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宗璞自幼在父母的引導下廣泛閱讀了唐詩、宋詞等中國文化典籍。由于長期接受家庭倫理的熏陶與傳統文化典籍的潛在影響，與同代作家相比，宗璞的寫作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素，這突出地表現在她對家庭倫理價值的重視上。在成長的最關鍵階段，宗璞是在抗戰時期的昆明度過的。在“國破家亡”的時代背景下，“家國同構”的意識強勢注入她的思想與認知邏輯，并促成了其在政治上的成長。家庭與時代因素的共同影響，建構起宗璞個性化的寫作風格。她在處理“家”在敘事邏輯中的形態與功能，確立家庭倫理在協調個體與國家的關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將傳統文化因素注入人物性格塑造與文體創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寫體系。宗璞的創作表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倫理觀、價值觀潛藏于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歷史與文化實踐中。對優秀傳統倫理價值的深入開掘，既有利于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轉化，也有利于構建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

關鍵詞 傳統文化；宗璞；家/國倫理；“野葫蘆引”系列

在文學創作領域，宗璞涉獵多個文體類型，比如小說、詩（自由體、格律體）、詞、曲、散文、童話、翻譯、文學批評，等等。僅就其小說創作而言，她將詩、詞、曲等傳統抒情文體融入敘事，形成了突出的“互文”和“雜”文體現象。借用巴赫金的文化詩學理論，不同文體背后都隱伏著不同的“語言形象”與語言主體，包含了多種文體的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則包含了多聲部的“雜語”。很顯然，宗璞“兼善”多種文體以及她的小說呈現出“互文”和“雜”文體的現象，與她作為書寫主體的“語言形象”及身份的多面性與復雜性有關。

這也恰好印證、解釋了宗璞在文學批評與文學史領域相對“落寞”的原因——學術界對“又古典又現代”的宗璞只能進行局部的、片段的闡釋，而對她創作中更獨特的話語成分喪失了解釋的有效性。對宗璞創作予以“古典”與“現代”的指稱都是正確的，但她何以古典又如何現代？古典資源到底如何深層次地影響了她的小說創作，還是一個仍未完全說清、有待開掘的領域。

筆者認為，與同代作家相比，宗璞寫作身份的建構性特征突出表現為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緊密關聯，其中，家庭倫理、大學教育、職業身份、閱讀史等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本文從宗璞的家庭背景入手，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釋她小說創作的獨特之處：第一，家庭的文化教育、倫理養成以及宗璞成長的時代環境是如何影響、規范了她的身份塑造與建構？第二，儒家文化和倫理如何影響了她的題材選擇和人物形象塑造？第三，宗璞的文體與修辭偏好的邏輯理路是什么？

一 “家”與“國”：身份塑造與文學取向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與其夫人任載坤育有兩子兩女，宗璞行三，是馮先生次女。除特殊原因造成的分離外，宗璞大部分時間都與馮友蘭夫婦生活在一起。馮友蘭是學術成就集大成者，宗璞的身份塑造與倫理文化認同受其父馮友蘭影響甚巨。

1895年12月4日，馮友蘭出生于河南唐河縣祁儀鎮的一個封建大家族中。他在文中介紹過自己的家庭情況：“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畝土地，在我們那一帶還不算大地主。”“父親后來成了清光緒戊戌（1898年）科進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們這一家就成為當地的書香之家，進入了‘耕讀傳家’的行列。”

有學者將中國世家傳承的密碼定義為五個字：禮、經、文、武、財，并分別對應著五種不同類型的世家。馮家至少在“禮”與“文”上堪稱世家典范。首先是“禮”。馮友蘭的父親以進士的身份獲任崇陽縣知縣，但短短幾年即逝于任上。在家庭頂梁柱突然摧折的情勢下，馮母在維系家族發展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當然，族中伯、叔也起到了保護、支持、引導的重要作用。在私有制占據根本地位的社會中，不少封建家族因為財產糾紛、兄弟鬩墻、妯娌反目等原因導致破敗與分崩離析，馮家能在男性家長缺席的情況下維持家族興旺、人才輩出，顯然與儒家文化歷來所遵奉之“禮”不無關系，與以“仁”“義”為內核的儒家倫理的培育不無關系。其次是“文”。馮友蘭的祖父、伯父、父親、叔叔皆以科舉入仕，馮友蘭的祖父、伯父、父親和姑母均能寫詩，分別編有詩集《梅村詩稿》《知非齋詩集》《復齋詩集》和《梅花窗詩草》。這種家族“詩風”延及后代，馮家先后又出現了馮沅君、馮鐘璞（即宗璞）、馮萊（宗璞侄女）三代女作家。馮友蘭的詩“吾家代代生才女，又出梅花四世新”即描述了家族詩風綿延的盛景。陳來教授說馮友蘭“性至孝，能詩文”，稱他為“吾國之碩儒”，當是準確地看到了馮家的儒家文化背景及馮友蘭在家庭文化傳承中的貢獻。

