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高平作為詩人，新時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創作了多部（篇）長中短篇歷史小說，如《倉央嘉措》堪稱其這方面的代表作。其歷史小說具有鮮明的詩化特征，表現在作為創作主體的詩人氣質、詩人思維和詩人特質灌注于其整個歷史小說創作過程當中；其多年歷練和養成的出神入化的詩藝、技巧滲透于其歷史小說文本當中；濃烈的家國情懷平添了其歷史小說的詩化色彩。

關鍵詞：高平 歷史小說 詩性思維 詩化小說

高平（1932—2023），山東濟南人，當代著名詩人。1949年8月全國解放前夕參加解放軍，先后在第一野戰軍、西南軍區、西藏軍區擔任創作員，甘肅省歌劇團編劇，甘肅省文聯專業作家，1990-2000年擔任甘肅省作協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甘肅省作協名譽主席等，曾獲“甘肅省文藝終身成就獎”等。他的詩作被寫入美國學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作為1950年代的代表性詩人，他的朋友圈有馮牧、公劉、白樺、邵燕祥、流沙河、徐懷中、孔孚等。除了詩歌創作，高平兼涉歌劇、影視劇、散文、雜文、紀實文學、古典詩詞研究、詩論詩學等。新世紀以來，高平基于對西部特別是西藏和故鄉歷史的長期關注和研究，出版、發表了多部（篇）帶有歷史小說性質的作品，顯示出一個1950年代成長起來的西藏詩人、西部詩人、歸來的詩人、新邊塞詩人多方面的藝術才華和杰出成就。本文僅就高平歷史小說創作的詩化色彩、詩性特征做一分析。

一、詩人氣質與歷史小說創作

新時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詩化小說”逐漸成為文學研究和評論界的一個小小的熱點。從“五四”到1940年代，從魯迅、郁達夫到沈從文、李健吾、廢名、汪曾祺等京派，再到蕭紅、孫犁；從茹志鵑到早期鐵凝、王安憶，到張煒、何立偉、遲子建、劉亮程等，都被稱為“詩化小說家”。詩化小說作為小說大家族中的重要一派，而且和思想解放、個性自由息息相關。“隨著新時期人性解放與人道主義復蘇，注重個體感受性的感性思維在詩化小說中重新得到發掘與認可。”1而詩人小說家的小說灌注著濃郁的詩人情懷，正是他把詩人的個體性體驗和感受通過小說形式呈現出來的情感特征。沈從文、汪曾祺等小說家身上有一種中國人的“溫良”，這正如汪曾祺自稱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高平也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高平小說首要的藝術特點，就是作者的詩人身份、詩人氣質和詩人情懷滲透于其中；而其詩人氣質和情懷同“抒情的人道主義”的結合，形成了高平小說強烈的詩化特征。

高平的身份首先是中國當代詩人。1950年代，高平是毫無保留的新中國、新生活、新西藏的熱烈歌頌者。1958年7月他卻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徹底平反。復出后，他逐漸恢復了創作元氣，創作了大量的優秀詩作，出版了多部長篇敘事詩、抒情詩集。高平還是詩學家、詩評家。他潛心研究寫西藏的清詩，有《清人詠藏詩詞選注》；對中國古代詩學有精深的研究，并結合詩歌形式，將學術探討和詩歌創作結合。同時將古代經典進行新的闡釋，著有《易經詩解》《譯道》等。

但直到新世紀之初，高平才得以發表和出版小說作品。除了少量描寫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他的大部分小說可歸為歷史小說。代表作長篇歷史小說《雪域詩佛——六世達賴喇嘛傳奇》創作完成于1983年，直到200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后改名《倉央嘉措——六世達賴喇嘛》。至2016年的13年內，至少出版了6個版本，被《亞洲周刊》評為2010年度全球華文十大小說之一，被《作家文摘報》評為“2010年最具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他還有描寫著西藏和藏地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的其他歷史小說，如中短篇小說集《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包括短篇小說《朝陽》《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和中篇小說《虎頭冠》等），長篇小說《文成公主外傳》，以及表現現代佛教信仰和隴地名勝古跡的中篇小說《現代供養人》，描寫抗日戰爭時期故鄉山東濟陽風土人情的長篇小說《濟水村》等。

倉央嘉措生活于清康熙時期，是一個集情人、詩人和達賴喇嘛于一身的歷史人物。以此作為原型，并充分表現出錯綜復雜的西藏歷史和人物關系的傳記體小說作品，需有文學、藝術、歷史、宗教、政治、軍事、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才華和能力。在某種意義上看，為倉央嘉措作傳，非高平莫屬。他1951年19歲時第一次隨解放軍徒步進藏開始，直到1958年7月他被補打為“右派”而離開西藏，在西藏八年時間，后來三次赴藏，又在西藏住了好幾個月，高平的精神世界中有一種強烈的“西藏情結”。七十余年來，他創作了大量表現西藏的詩作。

