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學經典的構建通常是內在品質與外在認證共同作用的結果，《鐵道游擊隊》作為一部具有鮮明政治色彩和文學價值的作品，其經典化歷程具有典型性。其自身的文學價值和美學魅力是其成為經典的基礎，而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文學出版的支持及民間文化形態的滋養等共同推動了其外在經典認證。同時，跨媒介傳播的創新嘗試為《鐵道游擊隊》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經典化歷程揭示了文學經典構建的多維度和復雜性。

關鍵詞：劉知俠 《鐵道游擊隊》 經典化 生成機制

2024年是劉知俠《鐵道游擊隊》出版70周年。《鐵道游擊隊》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并被多次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曲、地方曲藝、連環畫等藝術形式，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之際，入選“共和國經典名著叢書”，2019年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被翻譯成英、俄、德、日、法、越等十余種語言。甚至，“《鐵道游擊隊》”作為一固定詞條，收錄進了2009年版《辭海》，堪稱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真正家喻戶曉的紅色經典小說。

《鐵道游擊隊》以抗戰時期魯南鐵道游擊隊為原型，創作靈感源自劉知俠的童年經歷。與1950年代初流行的革命歷史小說不同，《鐵道游擊隊》將革命、抗戰與浪漫傳奇交織融合，既洋溢著濃郁的革命樂觀主義，又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體現了革命文化與傳統文化，“俠義”精神與愛國主義精神、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互滲融合，“從文學史的視野來看，《鐵道游擊隊》在當代文學民族形式的討論話題中，具有承前啟后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拓展了傳統紅色經典的文化視域，豐富了紅色經典的文化內涵，探究其 “經典化”過程，對于我們重新理解這部作品特別是文學經典的構建路徑和生成機制，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

文學經典的構建，通常是內在品質與外在認證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流動不居的動態性，但這不意味著“經典化”是一個偶然性的過程，作品自身的美學品質是“經典化”的邏輯前提和基礎。長期以來，對于《鐵道游擊隊》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其社會功能、政治主題等方面，相對忽視了其美學屬性。但必須指出的是，任何文學創作都不可能脫離美學邏輯而存在，即便是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下誕生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是政治和時代的產物。《鐵道游擊隊》不僅以其鮮明的政治主題和深刻的社會意義而著稱，更在藝術層面展現了其獨特的魅力，這正是這部小說能夠跨越時代，成為經典的內在原因。

布迪厄的“文學場”概念，深入闡釋了文學作品的產生機制及其與權力場和社會場的關聯。他認為，“文學場和權力場或社會場在整體上的同源性規則，大部分文學策略是由多種條件決定的”1，這意味著文學策略往往受到多重因素共同影響。在這種框架下，作者的每一次“選擇”都呈現出雙重性質：既體現了美學追求，又隱含了政治考量；既反映了內部創作動機，也回應了外部環境需求。由此可見，置身于“文學場”的所有文學作品，包括“紅色經典”，都內在地具備美學特質。文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通常在內容的廣泛性、形式的創新性以及讀者的接受度等方面表現出色，《鐵道游擊隊》在這些維度上同樣展現出其獨特的經典品質。在1950年代初特定的文學體制和文學語境下，《鐵道游擊隊》“寫什么”和“寫給誰”都具有相對確定性，但在“怎么寫”方面仍保留了一定的創作空間和自由度。將革命主題融入民眾喜聞樂見的表達形式中，既是《鐵道游擊隊》的核心任務，也是其塑造獨特美學風格的重要途徑。