宗璞長期與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兄弟姐妹四人中與父母保持了最持久最親密的關系，她的父母以“言傳身教”的方式讓她自幼即開始領受到傳統儒家倫理與“詩教”的影響。宗璞說，“父親對我們很少訓誨，而多在潛移默化”，她感到“他總在看著我們，關心著我們”。而從宗璞所作大量記述父親的文字中，我們也可以讀出她對父親的熱愛與崇敬。馮友蘭曾有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云天萬里飛”，“慈”“賢”“孝”正是宗璞從家族和父母那里習得的倫理精神內核。關于文學啟蒙和“詩教”傳承，宗璞承認，因為一直不住在一起，姑母馮沅君對她的影響不大，“倒是父親……對我起了啟蒙作用”。宗璞畢業于清華大學外語系，并且多年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外國文學當然構成了她文學資源的一部分。但顯然，包括詩、詞、曲、賦、小說《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資源，才是宗璞文學知識和精神滋養最重要的來源。

馮家家庭內部的倫理實踐與“詩教”使宗璞成為一個“知書達理（禮）”的人。有評論家用“大家閨秀”來指稱宗璞的身份。“大家閨秀”是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產物，在新文化運動、國民革命、階級革命的背景下，傳統意義上的“大家閨秀”是很難存世的。但文化的特征即在于它水滴石穿的韌性，不會輕易“斷裂”，會以有形無形的方式浸潤、影響個體的精神生長與人格建構。濃郁的家族文化氛圍、家庭倫理實踐及父輩文化傾向的影響、對中國經典詩文的廣泛閱讀等使得宗璞“大家閨秀”身份的養成成為可能。

“大家閨秀”只是一種比喻性的身份命名，這里借用它的前提是剝離了這一稱謂表面所指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貴族身份，以及大門不出、二門不進的閨閣作派，是用來描述宗璞文化身份的一個側面、一種特色，而不指向她文化身份的全部。這種文化身份的基本特征是：節制、中和、理性、沉穩的精神氣質；對母親、妻子、女兒等傳統的性別倫理角色的恪守；對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倫理的價值認同，以及在知識層面上對傳統詩詞曲賦的熟稔，而且能夠在小說敘事中信手拈來。這種精神、倫理和知識層面的身份特質影響了宗璞的小說創作，在題材、故事等內容層面，在人物關系設置、敘述方式的選擇等形式層面，在意象選擇等修辭層面、更在思想邏輯等文本建構機制上，這種影響都是存在的。

宗璞并非只有“大家閨秀”的文化身份，她的身份塑造與建構、她的倫理與文化認同除了通過家庭與傳統文化相粘連以外，還與她成長的時代背景緊密關聯。

宗璞1928年出生于北平，在清華園度過了安穩、溫馨的童年時光。“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國破家亡”成為宗璞成長經驗中最重要的歷史記憶。八年全面抗戰期間，宗璞親眼目睹了西南聯大師生“毀家紓難，弦歌不輟”的艱辛歷程。抗戰結束后，清華大學返回北平復校，宗璞于1946年隨父母重歸清華園居住并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就讀。在宗璞成長最重要的階段，“國破”與“家亡”同時發生。與姑姑馮沅君身處和封建習俗、封建倫理抗爭的時代語境不同，“抗戰”成為宗璞青年時代最主要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在“統一戰線”旗幟統御下共同抗敵御侮成為新“共識”，民族的觀念、愛國主義成為當時的一種主導性觀念。再加上父親馮友蘭的直接影響，愛國主義的觀念成為宗璞最主要的觀念認同。又由于“家亡”與“國破”的直接因果關系，“家國同構”成為宗璞一種順理成章的認知邏輯與認同理念，愛家與愛國具有了一種血脈相連的價值意義。