《倉央嘉措》是高平的詩人情懷、史詩筆觸、詩性情感和詩意語言的完美融合的杰作。高平5歲到13歲，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在故鄉山東濟陽家鄉上小學，母親教給他很多唐詩宋詞，講了很多民謠民歌、傳說故事。高平數十年詩歌創作實踐更是他能深刻理解并出色表現倉央嘉措短暫而悲劇一生的重要主體因素。小說所描寫和刻畫的主人公六世達賴喇嘛，還是多情的戀人宕桑汪波，更是情詩作者倉央嘉措。這個歷史人物可謂是中國宗教信仰文化中的一個獨特的“三位一體”。

小說中的阿旺加措六歲時父親去世。美麗、善良、聰慧的阿媽給他唱了無數的民歌，明快的語言、貼切的比喻、鏗鏘的節奏，樸實、真誠、深厚的情思，都使他著迷、感動。阿旺九歲時被迫離開家鄉，離開了阿媽。在寺廟學習的四年，阿旺四次申請回家鄉探望母親，可是卻四次被斷然拒絕。這期間，阿媽凄然離世。這是阿旺嘉措對佛經、佛教和經師們產生深刻的迷惑、怨恨乃至反感的重要原因，哪怕他后來成了六世達賴。

小說的詩意或詩化自然是被敘述者或作者所賦予的，但它也要和所描寫的對象和氛圍相契合。高平是杰出的詩人，他還懂戲曲、戲劇，會唱京戲、拉京胡，還是歌劇編劇。所以，高平在創作歷史小說時，其敘述語言就有詩語的那種簡約而豐盈的意蘊；其人物塑造或故事情節往往用優美的沉思或內心獨白呈現，亦充滿盎然的意趣。他還把文學的近鄰如戲曲戲劇、音樂、繪畫，拉來幫襯小說的表達。阿旺嘉措所在寺廟的小鎮乞丐次旦堆古伴著琴聲，唱起蒼老渾厚的歌：“山桃花開得很美麗，/成群的鸚鵡壓彎了樹枝，/姑娘你是否愿意跟我去？/那里是春光明媚的凈地。”無論是幸福、富足，還是不幸、乞討，只要跟詩和音樂聯系起來，就化為永恒。“詩，一旦和音樂結合，它的韻味，是紙上的文字和口中的朗讀都比不過的。”這是敘述者由衷的感慨，是平凡生活的升華，也是生命真諦的揭示。如果作者沒有對藝術的深切理解，斷不能發出如此精彩的議論的。

高平還善于調動他的軍旅生涯的積淀和潛質，力圖在描寫六世達賴喇嘛個性化的情感生活的同時，寫出西藏的政治、軍事、權力斗爭的歷史畫卷。第巴桑結甲措不但領導了布達拉宮的擴建，由白宮擴至紅宮，他還試圖把清朝的蒙古部落、西域部落和西藏結成一體，以從中獲取無限的利益和聲名。他修建五世達賴的靈塔殿，安排繪制順治皇帝接見五世達賴的巨幅畫像，可謂風光無兩。但就在他巡視宮殿竣工的現場，發生了不和諧的一幕。輝煌的壁畫中繪有一個被砸死的農奴筑工。農工的母親千里迢迢地來到布達拉宮，嚎啕著撲向兒子的畫像，并向第巴訴說這悲劇。第巴吩咐人送老婦銀子，但她卻只想索要一碗佛前的圣水。可她喝了幾天后就到天堂會見兒子去了。富麗堂皇的布達拉宮，浸染了多少農奴工的生命和鮮血！在它附近就是后來“制作鼓面的人皮，制作法號的處女腿骨，制作酥油燈碗的人的頭骨”的場所。在浪漫、詩意、虔信的外表下，埋藏著無數的罪惡、盤剝和丑陋。富貴與貧賤、虔誠與褻瀆、天堂與地獄……強烈的對比可以說也是小說浪漫詩化的一個方面。

