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東西小說中的“家”是非常有特色的書寫，在他的筆下，兩個問題成為他的關注重點，一是，當代人對于自己生命歸屬的感情體驗，探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集體無意識：以“我”重新認識自我的“來處”，在現代轉型的迷失中重新認識自我。二是，當代社會中個體對待家庭事件的心靈狀態和行為模式，他將那些荒誕不經又現實殘酷的情節放置在家庭關系中，以這種特殊方式去觀照國人心靈狀態。因而，對東西的小說中“家”元素進行提純，挖掘其重要的獨特性和影響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關鍵詞：東西 “家” 荒誕 出走 回歸

20世紀對中國文學而言是個轉型時期，在這整個過程中，對家族和家庭的書寫從未停止，在現代文學史上，我們不但看到一個戰火紛飛中的“國”，還體驗著極速變化和解體的“家”。從對“家”的書寫中，可以看到比歷史學家更細致更隱秘的內容。家族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家族主義或家庭本位是最能反映中國社會文化特征的一個重要概念”，而“中國社會可謂以家族組織為最基本單位的社會，相應的，中國的文化也以家族主義為其最基本的價值內容”1。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的《中國人》中，林語堂特意提出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民族具有穩定性，“而使種族穩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國的家族制度。這種制度有明確的定義和優良的組織系統，使人們不可能忘記自己的宗系”2。中國文化能夠承傳五千年，創人類文明史奇跡，是與這樣超穩定的社會文化結構分不開的。

在東西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他一直關注不斷變化的時代精神和人心人性，體察人的精神狀態和語言思維。他作為“中國故事”的講述者，一直在追蹤中國人的心理狀態，在小說中完成對國人心靈狀態的切片分析。他的荒誕書寫有一種精神美學意義上的“奇力”和“糾纏”。將中國人感受系統中現實、歷史的真實狀態，獨特地轉化為獨屬于他的荒誕方式。東西小說中的“家”是非常有特色的書寫，在他的筆下，兩個問題成為他的關注重點，一是在當代，“我”是誰？即人對于自己生命歸屬的感情體驗，探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集體無意識：這主要體現在他以“尋父”為主題的一系列小說中，如《耳光響亮》《慢慢成長》等，小說以“我”重新認識自我的“來處”，在現代轉型的迷失中重新定位自我。二是，他關注當代社會中個體對待家庭事件的心靈狀態和行為模式。在他的《祖先》《原始坑洞》《城外》等篇目中，他將那些荒誕不經又現實殘酷的情節放置在家庭關系中，以這種奇絕的特殊方式去觀照國人心靈狀態，產生極大的震撼力。這兩點既相互獨立，又相互糾纏，構成了東西獨特的“家”敘事。

東西的“根”與“根性書寫”

東西的目光常常聚焦在中國人的心靈狀態上，他的小說從一開始就有著明顯的“根性”氣質。他自1992年發表《祖先》和《相貌》兩篇小說，進入文壇以來，“根性”和“鄉土”就一直是東西創作的一個名片。梳理東西的創作歷程，他帶著鄉土的創作模式開啟了小說的大門，又帶著這種對鄉土的理解進入城市，“我寫作的最早沖動是想寫鄉土的美、善良以及一些根性的東西”3。“我是帶著鄉土寫作的簡單模式進人城市的，當簡單遇到復雜，穩定遇到流動，傳統遇到荒誕，系統遇到碎片，其沖擊力相當大。……我不想把所有問題都裝進鄉土這個筐里，這不是一個流動人口或者一直在路上的作家的真實寫照，明明是城市的問題，卻故意搬到鄉土里去說，那樣做是對鄉土的褻讀。我想讓鄉土的歸鄉土，城市的歸城市，城鄉交織的歸城鄉交織。”4