時代因素對于宗璞身份塑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還落實在其與“西南聯合大學”知識分子圈層的關系上。“抗戰”時期昆明的“戰時”氛圍，遠離政治文化中心、雖非“孤島”又類似“孤島”的封閉性，讓“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有了一個在相對自治狀態下獨立自主、發展高等教育和進行學術研究的契機。雖然物質條件極度艱苦，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卻創造了科學奇跡、延續了“弦歌不輟”的文化勝景。杰出的科學和文化成就、在艱難窘困的環境中患難與共所形成的兄弟姐妹般的情誼，讓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圈層成為一個文化氣氛濃郁、學術取向多元包容、政治上又有高度凝聚力的群體。馮友蘭是這一圈層的核心成員之一，馮的同事朋友則是圈層的主要成員。這種置身其中、感同身受的深刻體驗對宗璞的身份意識和倫理文化認同感的培養相當重要：第一，一種類似大家庭的氛圍、同舟共濟、相濡以沫、抗敵御侮的情誼強化了她對家/國一體的認知；第二，父親之外，與吳有訓、周培源、華羅庚等自然科學家和聞一多、朱自清、王力等人文知識分子的頻繁接觸，不僅讓她在知識層面開闊了眼界，更讓她在文化氣節與精神風度上受到熏陶與感染（這些人物后來成為她文學創作的原型和重要的想象資源）；第三、“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西南聯大”精神令宗璞加深了對國民黨腐敗和反動本質的認識，促使她在政治上逐漸靠近革命，直至加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中來。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宗璞不屬于那種以豐富的社會經歷取勝的外向型作家，而屬于本真的、以自我反思為主的內向型作家。從題材選擇來說，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里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她小說的主要描述對象；她塑造的最多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帶有自傳性與父輩傳記性的“父”和“女”的形象。“父”的形象有《紅豆》中的父親、《知音》中的物理學家韓文施——與“文史”諧音、《弦上的夢》中的梁鋒、《三生石》中的梅理庵、“野葫蘆引”系列中的孟樾等。“女”的形象，則如她三部最重要的作品《紅豆》《三生石》和“野葫蘆引”系列中的女主人公江玫、梅菩提、嵋。這一女性形象系列有很強的自指性，構成了自傳性人物形象的主體構架；她的重要作品講述的核心故事是“父”“女”兩代知識分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大潮中如何走出家庭、走出大學、走向社會、參與革命的經歷，從話語類型上來說，構成了“革命歷史小說”的一個組成部分。上述宗璞成長經驗、文化身份認知、知識和精神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她對革命歷史的講述具有了鮮明的個性色彩，也從一個側面豐富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思想文化和美學內涵。

二 《紅豆》的發生學意義：家/國同構、革命/承孝同向

宗璞的第一篇小說《A·K·C》發表于1947年，但其真正的當代性寫作始于《訴》，代表作則是《紅豆》。在接受施叔青采訪時，宗璞這樣談起《紅豆》：“我寫的其實是為了革命而舍棄愛情，通過女主角江玫的經歷，表現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怎樣在革命中成長。”如果回到具體的語境（包括家族經驗）與“互文”的網絡中細讀《紅豆》的話，那么它的意涵遠比這個概括豐富復雜得多，其獨具特色的認知邏輯和美學形態使其在類型化的書寫模式中極具個性化和標示性。

從革命發生的動力結構來說，江玫走向革命有著清晰的心理動因和自洽的邏輯秩序，推動其成長的動力既有政治、社會等宏觀因素，也有家庭、朋友等微觀的倫理因素，二者構成了一種相向而行的合力。江玫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女兒，家境優裕。“江玫的二十年的日子，可以說全是在那粉紅色的夾竹桃后面度過的”。五歲時父親不明不白地消逝（母親一開始對她隱瞞真相，后來才告訴她，父親是被國民黨殺害的）、母親有病卻無錢救治，小家庭的日子每況愈下。由“小家”到“大家”，江玫看到的是政治混亂、民不聊生的現實，她走出小家、走向抗爭的第一線就是一個必須、必然的選擇。此外，促成江玫走向革命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在助力，即同寢室的同學、共產黨員蕭素的引領。從常規的敘述規范而言，蕭素像江華、盧嘉川一樣占據的是一個“引路人”的位格，她與齊虹（踐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與人生道路的代表）共同爭奪江玫從而構成了小說的“三角結構”，但作者將蕭素設計為一個女性角色，而且通過書寫蕭素試圖為江玫母親輸血、將江玫稱為妹妹等情節強化蕭素作為親友的身份，在突出蕭素作為“引路人”的政治身份的同時，也重視她作為親人的倫理身份。也就是說，蕭素的引領力量一部分是來自她作為共產黨員的神圣召喚，即“而蕭素正像是指導著唐尼的李茵（艾青《火把》中的主人公，作者注）……她覺得自己在和上千的人共同呼吸，自己的情感和上千人一起起落。”另一部分則來自于這位情同手足的“姐姐”，來自于蕭素突然被捕入獄給江玫帶來的義憤之情和感恩之舉。

……她領頭喊著“為死者伸冤，為生者請命”的口號，她奇怪自己的聲音竟會這樣響。她想到，在死者里面有她的父親；在生者里面有母親、蕭素和她自己。她渴望著把青春貢獻給為了整個人類解放的事業，她渴望著生活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動。

很顯然，父親、母親、朋友（姐姐）包括自己共同構成的“小家”是江玫走向革命的動力之一和中介，“家不成家、人不像人→革命→讓家成家、讓人像人→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構成了這篇小說的敘事邏輯。這一敘事邏輯背后隱含著這樣一個心理邏輯和歷史邏輯：個體的幸福生活（包括男女之間的愛情）要在一個健康溫馨的家庭中來培育，完整健康的家庭需要公正的社會來保障。而國民黨的政治黑暗與腐敗摧毀了社會的公正性，導致民不聊生，危機四伏；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個體生存的“巢”（江玫被同學稱作“小鳥”，小說中關于“家”有一個“巢”的意象）在當時社會這棵搖搖欲墜的大樹上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因此，起而抗爭、走入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去，就是一個個體必須擔負的倫理職責。為了祖國和革命這樣的宏大歷史目標，犧牲個人的愛情是必然的個人選擇與歷史選擇。的確像作者自己所表述的那樣，這篇小說的主題是“為了革命而舍棄愛情”。但很顯然，在“為了革命而舍棄愛情”的主題之中其實還蘊含著“家”所負載的傳統文化倫理維度，即為了家，為了報答父母和朋友也要舍棄愛情。《紅豆》由于書寫出了一種非常貼己的倫理情景、倫理情感、倫理邏輯，讓江玫的成長道路變得更加可觸可感，也讓小說在眾多的“革命歷史小說”中變得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情”。

