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第12期“作家活動周”在北京和貴州舉行。本次活動周以“中國文學新力量專場”為主題，邀請來自全國各地的37名青年作家參加活動。本報記者邀請周宏翔、周婉京、林為攀、錢幸4位青年作家開啟了一場圓桌談，管中窺豹，觀察新一代青年寫作者如何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他們有哪些體會與困惑。

“他們未曾宣之于口的，是我更感興趣的”

問：請介紹一下你是如何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的？有什么新作或代表作向大家推薦？

周婉京：我最早是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做記者，2016年出版過一本《清思集》，是我工作中非虛構寫作的合集。在我采訪過的藝術家、收藏家當中，我最喜歡聽他們講來香港的早年生活，與他們在內(nèi)地的往事，里面有濃濃的煙火氣。我們閑聊時，他們講上海話、潮州話、客家話、東北話，這些看似不經(jīng)意的閑聊，把我拉進了他們的故事。我很幸運，因為在我提筆寫故事之前，先遇到了這樣一群人，他們構成了短篇小說集《取出瘋石》《慌張的山水》的雛形。這些在異鄉(xiāng)漂泊的人，怎么行動、怎么反應、怎么生活？比起他們告訴我的事，他們未曾宣之于口的，是我更感興趣的。

林為攀：我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算起來有十五六年了。高三時，我因為看了一本《百年孤獨》，寫出了第一篇小說《作家之死》，并獲得了當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二等獎，從此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今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第八本書《搭薩》，這是一本小說集。同名小說在今年獲得了第二屆梁曉聲青年文學獎，或許它能成為我目前的代表作。《搭薩》中，我首次把筆觸放到客家原鄉(xiāng)，寫了一個客家“扛菩薩”的故事，它讓我的寫作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周宏翔：我的寫作開始得比較早，起初是因為不想只寫作文。第一次發(fā)表作品是15歲，在我們當?shù)氐男@刊物上發(fā)了一篇小說。高中時，我主要以寫青春小說為主，陸續(xù)發(fā)了1年多，很快就被出版社注意到，促使我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大學畢業(yè)后，我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幾年后又辭職回歸寫作。我想向大家推薦的是去年在《收獲》發(fā)表的長篇小說《當燃》，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是和我的家鄉(xiāng)重慶有關的故事。

錢幸：我在中學時，把全班同學寫到了小說里。同學追著我，要討個好角色和好結局。我家里沒這方面的人才，父母總覺得我癡心妄想。但我還挺爭氣，大學里寫了兩三個長篇，在《萌芽》雜志發(fā)了。作為一個愛考編的山東人，畢業(yè)后我選擇了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寫作間斷了8年，但因為工作關系，我總是會看到那些脆弱的、渺小的、無助的人，就又想寫了。2021年，我又開始發(fā)表作品，但不是寫我自己，是寫我所見過的人。推薦我即將問世的三本書吧：中短篇小說集《冷靜期》，聚焦的是“人與人的差別”這個問題；中篇小說集《二十一日酉時》，聚焦的是“罪與罰”；長篇小說《何人到白云》，講述小城市兩代人暗流涌動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關注的是“孤獨”。

“若想感受地面的溫度，必須留下腳印”

問：青年寫作往往被人們寄予議題創(chuàng)設、審美革新、敘事突圍的厚望，青年作家則被視為文學變革力量的主體。在你看來，如何寫出具有時代感的作品？

錢幸：時代不是抽象的，看到周圍怎樣、周圍人怎樣，構成了我們時代感受的一部分，比氣候還重要——它近似人文氣候。作家要“在場”，還要拉開一段距離，發(fā)現(xiàn)一些滯后或穿透的東西。我更關心那些樸素生活著的人，更偏向于描繪這個時代的普通人。比如我寫過“魏永芳”系列，作為進城務工者，她是醫(yī)院的護工。就像柔軟的蚌吞食砂礫卻奉獻出珍珠，她從生活的艱辛中捧出的是堅韌和體諒。我像一個“體驗派”作家，沒有很多技術，多憑借直覺。