對于東西而言，對于家鄉的情感是復雜的，在一次與《南寧晚報》記者李宗文的訪談中，東西這樣談道：“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說：‘我愛南方，也憎恨它。這里有些東西，我根本就不喜歡，但是我生在這里，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繼續維護它，即使是懷著憎恨。’這就是我對家鄉的感情。從寫作的角度來說，童年時的不幸也許是件好事，它讓你早熟，讓你看懂人性，知道人情冷暖；它讓你敏感，讓你觀察，甚至可能培養你的毅力。但前提是，你必須能活下來，并接受教育。當你離開故鄉，當你成熟之后，你會發現人性本來如此。鄉村里的那點吵鬧和你后來見識到的險惡，根本不值一提。沈從文曾經逃離過故鄉，魯迅也曾不愿回鄉，莫言當兵離家時也暗暗發誓再也不回來。但是，他們都從故鄉汲取了創作營養，最終對故鄉一往情深。我想這是鄉村作家的宿命。”5之所以整段引用這段話，是因為東西講述的這種普遍存在與創作者對故鄉的心態在東西的作寫中比比皆是。他帶著這樣又愛又恨，想逃離又知道無法逃離的矛盾心態審視故鄉內外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他這種明確而深厚的故土意識是東西審視這個世界的重要基石。他自身的故鄉經驗和“根性”體驗潛藏在他的創作中，如母親、故鄉、心靈和語言，并且始終是他創作風格的一部分。

東西筆下的“家”，帶有明顯的寓言性質。他從不說過多的背景信息，而是將家庭或者家庭關系提純成為一種純粹的體驗性質的敘事。尤其，在他近幾年的創作中，從2021年的長篇小說《回響》，到這兩年陸續刊出的中篇小說《城外》，短篇《飛來飛去》《天空劃過一道白線》，這幾部小說都觸及了一個問題：“家”與“回家”，以家作為圓心展開故事，不論是《回響》中的兩性關系，還是《城外》中的原生家庭與宿命，再到《飛來飛去》中的海外游子與國內年邁母親的故事，還有《天空劃過一道白線》中一家人不停地互相找尋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東西對于當下國人家庭情感關系的關切程度。東西寫作的荒誕等一系列特征都與他的根性書寫特質密不可分，將東西的小說中“家”元素進行提純，可以得到國人心靈狀態的一個“切片”。

破碎的家與相生的人性之“弱”

東西鮮明的寫作個性，極大程度上源于他將先鋒寫作的寓言性與日常生活的現實指向性緊密結合在一起，充滿了戲謔、荒誕與反諷。他筆下的家是破碎而荒誕的，家中的人是弱質的。從1980年代至今，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巨變，我們即看到了堅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靈活多變的市場經濟，還看到了聲色犬馬和人心漸變。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分層結構的固化，既催化了人的被傷害感、被剝奪感、挫敗感和無能為力感，也發酵了羨慕、郁悶、嫉妒、憤懣和怨恨等社會性情緒氛圍。這種社會巨變下的家庭書寫也變得耐人尋味。這些時代的情感全面滲透進每一個人的生活，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在家庭的影響下，人性中“弱”質一面對人生的全面影響。他對家的書寫一開始就基于一種來自于社會的，先天性的“破碎”感。他的敘事極具痛感，充滿反諷、追求真實，“我不喜歡沉溺于假想的鄉村和風景，用童話來自我安慰，那是旅游文學，不是真的現實”6。因而，他筆下人物的家鄉永遠不是烏托邦式的美好，他創作的“鄉村”和他自己的桂西北鄉村可以說天差地別，他的書寫更加關注惡的原始家庭關系對于人的影響，《祖先》中一顆楓的鄉村世界是典型的萬惡之源：當冬草護送丈夫的遺體回鄉，得知丈夫另有妻兒，對世界充滿絕望，因而在丈夫前妻竹芝的安排下在家里招引嫖客。作為竹芝的兒子見遠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他耳濡目染的一切都告訴他生存和欲望是最重要的，而人的良善是不值得珍視的東西。《天空劃過一道白線》中杜八的老婆劉麗洲失蹤多年，留下兒子杜遠方，杜八每日借酒澆愁，杜遠方跟著父親在重重壓抑下生活，天空中疑似是飛機飛過留下的一道白線成為父子倆的希望，杜八覺得白線給了他力量，于是開始了尋找劉麗洲的過程。杜遠方在家里孤獨地等待，最終由于對父母的思念出發去尋找母親，杜遠方“走著走著，他感到前方的吸力漸漸變弱，身后的吸力卻越來越大，忍不住一回頭。全村人都在朝他揮手，他們的手像風里翻飛的樹葉。而他的家孤獨地站在村頭，被狂風呼呼地吹著，仿佛快要被吹哭了”7。不料，母親這時突然回來，發現父子都不在家，在等待了兩年之后又出發去尋找父子倆。三口人從此開始了一個回來一個離開，就為了尋找對方。小說昭示了現代家庭的精神常態，即流動性代替了穩定性。