在審美情感的處理上，這篇小說所體現出的美學氣質讓它在宗璞的小說中極具代表性。小說細膩地鋪陳出男女主人公身份的相似性和情趣上的投合，兩人愛情的發生有著合理、合情的倫理情境支撐，使“愛情故事”有了自洽的情感與思想邏輯，產生了很強的感染力。在歷史轉折的大時代、大歷史、大環境中，個人的感情與大時代、大背景下的政治抉擇，被放置到女主人公于二者之間必選擇其一的情境中。江玫選擇革命有其思想、性格成長的合邏輯性和歷史的必然性，犧牲愛情就成為一種為更崇高、神圣的目標而作出的悲壯之舉，她在人生十字路的選擇，她的“為了自由故”，拋棄生命與愛情的裴多菲式的倫理觀，產生了凈化心靈的強烈沖擊力。小說既未忽視對個人情感作豐富細膩維度的表達，也寫出了在傳統文化倫理熏陶下的現代知識女性在經歷自我成長之后以“克己”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毅然選擇了革命這一帶有時代與歷史必然性的人生道路。《紅豆》以悲壯、崇高為主要審美特征的知識女性成長敘事，為它的經典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紅豆》表現出家/國同構、革命/承孝同向的內在肌理。這也可以從小說的意象系統中看出來。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中，但又在一個貧苦的傭人家里被撫養。《三家巷》中的周炳出生在廣州的無產者家庭里，但從小被過繼給民族資本家陳家，一生都要和剝削家庭的影響抗爭，這一設計同樣意在加強他與資本家家庭的對立性。林道靜所出生的“家”與周炳被過繼的“家”均因其剝削品性與道德污點而成為主人公成長過程中必須否定與背棄的對象。《紅豆》中放置紅豆的盒子、放置盒子的墻洞、所引童話《彼得潘》中的“絕域”、兩人所喜愛的琴房、定情的圓明園等，與“小”“家”“個人”關聯的空間場景，以及宿舍、街道、廣場等“大”“眾”“公共性”的場景，似乎也構成了《紅豆》中江玫成長的不同空間。而江玫作為“小鳥”如何由“粉紅色夾竹桃后面的家”飛翔到廣場、加入到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當中，就構成了這篇小說的核心主題。但仔細考量后會發現，在這一空間意象體系中，“家”與學校和廣場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否定關系而是表現為兼容、互通的關系——從“家”到“廣場”是必由之路，但“家”不是廢墟、不是罪惡的淵藪。江玫的成長是一個化繭為蝶的故事、一個從“童話”到“成年”的成長故事，它遵循的邏輯是：天空和廣場的闊大并不以否定家的意義為前提，走入大眾、走向廣場、走向革命是人成長過程的“應然”，但家庭帶給青年人的并非都是負面因素。與1948年以前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江玫相較，革命化以后的江玫當然經歷了一次“蝶變”，是“成長”，但她并沒有以“埋葬”過去的江玫、否定負載著傳統文化的“家”來作為革命者江玫“成長”的邏輯前提。小說中，作者并沒有讓江玫隔著窗子將紅豆拋出去來作為對過去那個江玫的一種徹底否棄。

《紅豆》不是一篇傳記性作品，更不是作者自傳。但無可諱言，《紅豆》有自傳性，其自傳性突出地表現為兩點。一是，江玫在革命轉折關頭所面臨是“去”還是“留”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璞和她父親馮友蘭的經歷為本事的。北平解放前夕，在美國講學的馮友蘭既沒有選擇留在美國，也沒有選擇南下臺灣，而是選擇回到北平，參與到保護清華大學的工作中。和江玫一樣，選擇留在祖國是宗璞走上革命道路的關鍵轉折點。二是，小說中江玫所表達的心聲——走上革命道路既是為了祖國和人類的解放，也是為了給父親和母親報仇，拒絕齊虹的愛情和邀請她出國的請求同樣既是為了祖國也是為了父母。在此，宗璞想要表達一種清晰的情感與思想的論斷：盡倫與愛國互為因果、相互支持，“革命”與“承孝”一舉兩得、同向奔赴。