陳思和在闡釋當代文學時，提出了“民間隱形結構”的概念，“隱形結構”不但決定了文學作品的藝術立場和趣味，也實際上決定了作品的藝術魅力，“這種自民間文化而生出的隱形結構……在1950年代以來比較優秀的文學作品中都存在著，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套話語體系”2。《鐵道游擊隊》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同樣得益于民間文化的“隱形結構”，特別是對民間文化元素的巧妙運用。也就是說，決定《鐵道游擊隊》這類帶有通俗傳奇性質的文學作品藝術魅力的深層力量，還是源于民間文化“隱形結構”。《鐵道游擊隊》成功借鑒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復仇與英雄成長模式，這實際上暗接了某種集體無意識即“原型”，這是一種深層而持久的力量，“一旦原型的情境發生，我們會突然獲得一種不尋常的輕松感，仿佛被一種強大的力量運載或超度。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起在我們心中回響”3。小說主人公劉洪、彭亮等，他們勇敢、機智、堅定的性格特質，不僅符合革命英雄的形象要求，也暗合了民間文化中對于英雄人物的期待與想象。特別是作品在民族與階級矛盾的宏大敘事中，對傳統的復仇模式進行了現代性的轉化，“在寫作上盡可能注意以中國民族文學的特點來刻畫人物，避免一些歐化的詞句和過于離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寫得有頭有尾，故事線索鮮明，使每一個章節都有一個小高點”4。值得注意的是，《鐵道游擊隊》并非簡單復制古典文學敘事模式，而是在傳承基礎上進行創新，實現了對民族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例如：主人公的成長與復仇不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孤立展現，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之中；他們的成長則寓意著勞動人民在革命斗爭中的歷練與重生，這也體現了其作為“紅色經典”深刻的歷史涵蓋能力。

不必諱言，《鐵道游擊隊》確實存在人物形象的機械化和程式化問題，這從某種程度上揭示了“紅色經典”在塑造人物時可能出現的同質化傾向，即將人物簡單地刻畫為政治或階級屬性的符號，而非具有豐富內心世界和復雜性格的個體。然而，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這種所謂“失真”的“革命人格”，就會發現其實賦予了人物一種鮮明的典型性。這種典型性并非指單一或刻板，而是指人物在某一方面的特質被放大和突出，從而形成了強烈的印象和共鳴。在《鐵道游擊隊》中，這種典型性體現在每一個人物上，這些特質正是通過一系列緊張、生動的情節展現出來的。與性格復雜的圓形人物相比，這種性格鮮明、穩定的典型形象更符合大眾的審美習慣，因此也更容易激發讀者的情感共鳴。

“紅色經典”中這種備受爭議的人物塑造模式，為其構建了廣泛的受眾基礎。人們對“超級英雄”或“神話人物”的熱愛和崇拜，可以很容易地投射到“紅色經典”中那些革命者形象上。《鐵道游擊隊》中，劉洪、彭亮等人物塑造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同質化問題，但其塑造的典型形象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廣泛的吸引力。綜上所述，《鐵道游擊隊》擁有豐富的文本層次，它不僅是政治文學的經典，也是大眾文學的經典。其大眾化特性使得其能夠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保持持久的吸引力，這也是《鐵道游擊隊》作為紅色經典的重要品質。由此可見，經典本身的藝術魅力與思想價值決定了其會在很長時間內被讀者所喜愛、被批評界所認可，具有恒久而穩定的經典屬性。

二

文學經典是建構的結果。一部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從來不只是作品自身所能自足決定的，需要文學接受端給予作品“外在經典認證”，“文學經典絕不會自我顯示，當它尚未遭遇使其顯示的機緣時，它仿佛是一個沉睡的生命，需要一種力量、一種聲音來喚醒，這喚醒者就是與它相遇的讀者，在讀者的參與下文學經典才有可能開始它的真正演出”5。“經典化”是一個伴隨著作品不斷被闡述、被發掘的建構過程。因此，“紅色經典”的“經典化”歷程，既要作品本身具備內在品質，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推波助瀾”。

文學作品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典地位的確立并非孤立現象，而是深受權力結構、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正如斯蒂文·托托西所言：“經典化產生在一個累積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閱讀、讀者、文學史、批評、出版手段 、政治因素等等。”6接下來，本文將通過細致考察《鐵道游擊隊》在創作、出版、評價及傳播等環節中如何受到主流意識形態與民間文化形態的雙重塑造，進而揭示其經典化路徑的多維度特性。