《朝陽》是高平寫于1981年、發表于1990年的一個短篇小說，后收入中短篇小說集《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由于小說寫作的年代和主旨，可視為一篇傷痕—反思文學作品，但它不是靠寫實的情節和細節，而是以第一人稱角度，運用心理分析和內心獨白等敘述方式，講述一對藏族青年男女“文革”中及其后的表現和遭際，特別是兩個人的情感糾葛。在新時期那個回蕩著人道主義和主體哲學回聲的年代，小說凸顯了兩個年輕人曲折、卑微、復雜的人生軌跡，以富有激情的語言表達了個人獨立、婚戀自由的時代精神。卡車司機的“我”（藏名“尕藏”，縣長的兒子，在文革開始時改為漢名“向東”），在拉薩的書店看到自己家鄉的報紙，上載有自己失蹤了的女友朝陽（藏名“卓瑪”，縣委書記的女兒）的父親被平反的消息，而在返程的路上他竟巧遇朝陽。此時有一段描寫：“她抬起頭來，對著蠟燭的光暈閃動著眼睛，那正是像珍珠一樣穿在我的肋骨間的、像松耳石一樣鑲在我的心坎里的、像仙人掌一樣刺在我的血管上的、像閃電一樣射在我的靈魂中的他的眼睛啊！”最后，朝陽和向東，有情人終成眷屬。

《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似與高平長篇敘事詩《大雪紛飛》及《紫丁香》有著某種隱秘的聯系，只不過它們采用了不同的文學形式而已。《大雪紛飛》作為高平的詩歌代表作，表現的是罪惡農奴制度下藏族姑娘央瑾和小伙江卡的愛情悲劇，以及央瑾為農奴主冒雪尋找失蹤羊群的故事。《紫丁香》寫的是居住在怒江兩岸的青年男女藏布與巴珍相愛的故事。在幻夢中他們克服了怒江的阻隔，實現了自己的愿望，踏著紫丁香花鋪成的道路，甜蜜地相會在一起。可嚴酷的現實是，當他倆各自走向對方，卻被無情的怒江水吞噬了。《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可以說把上述兩個詩篇結合在一起，以小說的形式把一對藏族農奴的戀情及其悲劇結局娓娓道來。格朗雪吉是索巴老爺莊園的男奴，益喜拉姆和媽媽則屬于達娃太太的莊園，兩個莊園毗鄰。格朗和益喜自小相親，長大相愛。待到格朗向索巴言明要和益喜結婚，要索巴恩準。可是，歹毒狠心的索巴提出了條件，讓他享有初夜權，或者讓達娃太太出一匹馬、兩頭牦牛、三只羊，外加格朗吃了十多年的糌粑和鹽茶錢。格朗自然滿足不了。兩個熱戀的青年男女在寒冷的冬天里，在山坡上的龍須柳下的月夜，鋪上益喜的小袍子，蓋上格朗的大袍子，昏天暗地又興奮癲狂地結合在一起。翌日，龍須柳下多出了一座小小的雪堆，“像是縮小了多少萬倍的珠穆拉瑪峰”。大地一片蒼茫。

詩人小說家高平要為改變農奴的悲慘命運而發聲、寫作。此時，他的詩人情懷和才華傾注于筆端，時而高亢，時而婉轉，時而憤激，時而溫馨，無論是描寫還是抒情，敘述還是對話，都帶有老詩人的那份真摯的情懷。像寫格朗和益喜擁抱在一起的對話：“我不給他們生小奴隸！”“對，他們就是允許，也不給老狼生小羊。”“誰稀罕他們的允許？”“就是！月亮升上來，要誰允許呀？”“對，我們自己允許！”“太陽落下去，要誰允許呀？”“溪水流到河里，要誰允許呀？”“小鳥落到樹上，要誰允許呀？”“你的心鉆進我的心，只要我允許。”“我的身貼著你的身，只要你允許。”熱戀著的赤裸的益喜拉姆身上，散發著沁人心脾的氣味。作者把這兩個藏族青年農奴愛情的高峰體驗，寫得驚心動魄、酣暢淋漓、一波三折、奇幻無比。但愛的極致竟然就是兩人的死亡。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的情節，帶有藏漢民歌的語言特色，造就了小說特有的詩化之美。

總之，作為創作主體的高平的詩人情懷和藝術家氣質，全面、深刻、立體地滲入其歷史小說的創作中，為這些作品打上了獨特而濃郁的詩化色彩和詩性特征。

二、詩性思維與歷史小說創作

詩歌本身及詩藝、詩性語言成為小說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平小說創作詩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除了很多帶有詩性色彩的民謠、民諺，山東呂劇、河北梆子、京戲、信天游、花兒等，還有很多敘述、描寫、抒情、議論等直接采用了詩歌形式。從《倉央嘉措》這部直接描寫作為詩人、情圣的六世達賴喇嘛開始，高平便直接在小說文本中自然熨帖地大量運用詩歌，或用充滿詩意的語言來營構小說。倉央嘉措的幸福和痛苦都來源于他追求個性、自由和愛情，以及這種追求同他的身份、所處時代和被卷入的政治等外力所導致的矛盾分不開。