這種情感與思想的蹤跡，在“互文”關系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江玫與齊虹之“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故事模式在宗璞的小說創作中有“原型”的意義，經常被重復書寫。在《三生石》中梅菩提的初戀是這個“原型”故事的隱約漏跡，在“野葫蘆引”系列小說中，嵋與無因的關系是這一“原型”的放大和寫實化。在《北歸記》中，嵋與無因的愛情悲劇與江玫有著相似的時代背景，即在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嵋的政治視野和社會視野日益開闊，走向“大家”、走向革命的道路選擇日見清晰。但同時，嵋不選擇出國與無因結婚的重要原因還有：母親去世以后，她必須承擔起照顧父親的倫理責任（要在膝前承孝）。這一“原型”故事的“本事”（自傳因素）雖然難以實證，但以“重復”為特征的“原型”修辭的出現，從創作心理學上來說，秘密地、隱晦地傳達著作者的“心意結”。就是說，“家國同構”的認知邏輯、家庭倫理與革命倫理互為表里的思想內涵共同營造了《紅豆》的獨特氣質，而這種氣質的形成與作者文化身份的養成、與長期家庭倫理實踐勾連在一起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是一致的。這樣一種綜合的表意體系和表意結構在宗璞其后的小說創作中如草蛇灰線一樣地隱伏著，到“野葫蘆引”系列時，宗璞對個體、家庭、祖國關系的書寫不僅具有了更充分的情感與倫理溫度，而且在“大仁”“大義”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核心語義上有了更深的開掘和更具創造性的美學呈現。

三 “野葫蘆引”系列：文化守護與民族新生

“野葫蘆引”系列長篇小說（依序由《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和《北歸記》構成）是宗璞積30年之辛勞完成的一部鴻篇巨制。它在結構上對于宗璞整體創作的意義非常類似于“季節系列”小說對于王蒙創作的意義。它既是一次放大，一個“集大成”的作品結集，又是在經過時間的積淀、對人生的深思熟慮之后的一次“重寫”。在《紅豆》和《知音》中隱約現身的“父親”形象，被塑造為職業與家庭身份、性格特征、倫理文化性格完整、清晰、飽滿的大學教授孟樾；江玫化身嵋以后有了自己的“前史”：童年、少年期的經歷及愛情的發生史；“家”被濃墨重彩地描繪為一個溫馨的、充滿文化與倫理關懷的所在，“國破”與“家亡”休戚與共的關聯更加強化了其對“家國同構”的認知理念；尤其突出的是，八年全面“抗戰”與“東西南北”的歷史轉圜，考驗了中華民族的韌性品格與生命力，證明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凝神聚魂的塑造力，凸顯了共產黨領導“抗戰”的巨大向心力。在《紅豆》中初步展現的“革命”與“承孝”相關性的主題在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面臨血與火的考驗之時，演變成為了“抗戰”可以“拋家”的義無反顧，為了民族尊嚴可以殺身成仁的“大仁”，為了抗戰的勝利可以英勇赴死的“大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得到全面、充分地展現。

“野葫蘆引”系列小說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作為敘事起點，以平津三所大學南遷并在昆明組成聯合大學為故事的紐結和引線，以明倫大學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主要敘述對象，書寫他們在日軍飛機轟炸、生活和辦學條件異常艱難的情景中守護文化傳統、堅持學術研究、與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抗爭、支持并參與抗戰的故事。此系列小說從“國破”“家亡”“情殤”等多個維度展示了知識分子“毀家紓難”的愛國情懷、愛真求善的道德風骨、簞食瓢飲仍弦歌不輟的人格風范。

對三代人物群像的精準塑造是這部系列小說歷史文化書寫的最主要成就之一。

作者對三代人物群像的塑造有一個體系化的整體設計。一是，小說以歷史學家孟樾家族“祖—父—子（女）”三代人為人物系列的核心，以同事、同學、姻親、感情關系作為向外輻射的紐帶，建立起人物關系網絡。就像小說正文前的“人物表”所呈現的那樣，這是一個以“家”為軸線、以血緣和倫理關系為主脈延伸至大學與社會的人物造像體系。二是，小說通過寫“國破”“家亡”“情殤”將“國事”“家事”和個人的人生經歷三個經驗維度緊密地揉和在一起，尤其是對家庭倫理關系和情感經驗的綿密書寫，讓它在“革命歷史小說”的基礎上與《紅樓夢》這樣的“家族世情小說”接續在一起，它在“革命史”這樣的宏大歷史線索中（八年抗戰的歷史脈經、《西征記》中對“戰事”的描寫、以葑這樣的革命者形象穿插故事始終等），穿插進對“國破”“家亡”背景下新的倫理情景的出現、倫理關系的重整及個人命運軌跡的追蹤描摹等。

