古老文化傳統。平行論更符合史料，也有利于普通百姓參與其中，從而為生態文明建設服務。”這樣的理解和表述，就把博物學導向了人文主義，導向了美善、求真、愛智慧，并與更加廣泛的人群休戚相關，從而使博物學與生態文學彼此交會，建起超強關聯。

生態文學有兩個基本主題：“陶醉”和“憂患”。今天，憂患的承擔已遠遠超過陶醉的舊夢。大自然中危機四伏，憂患已改寫了我們臉上的陶醉表情。因此，我們需要重建人與自然的“整體論”，其實也是在重建我們內心。人是一個主體，人類中心主義依然存在，但自然也是一個主體，人與自然的交融、合一，才誕生一個真實主體。生態文學需要重新定義，需要具備書寫復雜生態的能力，重新確立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或者“我來了，我看了，我走了。”同樣是我們面對自然和生態問題時的發問與應答。今天的生態文學，要以當代性為切入點，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重建一種新的主客冥合——內宇宙與外宇宙、人與人、人與萬物以及萬物之間這個混沌而深邃的統一體。要從“整體論”意義上去重新思考、認知，將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綜合起來加以考察，而在寫作方法上，要打破種種界限，將傳統文學與生態學、博物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志、田野考察等融會，追求一種跨文化、超文本的品格和氣度。

（作者系浙江作協副主席、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