創作于1995年的《沒有語言的生活》中，王老炳、王家寬和蔡玉珍組成的破碎的家庭在經歷了是是非非之后，搬離了原來的家，搬到了河對岸，本來想著這個可憐的家庭能遠離是非，獲得安寧的新生活。但是孫子王勝利到了上學的年齡仍要回到河那邊去，去接受村民對他們家的侮辱。他們極力建立起的家庭是如此地不堪一擊。1996年創作的《慢慢成長》中主人公馬雄是個從小自卑的瘸子，他的成長史是小說的主線。因為自身的缺陷和幼年時周圍人對自己的否定，馬雄從小就非常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于是，憑借對火車的喜愛，馬雄央求火車站長候寶德給自己找一份工作。而候寶德則借此來羞辱馬雄，父親馬家軍了解后，為了給兒子出氣， 則讓馬雄跟蹤候寶德，并成功捉到了侯寶德嫖娼的證據。候寶德認栽后，終于答應給馬雄找個工作。第二年洪水來了。神經質的馬雄喊叫中發現地面塌陷路基裂開，于是舉著小紅旗喊叫著朝著火車跑過去。他成功地攔截下了火車，乘客們紛紛向他表示感謝。馬雄又成了英雄，并認識了謝新民做爹。謝新民吃不上肉，馬雄以此為素材寫成材料，由此，馬雄成了縣委辦公室通訊員，而替患了肝炎的陳縣長喝酒讓馬雄走向了人生的最高峰。馬雄不僅衣食無憂，受人尊敬，還隨身攜帶“證明身份”的鍍金拐杖。最終他連自己的本名也不大記得了。馬雄一輩子都在找尋從家中應該獲得的認可和支持，但是一直都是徒勞，在一切人生的啼笑皆非中，東西不斷表明“家”的缺失感最終無法補償。

《耳光響亮》中的家在一開始就隨著毛主席去世，和父親牛國正失蹤而散了，母親何碧雪也不能支撐一個家。三個孩子在沒有任何管教的環境中長大，“家”從此不再是愛的港灣，而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姐姐牛紅梅被同學欺辱，自己的家人要么選擇漠視要么充當幫兇，母親則是冷嘲熱諷，惡語相向。孩子們沒有人生指導和心靈關懷，因而，當牛紅梅知道強奸自己的寧門牙被判處死刑時竟然感到悲傷，這種荒誕的悲傷也是原生家庭關愛缺失的悲哀。一直缺位的父親在小說中象征了所有人對原來家的情感，找到父親就是一種“回家”，但是東西用小說告訴我們，由于時代的錯誤造成的實際情況是“無家可回”。小說中姑姑牛慧找到的父親的居所竟然是一個廁所。牛青松雖然找對了父親生活的地方，但卻沉尸北侖河。

以“家”為圓心：訴諸感官的情感體驗

東西自1992年開始的創作一直圍繞著時代對中國人的心靈的巨大形塑力量展開。他深知對人類精神的盤詰，早已經不在傳統表現方式能力范圍之內，如何利用新的文學資源和文學方法講述中國人的新的精神狀態是當代作家的共同課題。東西小說所觸及的當代人的精神問題，是他小說獨特性所在。當我們回顧東西三十多年的創作，我們發現東西一直在有針對性地寫中國人的心靈成長。他以獨特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以荒誕之筆描摹人間百態，將人的心靈狀態予以多樣化的呈現，除了書寫觸目驚心的個人心靈史，還寫潛藏在每個人心中的集體無意識。以家庭作為顯微鏡觀察中國人的人心和人性一直是東西的特色。從《沒有語言的生活》，到《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還有他創作的一系列精彩的中短篇小說，如《救命》《目光俞拉俞長》等，讓人的心靈狀態如同在顯微鏡下看到的切片一樣清晰完整。而近作《回響》可以說是窺探現代人心理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回響》并不是他第一部朝著人物內心開掘的長篇小說。東西自己在《后記》中說的那樣：“多年前寫《后悔錄》時，我就有意識地向人物內心開掘，并做過一些努力，但這一次我想我做得更徹底。認識別人也許不那么難，而最難的是認識自己。小說中人物在認知自己，作者通過寫人物得到自我認知。我們虛構如此多的情節和細節，不就是為了一個嶄新的‘認知’么？……對心靈的探尋卻依然讓我著迷。”8他在《后悔錄》的《序》中寫道，我們“既看到了堅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靈活多樣的市場經濟，還看到了聲色犬馬和人心漸變”9。“但是，相比于《后悔錄》，《回響》將目光聚焦在家庭和兩性關系上。