像呂清非這種既身為封建家族的家長又同時具有革命情懷的老年人形象，在宗璞以前的小說中還從未出現過，即使放到現當代文學史中也是難得一見的。呂清非是一個大的封建家族的家長，廣納財富，以誦讀傳統文化經典安身立命，但他既不僵化也不保守，他對家人尤其是晚輩充滿溫情，讓他們熟悉、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記住自己的根之所系；他對時局充滿敏銳感知，對祖國面臨異族入侵的危局充滿憂患。當日本人占領北平、民族矛盾尖銳激化的時候，他堅定地支持中國人抗敵御侮，當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聲招降、“納賢”，為侵略行為服務時，他以死相抗，表現出光彩奪目的民族氣節。這一形象的新意在于：封建性的大家長并不必然地表現為思想上的僵化保守和道德上的腐化朽壞；一個真正受中國傳統優秀文化濡染的人，不但在道德人格上是可敬可愛的，更會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現出驚人的大仁大義之舉。

在“野葫蘆引”系列小說中，孟樾是一個核心人物，既是“祖—父—子”家族關系和倫理體系中的核心，也是“家—大學—祖國”社會關系和家國體系中的樞紐，他是三代知識分子形象系列“中堅”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家族關系中，他盡管不是長輩和兒女衣食住行的具體施予者（施予行為主要由妻子完成），但他與妻子相敬如賓的關系、對岳父、妻兄等長者彬彬有禮、對子女摯愛但并不寵溺的嚴慈有度的姿態、對朋友寬厚禮讓的風度等，都體現了他的君子之風。書中，嵋想象著這樣的情景：“山茶花過后，臘梅開花了，花是淡淡的黃，似有些透明，真像是蠟制品。滿園幽香，沁人心脾。這正是孟靈己——嵋所向往的臘梅林，在她的想象中，臘梅花下，有爹爹拿著一本書，坐在那里。”這一情境頗似柳宗元“獨釣寒江雪”的意境。與柳宗元類似，孟樾被想象為一個深得道家意趣的儒士形象。這樣一個儒道兼修的文化人，在民族抗戰的大背景下，其文化性格有了新的發展。在日本人入侵時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氣節，國破家亡之際為明倫大學的存續發展所作的卓越貢獻，政治上對國民黨腐敗的批判、文化上對民族自信心的重塑等，都建構起了作為“民族”和“文化”脊梁的高大形象。孟樾名字中的“樾”字有兩個涵義：一是道旁的林蔭樹，二是樹蔭。人如其名，小說中的孟樾就是一個綠蔭如蓋的守護者形象，既守護著家、家人和家庭倫理，也守護著大學、守護著傳統文化。

嵋是小說中最重要的一個角色，是第三代知識分子、即“子”（女）一代中的一個“成長型”的核心人物。她聰慧、敏感，對周邊的人、事、物有細膩的觀察、周致綿密的思考（與姐姐形成對比）；她內外兼修，仁厚誠樸，待人接物通情達理，在家執孝悌之禮、尊老愛幼，在外俠肝義膽、愛憎分明（與殷大士形成對比）；她克己欲、明大義，襟懷闊大，具有鮮明的民族情感，1948年為“忠于”祖國、承孝于父親而“拒絕”了無因的愛情，與呂香閣形成鮮明對比。在“國破家亡”的背景下，她認同“女兒”身份、她自覺踐行“忠、孝、節、義”等傳統倫理，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她投筆從戎，戰斗在民族抗戰的最前線，被鍛造為一個堅強的女戰士。嵋這一豐滿的女性形象告訴我們，在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中，女性在“家”是文雅孝順的女兒；而當民族危亡當頭之際，在外可以成為像花木蘭一樣奮勇向前、一馬當先的女英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培養的女性人格的“知書達禮”，既可以表現為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彬彬有禮，也可表現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拋家舍業、乃至獻身捐軀的大仁大義、大禮大節！

“呂清非—孟樾—嵋”是“祖—父—子（女）”家族、代際系列形象的主干，他們是家族倫理、道德、文脈的維護者、踐行者，傳統文化在他們之間“代代相傳”；同時，他們又是作為晚清革命黨人、五四啟蒙知識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的“代際”傳承者，在民族矛盾、歷史更替復雜交織的歷史情景中實現了愛祖國、愛理想社會、愛黨愛人民的政治傳承、文化傳承。在他們身上，愛親人、愛家、愛他人的“仁愛”倫理，讀書、教書的文化傳襲，以及愛人民、愛祖國的國家倫理是相輔相成的、是一體化的。這一形象系列有力地證明了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內核：個人包裹在家里、包裹在社會里、包裹在祖國的懷抱里，為了家之溫馨、國之安定，個人是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正是許許多多中華兒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拋“小家”救“國家”的仁愛之舉，中國才贏得了八年抗戰的勝利。可以說，抗戰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的勝利，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勝利。

在“祖—父—子（女）”三代知識分子形象之外，小說里另外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顯得格外意味深長。