周宏翔：對當下的記錄很必要，但同時也特別困難。比如，城市文學相較于縣城、鄉(xiāng)土，很容易顯得輕浮，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快速更迭，很難沉淀下某種厚實的東西，流行與過時幾乎是同時進行的。我想，解決的方案似乎還是要嵌入某些時代痕跡和公共事件的記憶，才能讓輕浮稍微沉淀下來。歸根結底，青年作家還是要投入生活中，去捕捉那些真實感和現(xiàn)場感，找到互聯(lián)網(wǎng)無法呈現(xiàn)的“實感”和思考。

林為攀：人工智能日新月異，讓許多同行憂心忡忡。但要我說大可不必，AI不管是現(xiàn)在還是將來，都不可能取代人類，就像交通工具無法取代雙腳，若想感受地面的溫度，必須留下腳印。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文學都是人類最后的一道堡壘。不過現(xiàn)在讀者對作家的要求更高了。如何突破？我想必須從內(nèi)容和形式上下功夫。就拿我在《人民文學》發(fā)表的中篇《便攜式祖先》舉例吧，這篇小說借鑒紀錄片腳本，即采用場景與畫外音的形式，講的是一個客家人認祖歸宗的故事。我認為，AI時代同樣給了作家機遇，就像有托爾斯泰這座高峰，才能有后來的“冰山理論”和“魔幻現(xiàn)實主義”……人工智能是另一種層面的鞭策，而非阻力。

周婉京：我們所處的時代，像一條快速流動的信息河。每一天，我們都面對無數(shù)的信息。如何快速做出篩選，成了我們的日常。信息太多，相伴而來的是可寫的主題太多、太散，有時小說開篇了，中間被信息和事務打斷，前面的開頭就擱置下來，如此積攢下來的故事很多。所以我近幾年持續(xù)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在捕捉時代速度的同時，盡量讓自己慢下來？我想這是我們年輕一代相較于前輩作家所面臨的新問題。讀者在碎片化閱讀，我們作者也經(jīng)歷著碎片化寫作。有時候，我完成了一天的寫作之后，莫名生出一種悲壯感，越寫，就越感受到深度表達與算法邏輯的對抗。在算法面前，我們都是日復一日搬運石頭的“西西弗”。

問：作為今天的寫作者，你在寫作中面臨哪些困難？有沒有找到應對方法？

周宏翔：我覺得當下創(chuàng)作者面臨的最大困難倒不是AI來襲，而是輸出者越來越多，但閱讀者越來越少。過去，創(chuàng)作者也是閱讀者，現(xiàn)在似乎更多的人試圖創(chuàng)作，但并不怎么閱讀同行的作品，寫作者與閱讀者的身份割裂了，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失去讀者”的問題。我記得剛開始寫作時，還會收到讀者來信，以及后臺交流的私信，大家會針對作品發(fā)表自己的想法，現(xiàn)在我收到的信息更多是問我怎么寫作、怎么發(fā)表的。如何引導讀者去讀作品，這可能是比較難的。

錢幸：其實現(xiàn)在很適合寫作，你站著不動，寫作素材就往臉上撲。我有時候在寫一部小說時，另一個故事忽然就從字縫里長出來了。對我而言，最大的困難是取舍，因為我不是專職寫作，要把時間和精力切割成小塊。但反過來說，這也刺激了創(chuàng)作，我把工作之外的時間都用來寫作，或者醞釀寫作。寫作是副業(yè)也有好處，我就在生活之中，不是感同身受，而就是“身受”。我會遇到各類職場困境、人際問題、家庭婚姻問題等，然后在這個過程中，抽離出真身，客觀觀察。一切都是小說的來源。換言之，小說就是我的生活。

“不能光低頭走路，也得抬頭看路”

問：當下，新大眾文藝崛起，文學創(chuàng)作早不再是少數(shù)人的專利。作為青年作家，如何打破傳統(tǒng)文學的界限，探索新媒介、新技術與新敘事的結合？