對主人公倉央嘉措同四個情人的四段愛情生活的描寫是這部小說的重頭戲。小說對這位達賴喇嘛的情愛史的描寫是從人性、人道和愛情美學的角度，表現了主人公愛情世界的甜蜜、痛苦、率真與繁復之美。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便是詩歌運用和詩化呈現。倉央嘉措與四個情人的關系，激發出了他潛藏的詩歌才華，促使他成了一個杰出的詩人。

初戀時，阿旺嘉措還不曉得自己是轉世靈童，即未來的六世達賴喇嘛。但黃教僧生的身份，讓他不能自由地戀愛。在巴桑寺所在小鎮，他認識了小雜貨店主的侄女仁增旺姆。她父母早逝，她流落至姨母處。他與她的相遇，像火石電光般，在各自的內心激起了海浪般的強烈愛情。“在美好的初戀階段，/我還是第一次嘗到甘甜。/戀人呀，我請求你，/千萬別把我的愛情折斷。”這是遠處傳來的騎馬趕路青年人的悠揚情歌。他的初戀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他絞盡腦汁，最終將藏族民歌的“諧體”和漢文詩的“三臺詞”結合，寫出了他的詩歌處女作——

心中愛慕的人兒，

若能百年偕老，

就像大海深處，

撈來奇珍異寶。

白天的奇遇，甜蜜的細節，讓他難以安睡，他借著月光又作詩一首：“從那東方的山崗，/升起了皎潔的月亮，/含母愛的姑娘臉龐，/浮現在我的心上。”情動情愛情深，激發激蕩激情，情人詩人僧人合一，就像靈魂與精神難分。他為她寫了大量的直抒胸臆或率真熱烈的情詩。甚至連情人間的對話也充滿了詩意，阿旺對旺姆說：“詩不是文字寫成的，是情意點燃的；你點燃了我，我就會作詩了。”“凜凜草上落霜，/颼颼寒風刮起；鮮花和蜜蜂兒啊，/怎么能不分離？”身處深宮的倉央嘉措，突然被迫中斷了他的美好初戀。“那開滿桃花的深谷，少女含羞的嬌顏，湖水般的藍天，哈達似的白云……”時時浮現在眼前。可他在這金頂的宮中，卻似囚牢一般，心底是溫柔又痛苦的。很久之后他才知曉，仁增旺姆早已被迫嫁人。感情和理性，就好似草原和雪山，相輔相成。他痛定思痛，把自己追求愛情和愛眾生看作是鳥之兩翼，他要協調好。況且發生在這座高貴的宮殿里就有松贊干布娶了多位公主，有第三任第巴包養一個美麗女人并且為了她而辭職隱居的先例。

第二個情人是叫白珍的破落藏族貴族的小姐。在拉薩城里，倉央嘉措從一個佛爺，重新成了一只可以自由飛翔的鳥兒，一條游進大海的魚兒，一匹奔跑在草原的馬兒。他化名宕桑汪波，邂逅了白珍，但她重財輕義。白珍向他講了五世達賴的情人和他們生的孩子，原來就是現任第巴！她很老道地解除了倉央嘉措的精神負擔，“他感到六世和五世、倉央嘉措和宕桑汪波、佛和人，不再有什么區別，也不應該有什么區別了”。兩個人的關系很快便結束了。他們的情事，倉央嘉措也用了多首詩來表達和記錄，連起來簡直就像是一首長長的敘事詩。其中有“姑娘肌膚似玉，/被里柔情擁抱；/莫非虛情假意，/騙我少年的財寶？”多情、善良、憂愁的倉央嘉措還是把她形容為“金色的小蜂”，既能釀出甜蜜，也能刺蟄傷人。失戀的宕桑汪波，只有靠詩歌和青稞酒來宣泄和麻醉自己。他的第三段情史是在布達拉宮下的酒店發生的。四十多歲的女店主央宗給他介紹了一個離婚女人達娃，她是個只重視與男人睡覺的女人。他們也很快分手，這同樣讓他詩情澎湃，表達的依然是痛苦和無奈。