呂香閣是宗璞小說中從未出現過的一類形象，她作為嵋的對比形象寄托著作者特殊的文化思考。呂香閣是封建大家族中一個仆夫的女兒，生活在社會和家族的夾縫中，但她通過“背信棄義”“不忠不孝”等幾乎所有的違規破矩、背德逆律的方式實現了個人的目的。“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人占領北平，她拋下主人和父親，跟隨凌雪妍去往解放區，途中與已婚的房東兒子私奔，棄凌雪妍于不顧。因覺得房東兒子無利可圖，便又搭上一個錫商到了云南，其后卷走錫商的大部分財富又到了昆明。凌雪妍是她的恩人，但她編造凌雪妍有婚外情的謠言，破壞凌雪妍的聲譽。她以弱女子的形象騙得包括弦子男友在內的外國人的信任，一邊做著咖啡館的生意，一邊販賣玉石和煙土。她誘惑保羅，破壞了弦子的愛情，但最后卻又選擇與一個財主的兒子遠渡重洋。在“抗戰”的時代背景下，“國破家亡”打破了固有的社會與家族秩序，所有人都經歷著大到民族大義、小到交友戀愛的“小節”的考驗。以孟樾為代表的優秀知識分子、以孟夫人為代表的家庭女性，以凌雪妍、瑋瑋、弦子、嵋等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在家國離亂中即便是以身許國、極度貧困，都始終保持著心態的安穩與平和，以持常守節、云淡風輕的態度去面對動蕩與顛沛流離。這顯然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成效，是中國傳統文化倫理培育的結果。相比之下，呂香閣的城府與心機，對道德準則和倫理秩序的犀利挑戰與破壞，則以“負面清單”的形式展示了出來。嵋體現了家庭所負載的中國傳統文化倫理與社會倫理、政治倫理的緊密聯結，而呂香閣這樣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與民族大義面前都經受不住考驗。

宗璞對呂香閣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應該受到了《紅樓夢》等“家族世情小說”的影響，呂香閣的身上有襲人、麝月、秋紋、春梅等頗有心機的眾丫鬟們的影子，但作者卻將她置于一個動蕩的大時代來考驗，將她放在與凌雪妍、弦子、峨和嵋的對比系統中進行書寫（小說中寫到一處細節，五個女性分別選擇白色、綠色、藍色、紅色和黑色的燭火，比較誰的更先熄滅，此處明顯帶有意象色彩），顯然寄予著作者更深的美學思考。在小說中以雪來指涉凌雪妍，象征著純潔與一塵不染，她的早逝引起讀者無限痛惜的情感；以綠色來指涉艷麗而又神秘的弦子，她的愛情選擇與人生道路充滿了奇崛的意味，帶給人的閱讀感受是疑問與好奇；對峨選擇了藍色來相喻，與她性格的玄奧、冷僻相匹配；以紅色相喻的嵋最讓人愉悅，她寬厚的個性和為孝心犧牲愛情的人生選擇最能體現傳統文化的暖意；而對呂香閣喻以黑色，她的陰冷、令人捉摸不定的個性，為了出人頭地她將所有人踩在腳下的冷酷與果決，又讓人產生一種冷颼颼的陰郁感。這一形象像扎在肌體里的一根刺，提醒著人性的復雜、生活的復雜，提醒著家庭的失序、社會環境和文化的夾縫中會孳生出多么可怕的文化人格。

葑是小說中另一個有特殊意義的人物形象。他是小說所塑造的第三代，即“子”一代形象當中年齡較長的一位，是嵋的敘事目光所追蹤的一個“大哥”形象。或許是作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的革命經歷相對陌生（對葑的敘述大都由旁觀視點完成，很少直接敘述），這一形象似乎一直籠罩在一股“神秘”的霧氣中，身份神秘、行蹤神秘、性格也神秘。這種神秘性是由作者在故事內外所賦予他的一種“矛盾”“悖論”的組合式性格邏輯造成的。作為故事內部的一個人物，他的情感與革命追求是相矛盾的；他為革命出生入死，但有時又似有難言之隱。在作者想象與修辭的層面上，他也似乎被“矛盾”地對待著。他好像有種超凡的男性魅力，有種引而不發的激情，最優秀的女性傾慕于他，但他又是被動的、退卻的、甚至是拒絕的。看得出來，作者喜愛這個人物，但讓他的一生都活成了“虧欠”和“愧歉”。作者在小說里所采取的命名方式一貫地擅用意象，作者讓他住在昆明的“蹉跎巷”，暗含著對其性格與人生價值的判定。他的名字“葑”，意為“蔓菁”，一種野生的草類植物。葑（蔓菁）的無根或植根不深的自然特性似乎正好隱喻著他的命運和作者對他的文化評價：蹉跎、漂泊與荒蕪。葑無“根”可依的飄蕩和無“信”可守的猶疑，與孟樾的自信、沉穩和嵋的嫻靜、溫潤的文化性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孟樾的自信、冷靜與沉穩是基于其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嵋的嫻靜與溫潤則來自長期浸潤于濃厚的文化氛圍和成長于穩定的、長幼有序的倫理環境。用“山、玉、木”當部首為嵋、瑋瑋、孟樾等人命名，以“草”字頭為部首替葑來命名的方式似乎象征著作者的一種文化價值評判：文化之根、倫理之源對于個體的人生選擇是何其重要。如果說，對負面人物形象呂香閣的塑造告訴我們，優秀傳統文化與倫理對人生道路的選擇無比重要；那么，葑這一形象的塑造則告訴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必須是堅定的、純粹的，任何的矛盾猶疑與不夠堅定，只會導致“不倫不類”的人生結果；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實踐，只有深深扎根在中國實際與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才能走出光明的坦途。