盡管評論界對《回響》褒貶不一。主要集中在東西小說過度的戲劇化和小說涉及到太多現實倫理，而失掉了文學性。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說東西之前的小說都是聚焦在傳統家庭模式在現代語境下的沖擊，那么《回響》則是關注家在當下社會中的空間性和生存性。東西在朋友圈轉發《回響》節選的時候附言“關于愛情”，顯然，這部小說在作家心中，愛情或者婚姻關系比重還是很大的，盡管這不是小說的全部。小說也是一個“家庭”命題，冉咚咚對于維護“家”的偏執讓小說懸念迭起，是小說情節的內驅力。尤其主人公冉咚咚在案情和親情間的左右徘徊，憂慮猜測，是典型的中國人心態的刻畫。“案情遠比案件復雜，就像心靈遠比天空寬廣。”10相比于《后悔錄》的荒誕不經，《回響》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心靈速寫”，《回響》的荒誕主要體現在家庭人物關系的巧合和對現實的映射上。比如冉咚咚的丈夫慕達夫到底有沒有出軌？小說一直沒有從正面表明。但是，貝貞對慕達夫來說卻是他的一面鏡子，他在貝貞這里感受到自己真實的情感。還有小說中對道貌岸然的大學文學教授的諷刺，都是荒誕手法的新嘗試。《回響》極其貼近現代人的心靈，小說用一次次荒誕的反轉，揭示出現代人深陷情感泥潭而不自知的現狀，在自以為光鮮體面的外表下潛伏著各種丑陋和危機。心靈的真實書寫給小說帶來了極為真實的閱讀體驗。小說對性的探索不再是《后悔錄》中軟弱的曾廣賢荒唐可笑的性心理和性行為，而是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探究是當代真實的人的心靈，對兩性心理進行細致地剖析。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家完成了從身體欲望對心靈的壓抑到靈魂深度的探幽的轉變過程。小說中，慕達夫一直在分擔冉咚咚的心理負擔，冉咚咚一次次的困難都在襯托慕達夫的關懷體貼。小說的主要線索是一個案件的破獲過程。案件很簡單，一個明顯為他殺的女性尸體出現在河中。于是案件的調查開始了，死者名叫夏冰清，跟她的死相關的人有她的情人徐山川，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同時還有為夏冰清和徐海濤做“策劃”的文化公司老總吳文超。以吳文超為起點，牽涉出同為案件相關者——徐青、易春陽，在一番偵查后，終于確定了兇手為易春陽。小說的另外一條線索，也是更重要的一條線索，是冉咚咚在辦“大坑案”時，發現自己的丈夫慕達夫竟然背著自己在賓館開房。冉咚咚因此開始懷疑慕達夫出軌，這種懷疑成為她生活中的一條繩索，緊緊纏繞住她的脖子。不論在她的生活中，還是在她的調查中，都成為時時困擾她的心魔。這條線索主要由冉咚咚的內心狀態展開，她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拷問成為她的“婚姻思考”的全部。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冉咚咚的獨角戲，她像研究嫌疑人一樣研究自己的丈夫，又像心理學家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一樣研究自己，將丈夫的“微動作”，微表情，甚至行為模式一一不落地加以研究。她以職業的自信，堅信丈夫背叛了自己，而且堅信丈夫的情人就是女作家貝貞。她不想原諒，不想讓自己純潔的愛情受到玷污，也不想和自己深惡痛絕的出軌者共度一生。于是冉咚咚提出了離婚。