應當看到，任何文學作品都無法逸出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布迪厄認為沒有能徹底脫離美學的文學，事實上也沒有能完全脫離政治的文學。“經典的變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勢的變化促成的，但另一方面，經典也可以成為一種政治工具。”7相較于其他經典的生產模式，紅色經典生產的核心特征在于主流意識形態自始至終扮演著主導角色。在這一生產流程中，無論是創作、出版，還是評價，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都滲透并貫穿始終。明確的文藝政策，如“寫工農兵”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直接引導了《鐵道游擊隊》的創作方向。劉知俠基于真人真事，生動展現了游擊隊的英勇斗爭，融合現實主義與傳奇色彩，賦予作品高度的藝術感染力和時代價值。“三審制”等制度規約了出版社行為，對作品的經典化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時出版機構的宣傳使小說迅速成為暢銷書，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主流意識形態運用文藝批評對作品進行評判與引導，《鐵道游擊隊》獲得肯定與贊揚，被譽為紅色經典之作。在《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化過程中，“政治無意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劉知俠在創作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將其內化為自己的創作理念與價值取向。這種“政治無意識”不僅體現在作品的題材選擇、情節安排等方面，還滲透到作品的語言風格、人物形象等細微之處。正是這種深層的、不易被察覺的影響，使得《鐵道游擊隊》在思想內容、藝術表現等方面都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成為一部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紅色經典小說。

文學“經典化”的路徑顯示，作品的廣泛傳播為“經典化”提供了重要保證：“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機構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學生產，而是文學生產的內在構成因素，并制約著文學的內部結構和‘成規’的層面。”8從這一角度透視紅色經典的生產，《鐵道游擊隊》具有典范性意義。劉知俠在1953年完成了《鐵道游擊隊》，其重要章節《票車上的戰斗》在《解放軍文藝》1953年第7期發表后，迅速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小說出版后，僅1954年就至少印刷了7次，高達12.509萬冊，其高頻率的印刷和龐大發行量，證明了它在文化市場的強大影響力。同時，新文藝出版社也根據讀者的閱讀習慣對出版形式進行了調整，從最初的繁體豎排版到后來的繁體橫排普及本，再到更加符合現代閱讀習慣的簡體版，這些變化不僅降低了讀者的閱讀門檻，也提高了小說的普及度和影響力。可以說，文學出版的這些舉措在《鐵道游擊隊》經典化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文學作品的經典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斷的重新解讀和評價。《鐵道游擊隊》在其傳播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隨著政治風向和讀者閱讀需求的轉變，小說經過了多次修改，以更加貼合主流意識形態和讀者的閱讀習慣。1957年，《鐵道游擊隊》入選“建國十周年優秀選拔本”，成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作品。之后，“作者對小說進行了多達356處的修改”9，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9年重新出版，這一版本被視為《鐵道游擊隊》的經典版本，也標志著它正式躋身經典小說行列。1964年4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推出了新版本，該版本更注重與意識形態的政治匹配，對涉及愛情等情節進行了刪改、簡化。

《鐵道游擊隊》自出版以來，經歷了七次重大修改和多次再版，僅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六十余次，印量高達262萬冊。199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鐵道游擊隊》被多個出版社同時以多種版本推出，總印量突破300萬冊。同年，入選“共和國經典叢書”。進入21世紀，《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地位進一步得到強化，2004年入選“百部愛國主義教育影片”“百種愛國主義教育圖書”。200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分別推出了新版《鐵道游擊隊》。此外，《鐵道游擊隊》還衍生出大量其他藝術類型。例如，丁斌曾、韓和平創作的《鐵道游擊隊》連環畫重印47次，創造了我國連環畫發行史上的奇跡，更在收藏市場上備受追捧，進一步彰顯了這部作品的經典魅力。