為了承載起如此厚重的文化歷史內容和復雜的人物形象體系，“野葫蘆引”系列小說在文體上有一系列別出心裁的處理。嵋除了是作品中的一個主要人物以外，她的人物視點還是整個系列小說內聚焦的敘述視點，小說呈現的人、事、物大都是經由她的眼光和意識所“過濾”的，由于她女性的、文化人的身份，經她“過濾”的歷史是一段“有情的歷史”、有溫潤的文化光澤的歷史。似乎是一種“越軌”的筆致，“她”（嵋）在敘事過程中有時變成了“我”——一個后設的、親歷了那段歷史的人在當下、在“我—你”人稱敘述結構中的講述行為，使得系列小說變成了“故事+反觀故事”的復合結構。不僅如此，小說中還插入了一個特殊的文本系列，如《一封未發出的信》《一封發出而沒有到達的信》的“書信體”文本，又如《野葫蘆的心》《炸不倒的臘梅林》等類似日記的“札記體”文本。這些被巴赫金稱為“規范的但非藝術性”的文本都是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所發出的私密信息，要么是細膩、隱秘的情感流露，要么是從獨特個人身份出發所作的頗富哲理性和歷史感的思考。這個“信札體”的文本系列是對不同主體所講述的故事與歷史的充實或提升。更為別出心裁的是，該系列小說有個統攝的“序曲”，它是由從《風雷引》到《望太平》的六部散曲所構成的套曲。從內容來看，套曲“重述”了從盧溝橋事變到抗戰勝利、歷史曙光乍現的歷史；從形式上來說，典雅的意向、復沓句式帶來了一唱三嘆的感喟，散曲這種帶有民間性特征的古典文體本身所攜帶的歷史滄桑感等，賦予小說“感時憂國”的歷史韻味。從文體上來說，六部散曲是由故事之外的“作者”書寫的，另有一個“語言主體”，這一古典性、抒情意味很強的“作者話語”是對故事的覆蓋和重述，具有濃烈的歷史意味，是一個將抒情與敘事、詩與史高度融合的“超敘述層”。這種“超敘述層”的設計，在結構上類似于《三國演義》的開篇《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和《紅樓夢》前五章“石頭轉世”“木石前盟”“太虛幻境”等之于整部作品的意義。

這樣看來，從敘述體例上來說，“野葫蘆引”系列小說并不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長篇小說，而是由多個敘述角度和多個敘述分層，將寫景、敘事、抒情、意象美學等手法熔鑄在一起的一個“超敘事結構”，一個繁復的、史詩式的表意系統。這一表意系統既有對中國古典詩學的創造性轉化，也有對西方現代敘述體例與技術的巧妙征用（內聚焦的敘述視點、“故事+反觀故事”的復合敘事結構等源自“元小說”的敘事技巧，明顯受到西方現代敘事詩學的影響）。正是憑借這一“超敘事結構”和表意系統，才能將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全景式地展現出來，才能將三代知識分子歷練成長的精神脈絡勾勒出來，才能把“東西南北”的自然與人文有序地融鑄在一起，才能深刻地揭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浸潤、護佑的中華民族是不可戰勝的。這種史詩式的文本結構實現了與社會結構、歷史結構的有效對應，形成了“宏大敘事”與恢弘歷史及家國命運（內蘊個人命運）的有效統一。

除了《紅豆》和“野葫蘆引”系列小說，宗璞的其他作品具有同樣的文化底色，如《米家山水》《心祭》《朱顏常好》《長相思》等。宗璞“兼善”多種文體的現象背后，實際意味著她所接受的文化滋養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除了自幼閱讀中國文化典籍、一生從中受益以外，她也廣泛涉獵外國文藝作品，在其文化性格和寫作資源中，西方文學影響的痕跡也歷歷可數。但畢竟中國傳統文化是其精神與藝術資源的大宗。在父親馮友蘭的影響下，儒家文化與倫理對宗璞產生了既塑型又塑魂的深刻影響。因而，她在思考個體的人生道路選擇與國家民族的關系時，對家庭倫理高度重視并進行了細膩的書寫；結合自己對傳統倫理角色的認同，她既塑造了“孝順”的性格溫潤的家庭兒女，也同樣塑造了為民族命運敢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祖國兒女。在她筆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仁義”內核，既培育了優秀的家庭倫理，也締造出優秀的國家倫理，家/國倫理體現出高度的整體性與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