小說以荒誕的方式講述人物之間復雜而交織的人物關系，折射出我們時代的兩性關系的復雜性。小說的前半部分“大坑”“纏繞”“策劃”“試探”“借口”都在按部就班地講述一個警察破案的故事，是一個偵探小說的發展模式，與之伴隨的是冉咚咚的私人情感生活；但是在小說的后四個部分“暗示”“生意”“疚愛”“信任”，東西開始了他最擅長的荒誕表演。隨著徐青和卜之蘭浮出水面，卜之蘭交代出自己和一名穆教授師生戀，冉咚咚一口咬定這個教授就是慕達夫。最后她的同事進來勸解，說文學教授都有相同的文學觀點，甚至都姓同音的姓。這種荒誕讓人忍俊不禁，冉咚咚的焦慮心態像一面鏡子將當代人的多疑多慮展現無疑。小說中出現的烏托邦社會，卜之蘭和徐青隱居的埃里村，本是一個桃花源一樣社會，但是也因冉咚咚的到來后，暴露出“集體無意識”，在猜忌中對卜之蘭和徐青開始排除和遠離。這也昭示當代人的生活問題和心理問題已經不能靠避世來解決。經過一番調查，一個無辜的女孩被多方聯手殘忍地殺害，兇手卻因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可以免于刑罰。兇手竟然因為愛著一個幻想出來的情人而殺害了夏冰清并砍去了她的手。冉咚咚讓夏冰清的父母來看夏冰清，夏冰清的錄音被冉咚咚放入棺材里，并解釋為夏冰清對死亡的黑色幽默。“直到這時，他們才知道他們并不了解她，而之前他們卻自信地認為他們是最了解她的人。真是一場誤會，就像她誤會地來到人世，誤會地成為他們的女兒。”11小說結尾的女兒喚雨拷問媽媽，冉咚咚將書房設置成審訊室的樣子……這種家庭悲劇引人深思。

小說中的人物是活在一種本能里的，活在精神的世界中。這也是東西小說以荒誕書寫家庭生活的精髓。冉咚咚是一個自信而有經驗的警察，自以為對人的心理把握到位，將婚姻中兩性的情感變化分析得鞭辟入里。然而，冉咚咚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人，也有作為人的弱點。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冉咚咚出現了嚴重的精神疾病征兆，她割腕，甚至出現幻覺，覺得自己看見了兇手，幻想自己大學時侯跟一個并不存在的人談戀愛。她在辦案的時候像一只機警的獵豹，但是在情感方面卻又執拗像一頭小牛，她在見證這些荒誕的悲劇的同時，卻連自己感情生活的另一面都不能察覺東西的荒誕化書寫建立在真實性與寓言性的統一的基礎上，小說的荒誕感大多來自于技巧上的重復敘事和極端化的敘事，而且帶有大量的巧合和強烈的戲劇性。

東西的“家”敘事在當代文學中的獨特性

中國現代小說中“家”書寫，一直追尋魯迅的傳統，魯迅筆下的“回鄉”已經成為現當代知識分子的書寫范本。游子與故鄉，這個概念的文化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也成了很多作家創作的重點。梳理當代文學史中“家”書寫的相關文本，如《狂人日記》（魯迅）、“激流三部曲”（巴金）、《四世同堂》（老舍）、《風聲鶴唳》（林語堂）、《科爾沁旗草原》（端木蕻良）、《金鎖記》（張愛玲）、《財主底兒女們》（路翎）、《紅旗譜》（梁斌）、《創業史》（柳青）、《紅高粱》（莫言）、《家族》（張煒）、《白鹿原》（陳忠實）、《玫瑰門》（鐵凝）、《舊址》（李銳）等，我們發現百年間，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一開始就伴隨著“種”的存在的焦慮和失去家國的擔憂。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始終貫穿著如何對待本民族文化的問題。對“家”的書寫大致經歷了這樣的變化過程：從20世紀初的那種“擺脫家庭，解決問題”，以西方思路解決中國問題的創作模式到第二個階段，即當革命成功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新的家族凝聚力；再到第三個階段，即自1980年代始的文學，重新對之前兩個階段的反思總結。從激進到保守，家族書寫體現了中國現代思想的變化起伏。從“家”書寫中，我們更能理解詹姆遜所說的對個人經驗和民族命運的“艱難敘述”。