在探討《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化”歷程時，我們不得不提及民間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外在經典認證的角度來看，該作品的成功同樣離不開民間文化形態的支持與滋養。在抗戰時期，民間文化形態因戰爭的推動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它不僅豐富了當時的文化生活，更成為連接知識分子、國家權力與農民大眾的重要橋梁。這種文化形態以其獨特的魅力和廣泛的群眾基礎，為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鐵道游擊隊》作為一部以抗戰時期魯南鐵道游擊隊為原型的作品，其題材本身就蘊含著濃厚的民間色彩和廣泛的群眾基礎。這種與生俱來的民間屬性，使得該作品在出版、評價等環節更容易獲得廣泛的認可和支持。民眾對于游擊隊員英勇抗敵的事跡懷有深深的敬意和共鳴，這種情感共鳴為《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化之路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進而言之，“民間文化形態往往在國家權力控制的邊緣區域形成，并保持著相對獨立的生命力”10。這種獨立性使得民間文化形態能夠以一種更為靈活和多元的方式存在，為文學作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靈感來源。《鐵道游擊隊》在多次修改與再版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與民間文化的緊密聯系，無論是題材的選擇、情節的安排，還是語言的運用、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深深植根于民間文化的沃土之中。這種與民間文化的緊密聯系，為《鐵道游擊隊》在不同歷史時期持續獲得關注與認可提供了重要保障。即使在該作品遭受錯誤批判的時期，民間文化的韌性和生命力也為其保留了重生的火種。當政治風向轉變，社會重新評價該作品時，民間文化形態所賦予的廣泛群眾基礎和深厚情感共鳴，使得《鐵道游擊隊》能夠迅速恢復其經典地位，并繼續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重要的文化價值。

綜上所述，從外在經典認證的角度來看，《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化不僅得益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推動和文學出版的支持，更離不開民間文化形態所提供的豐富滋養和堅實基礎。這種多元的經典化路徑，使得《鐵道游擊隊》成為一部跨越時代、深入人心的紅色經典之作。

三

接受美學家姚斯曾說過：“一部文學作品并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并為每一時代的每一讀者都提供同一視域的客體。它不是一座自言自語地揭示它的永恒本質的紀念碑。它倒非常像一部管弦樂，總是在它的讀者中間引出新的反響，……使之成為當代的存在。” 11“紅色經典”的改編熱潮從 20 世紀下半葉延續至今，映射出各種社會力量和歷史觀念、集體和個人的懷舊記憶以及審美趣味等諸多思想和精神的碰撞。首先，從“經典化”的角度來看，“經典化更新”隱藏著話語權力的爭奪，“是經典遴選家回應歷史與現實問題，積極介入，參與特定時期文化建構的成果”12。這種更新指的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各種社會力量如何基于自身立場對經典進行“再命名”與“重構”。其次，從“本事遷移”的角度來看，經典化更新涉及“經典文本的原始故事如何被改編、改寫或戲仿”13。不難看出，經典化更新無論是作為經典化的過程還是本事遷移的體現，都是文化建構的重要成果。豐富了紅色經典的內涵和外延，使紅色經典作品能夠適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時代需求，促進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使作品能夠跨越時空界限，與不同的社會群體產生共鳴。同時，這種更新也反映了社會力量的動態博弈和話語權的爭奪，是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體現。

布迪厄認為：“人的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所發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并非單指物理環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連的許多因素。”14在消費文化語境下的“紅色經典”作品再次重現并市場化，是“文學場”“政治場”“經濟場”相互作用和關聯的一種體現。“紅色經典”作品本身的史詩性敘述、傳奇式情節和反映日常生活的通俗性等文學特征對讀者的吸引，也是其得以跨媒介新生與傳播的決定因素。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中，利用“紅色經典”中的這些文學特征，以全新的市場運行模式包裝和打造，也深刻重塑了傳統的經典生產機制。這一轉變的背后，源于市場導向的多元評價與信息化時代知識獲取的便捷性，它不僅挑戰了傳統經典的固化地位，深刻塑造了當下文學的多元化寫作格局，悄然改寫著社會生活與文學的互動關系，乃至紅色經典化的全新路徑。在多元化文學生活背景下，經典作品往往通過多種傳播渠道，與非經典文化現象一同滋養并塑造著人們的文化生活。換言之，在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藝術語境不斷演變的新時代，“紅色經典”的經典價值仍在持續被建構，這正是其歷史價值的延伸與傳承。不過，其作用的方式已有所轉變，其表現形式亦隨之變化。紅色經典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局限于原始形態，而是通過改編，借助媒介，以異質化的方式重新呈現。