錢幸：時代在變，寫作者不能光低頭走路，也得抬頭看路。我們不能苛責讀者的選擇，而應該自省如何讓更多讀者進入深閱讀。我在寫小說時，盡量找一個更好進入的“殼”，把那些困惑、難以言表的復雜東西，用故事的外殼包裹住。外殼誘人，嘎嘣脆，入口即化，故事微苦，品到最后，又有點兒回甘。我還建了小紅書賬號，每天會找一點兒素材，用活潑的表達分享，比如最近“關于寫作者為何要奔赴作協(xié)組織這件事”“用半年時間測試了波拉尼奧的寫作方法到底行不行”等帖子還收獲了不少點贊關注，也是試圖跟讀者建立連接。作品不是商品，但既然寫了，總還是需要讀者的。希望以后能夠借助大數(shù)據(jù)、新傳媒手段和新技術，將作家的東西精準送到讀者面前。

周宏翔：其實在我看來，并沒有什么真正的“界限”，因為所有的“界限”都會隨著業(yè)態(tài)的變化而打破，就像我們很難定義馬伯庸的小說到底是嚴肅文學還是網(wǎng)絡小說，或者村上春樹到底在不在純文學討論的范疇里。互聯(lián)網(wǎng)把很多東西的界限都模糊掉了，年輕人對于所謂的“區(qū)分”也越來越不在乎，他們可能更在意的是，這個能不能吸引我。在新媒體和技術興起之后，我們的傳統(tǒng)敘事一定是在發(fā)生變化的，不管是關注的內(nèi)容還是作品的結構，包括語言，但文學本身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內(nèi)核，一直在抵御這種變化。真正能夠引起人思考的文字不該是隨波逐流的。作為青年作家，即使走不到互聯(lián)網(wǎng)前面，也應該緊跟互聯(lián)網(wǎng)，去挖掘那些短視頻記錄之外的生活。

林為攀：如今一切都在碎片化，時間被切割成無數(shù)塊，刷短視頻是我們的日常。在這種情況下，傳統(tǒng)文學不但不會式微，反而會煥發(fā)新生，因為文學是戰(zhàn)勝虛無的最佳方式之一。之所以產(chǎn)生文學式微的錯覺，不是因為文學已死，而是作家自身水平有限。

問：本次作家活動周的主題是“中國文學新力量”，我想其中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說要寫出“有力量”的作品，二是指作為文學新人，要肩負為中國文學貢獻“新力量”的使命。你如何看待這個主題？

周婉京：我很認同你的看法。所謂的“新力量”應該是在“有力量”的基礎上呈現(xiàn)的。這里面的“新”一方面指的是我們青年作者所處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正在改變，文學的時間感被短視頻的“瞬間切換”解構，線性敘事似乎正在讓位于碎片拼貼，這樣一來，讀者要的也許只是一個金句，甚至更少。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要注重與讀者的關系，借助不同的社群和平臺連接分散的讀者；另一方面，“新”也意味著我們面對的現(xiàn)實維度發(fā)生了改變，人腦之所以區(qū)別于算法，可能正是因為人性的復雜，在短內(nèi)容、淺文本制造的信息背后，依舊存在著許多我們可以深挖的角落。我想，那也對應著讀者重新渴望“一盞燈下讀長篇”的時刻。

錢幸：對于如何有力量，我想，真實的、堅定的、悲憫的東西最有力量。在充滿“情義危機”的質(zhì)疑和“如何成名有利”的焦慮面前，作家應該是一群天真的堅定者，是相信愚公移山的人，是胸懷“安得廣廈千萬間”抱負的人。

周宏翔：“新”本身既在我們的創(chuàng)作閱歷，也在我們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作為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興起而成長的一代人，我們能夠提供的經(jīng)驗樣本應該比前輩作家更豐富，但我們很多時候也禁錮在了手機屏幕之中，而忘記了自己到底應該留下什么。“新力量”應該是一種對自我和對文學本身的堅持和突破。我還是認為文學是打破信息繭房的一把利器，需要我們好好鍛造和利用起來。

林為攀：作為文學新人，只有寫出“有力量”的作品，才能為中國文學貢獻“新力量”。而有力量的作品在每個時代都不可能批量出現(xiàn)。文學新人大多數(shù)還在起步或者摸索階段，大可不必過于操切，每個人都需要時間成長。要把時間線適當拉長，將來回頭看，就知道有沒有“新力量”產(chǎn)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