東西對于家庭的獨特思考首先在于他以戲謔的態度解構了實現自我與振興家族的內在矛盾。《篡改的命》是一個徹底的悲劇文本，其悲劇性大多來自于根深蒂固的“振興家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當代社會制度之間的沖突。當汪長尺決定將自己的孩子送給別人，他的心態不僅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過上好日子，而是從根本上對自己的家族失去了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一種“血脈更新”，實際上是“換根”的過程。而他自己只是這個過程的犧牲品而已。

其次，東西小說本質上在“家的缺失”這一問題上，以“出走”為核心情節，實現了與革命話語的對話作用。《耳光響亮》可以看作一個典型的革命話語文本，毛主席逝世和父親出走成為了小說的時代背景和人物活動的心理背景。與之形成對比的文本是莫言的《豐乳肥臀》，兩個故事的根本模式有兩個相似之處：一是兩個文本都是“革命話語”下“父”的缺位條件下的家庭，二是女性在缺父狀態下的家庭作用。上官家的女兒各個貌美，精力充沛，但都似乎被詛咒，都因各種原因“非正常”死亡，但莫言沒有講清楚這些女性的來龍去脈，她們的出現和消失，出走或者歸來，不具備現代文學史上的“思想”意義，如四姐上官想弟是因為性病而死，七姐上官求弟因為暴食撐死。而東西筆下的牛紅梅則在“后革命”話語下，承擔了母親、姐姐、獨立女性等多種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女性與家庭關系的多樣性。現代文學史上，在講述個體與家庭之間關系的時候，總是不能脫離“出走”。從娜拉的出走開始，現代作家就開始了對家庭制度的反思。整個現代文學史本質是就一個個人與家庭的結構過程。像《四世同堂》中高老太爺希望的是：“一家人讀書知禮，事事如意，像這樣興盛、發達下去，再過一兩代他們高家不知道會變成一個怎樣繁盛的大家庭……12這種世世代代不斷繁衍，家族壯大的夢在一次次現代的戰火中驚醒破碎，年輕一代與家鄉的疏離成為現實的代價。在當代作品《紅旗譜》中運濤因為與春蘭的戀愛受阻而出走，再有音信便是參軍，借此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歸宿。到了1980年代新歷史主義下的書寫，以《白鹿原》我為典型的代表，年輕一代都是在革命話語體系下的“出走者”。這些出走者懷抱著同樣的目的卻走進了不同的話語陣營。

雖然東西講述“家”的方式極為荒誕，但他的獨特性在于，不顛覆中國人對“家”的邏輯基礎，是極具東方色彩的家文化的現代體驗，因而產生出一種奇絕的對撞的震撼效果。東西小說呈現出一種將歷史、時代和個人生活三者結合的荒誕書寫的魄力，他在日常中發現了當代中國不同階段中呈現的“正常”社會生活的“無常”與“變異”。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將可怕滑稽的客觀世界用荒誕之筆寫出來；當我們閱讀東西“家”的時候，常常在荒誕的笑中感受到無法擺脫的沉重。家作為最小的倫理單位、共享團體，具有生存的空間性和時代傳承的時間性。對于家庭的感受和認識是探究現代中國的一條路徑和方法。東西的家庭書寫是他創作的底色，也是其風格形成的基石，他用荒誕之筆寫出中國的“家”現實，對我們觀察和體味現實及自身的意義有著重要作用。

注釋：

1 翟學偉：《中國人行動的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2 林語堂：《中國人》，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頁。

3 4 5 東西等：《回答：東西訪談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66、67、121頁。

6 東西、侯虹斌：《最厲害的寫作是寫出寬廣的內心》，《南方都市報》2006年4月8日。

7 東西：《劃過一道白線：東西短篇小說精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頁。

8 10 11東西：《后記》，《回響》，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41、345、337頁。

9 東西：《后悔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12 巴金：《家》，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頁。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