《鐵道游擊隊》作為一部“紅色經典”，其影響力早已超越文學本身，成為特定歷史時期中華民族革命精神的象征。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鐵道游擊隊》迎來了跨媒介的新生。這部作品的影視化重構與傳播，不僅僅是對原作的再現，更是一種歷史記憶與現實思考的深度交融。這種轉換不僅要求制作團隊對原作有深入的理解，更需要在藝術表達上進行創新和突破。通過對原著的精心改編和創作，影像化的《鐵道游擊隊》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礎上，注入了新的時代元素和審美觀念，使得作品更加符合現代觀眾的審美需求。

電影媒介通過其獨特的視覺表現手法，成功地對“文學經典”原著進行了再現和重建，“包括文學在內的許多藝術都需要依照與電影的關系來重新界定，某種意義上文學經典是否被改編成電影也成了衡量其價值和影響力的一個方面”15。1956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將《鐵道游擊隊》改編為電影，憑借其曲折驚險、險象環生的故事情節，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之一。在導演趙明的巧妙處理下，電影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同時，故事情節更加緊湊和引人入勝，特別是愛情元素成為電影《鐵道游擊隊》的一個重要突破。1990年代，“紅色經典”再度風靡，“對紅色歷史的再書寫，其自身，便是世紀之交的中國多種社會力量彼此沖突與共謀的場域”16。紅色經典成為“在一個漸趨多元的、中心離散的時代，人們對權威、信念的不無覺悟的追憶，以及在實用主義、商業大潮和消費主義即將全線獲勝之前，對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不無戲謔、亦不無傷感的回首”17。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王冀邢決定重拍《鐵道游擊隊》：“重拍片不重復過去，老人物要有新故事，重拍片應該更重刻劃人物情感，力求離人近。”18對傳統進行大膽的質疑和解構，影片打破了原有的敘事方式和宏大敘事風格，以更加商業化、視覺化的方式呈現故事，滿足了觀眾求新、求異的心理需求。同時，《飛虎隊》也保留了主旋律的核心價值觀，成為了新的傳奇，流行于1990年代中國的影壇。

“紅色經典”電視劇的生產不僅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更是對當代社會精神文化需求的回應。1985年，《鐵道游擊隊》被改編成電視劇搬上了銀屏，這應該是至今為止能見到的“電視劇改編紅色經典的創作濫觴”19。這一版本在電影基礎上，進行了再創作。隨著啟蒙文藝思潮的興起，“人性”這一核心要素，在經歷了多年在革命話語秩序中的邊緣化之后，終于得以重新回歸并融入文藝的話語體系之中。在此背景下，電視劇《鐵道游擊隊》應運而生。1985年版電視劇在對原著改編過程中，并未止步于簡單的復刻，而是在忠實于原著精神內核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富有創意的再加工與創造性拓展，從而塑造出一個情節更為曲折生動、情感更為豐富的“新鐵道游擊隊”故事。相較于原著，這一改編文本在“人性”維度的展現上顯得更為深刻與鮮明，贏得了廣泛好評，成為了《鐵道游擊隊》譜系中的經典之作。進入21世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鐵道游擊隊》再次被改編為電視劇，在保留原著經典元素的同時，根據歷史史實挖掘了新的故事情節，并通過添加親情、友情和愛情等元素，使故事更加豐富和飽滿。此外，該劇還成功地將武打動作元素融入其中，吸引了更廣泛的觀眾群體。2005版《鐵道游擊隊》作為當時題材規劃批準立項的‘紅色經典’劇目，其改編方式自然能對以后的改編作品起到借鑒和學習作用，可以說是一本“紅色經典”改編的精品之作。從1956年的電影版到2005年的電視劇版，《鐵道游擊隊》成為了不同時代觀眾心中的紅色經典。

在“新媒體”時代，“紅色經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資源，隨著媒介的變化沒有被遺忘，而是一直被理解、傳播和接受著。從紙質書籍到數字閱讀，從傳統媒體到融媒體，《鐵道游擊隊》的傳播媒介不斷演變，但其核心價值和影響力不減反增。這表明，真正的內容經典能夠跨越媒介形式，利用新技術拓寬傳播渠道，觸達更廣泛的受眾群體。為了紀念九·一八事變，2004年上海巖漿數碼精心制作了《鐵道游擊隊》主題游戲，以黑白圖片和文字的形式，讓人們在游戲中重溫那段崢嶸歲月。此外，主題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被制作成flash動畫，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同時，以鐵道游擊隊故事為素材的網絡原創抗日歌曲也層出不窮。其中，劉江濤創作的《新鐵道游擊隊之山東RAP》獨具匠心，將山東快書與RAP巧妙結合，融入改良的山東腔和山東評書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經典傳播若超越傳統的印刷媒介形態，往往會遭到經典主義者的排斥與批評，他們認為此舉非但不能擴大經典的影響力，反而有“自掘墳墓”之虞。然而，盡管文學在傳播過程中面臨著被解構的風險，但為了保持其生命力，不得不借助這些新興媒介。文學的價值源自其跨越時代的持久性，這一價值得以維系，正是因為它們承載著“建構世界的精神延續性”20的使命。不難發現，媒介借助創新的視覺呈現技巧，對《鐵道游擊隊》的原著進行了一次多業態、多形式、多功能的演繹和重塑，極大地推動了紅色經典的傳播范圍，還通過視覺、聽覺等多感官體驗增強了代入感，使受眾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到“紅色經典”的文化魅力。《鐵道游擊隊》作為一部“紅色經典”，其被影像化改編不僅驗證了其“經典價值”的現實意義，也反映出革命文學始終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

《鐵道游擊隊》作為一部具有鮮明政治色彩與深厚文學價值的“紅色經典”，其經典化歷程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也是文學經典生成機制多維度、復雜性的生動體現，其之所以能成為跨越時代的經典之作，既得益于其內在的經典品質，也離不開外在經典認證的廣泛推動，同時，跨媒介傳播的實踐，更是為《鐵道游擊隊》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都能保持廣泛的影響力和深刻的現實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化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它經歷了多次的修改、再版和改編，每一次的變動都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社會需求的轉變。然而，正是這些變動，使得《鐵道游擊隊》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能找到與讀者共鳴的契合點，從而實現了經典價值的持續建構與傳承。因此，《鐵道游擊隊》的經典化歷程映射了文學經典與時代變遷的辯證關系，即經典作品的生命力源于與時代精神持續對話，為后世文學創作與經典重塑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與實踐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王蒙閱讀譜系與創作資源研究”（項目編號：24BZW13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法]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劉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頁。

2 陳思和：《新文學整體觀》，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頁。

3 [瑞士]榮格：《心理學和文學》，馮川、蘇克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頁。

4 知俠：《〈鐵道游擊隊〉創作經過》，《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1期。

5 王確：《文學經典的歷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

6 [加]斯蒂文·托托西：《文學研究的合法化》，楊繼舜、關曾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 44 頁。

7 [荷]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 44—45頁。

8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 192頁。

9 龔奎林：《“故事”的多重講述與大眾化文藝》，河南大學2009年博士論文。

10 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上海文藝》1994年第1期。

11 [德]姚斯：《文學史作為向文論的挑戰》，《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第3卷），伍曉明譯，胡經之、張首映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頁。

12 吳子林：《文化的參與：經典再生產——以明清之際小說的“經典化”進程為個案》，《文學評論》2003年第2期。

13 楊春忠：《本事遷移理論視界中的經典再生產》，《中國比較文學》2006年第1期。

14 [法] 皮埃爾·布迪厄：《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頁。

15 [美]保羅·施拉德：《排行榜經典標準的來源》，李二仕譯，《世界電影》2008年第1期。

16 戴錦華：《重寫紅色經典》，《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陳平原編，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 507 頁。

17 戴錦華：《救贖與消費》，《媒介哲學》，王岳川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 69 頁。

18 黎平：《一個電影導演的藝術道路—記峨眉電影制片廠導演王冀邢》，《電影作品》1995年第3期。

19 於曼：《紅色經典——從小說到電視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20 高楠：《文學經典的危言與大眾趣味權力化》，《文學評論》2005年第6期。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