在小說中，倉央嘉措真有一個集美貌、智慧、善良、溫柔于一身的情人。這便是他的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情人——于瓊卓嘎。這場愛情是他作為情人所體驗到的最為跌宕起伏、最為驚心動魄的靈與肉的震顫。這位全拉薩無雙的美麗姑娘，“走到街上像公主，坐到店里像菩薩，飛到天空像仙女”，會唱藏戲，扮演過文成公主，尤為珍貴的是她只看重男人的才學和情誼。她的母親就是那位喝了一碗第巴的“圣水”喪命的老太太，而她為了不被家鄉工布的老爺龍夏霸占而逃到拉薩，成了盲人藏戲演員多吉老人的女兒。19歲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在央宗的酒店小包房里，她真誠地向宕桑汪波講述起自己的遭際。她的略帶憂傷的美麗容貌、柔婉的身段、坦率的性格、高貴的氣質，開始是被家鄉工布的激流、森林、雪峰、花鳥所滋養，后來又被歌舞、藏戲、阿爸的彈唱所綻開，現在又被宕桑汪波的才學、詩歌、文雅放大了。她讓他作詩，這讓倉央嘉措感到愛才的姑娘比愛財的姑娘更值得愛。他用詩歌來表達自己離別時忐忑不安的心情，“心兒跟她去了，/夜里不能安睡；/白天又未如愿，/叫我意冷心灰”。兩個人都失眠了。倉央嘉措連夜作了“三箭”和“三誓”兩組詩，把他的才華和愛情都鄭重而巧妙地傾注于詩行。了解真相的第巴要他進山修行，可是他以身體欠佳為由推脫。但他們的熱戀沒有了機會，唯有各自孤獨地遙望對方生活的地方，相思日甚一日。

作為一個宗教象征，六世達賴在政界、軍界、宗教界的夾縫里生活，除了皇帝，在信眾看來他雍容華貴、至高無上，實際上只有他自己和第巴等極少數人知道，他是最不自由的可憐之人。所以，當第巴、拉藏汗、三大寺堪布作為隨從陪他到日喀則接受五世班禪的受戒時，他卻做出了令人震驚的舉措。就在扎什倫布寺外，在五世班禪面前，他脫下袈裟，拒絕受戒。他心中唯一的幸福源泉就是和于瓊卓嘎的愛情，因為“她愛我像我愛她一樣”，心心相印。返回拉薩的倉央嘉措，得續前緣，夜里約會于瓊卓嘎，踏雪返回宮中。在春光明媚時，他們在林卡里過夜。這自然使第巴和倉央嘉措的矛盾日漸加深，也給了蒙古人拉藏汗以達賴褻瀆神靈的口實，從而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第巴為了阻止六世達賴和于瓊卓嘎的交往，召見了卓嘎的主人龍夏。于是，于瓊卓嘎失蹤了。危機時刻，拉藏汗又火上澆油，向皇帝密報第巴和倉央嘉措的瀆職、褻瀆行為。康熙派使者趕赴拉薩，向第巴宣旨，揭露他欺騙達賴、班禪，隱瞞五世達賴逝世、破壞宗喀巴教義、暗中勾結噶爾丹等諸種罪狀。最后，第巴和拉藏汗展開了血腥的爭斗。結果是第巴桑結被捕，旋即被殺。

在如此險惡的政治軍事氛圍中，追求個性自由、愛情幸福的倉央嘉措，簡直就像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隨之快速地滑向傾覆的邊緣。拉藏汗接到康熙帝的旨令，要將六世達賴執送京城。但中途又傳旨變卦，京城里不好供養這位達賴。倉央嘉措唯有逃走，可他卻沒有逃走的念想。月夜下，青海湖邊懸崖上，他迎風而立。他最摯愛的情人于瓊卓嘎一路披星戴月、歷經艱難地來尋找他，在朦朧中看到他的一剎那，倉央嘉措面對青藍的湖水喊了一句“于瓊卓嘎”！隨即他被拉藏汗的一個蒙面兵士殘忍地推下了懸崖。這個戀人最后那種戲劇性的決絕場面，對彼此來說可謂心有靈犀。對她來說，刻骨銘心，石破天驚！而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心中也唯有她！小說的結尾，于瓊卓嘎長長地向倉央嘉措傾訴著自己被擄走歲月里的痛苦和相思。在他剛剛站過的懸崖，望著湖中明月，她喊著“倉央嘉措！”決絕地向清冷潔凈的湖水撲了下去……兩個靈與肉相愛的人終于在再次相遇了。小說將倉央嘉措和于瓊卓嘎的愛情描寫得如此凄美、濃烈、哀傷！

高平其他的歷史小說同樣洋溢著強烈的詩性智慧或詩化色彩，且大多圍繞人性和神性、愛情和禁欲、自由和禁錮等展開故事敘述、人物塑造。《現代供養人》寫的是一對青年戀人，由于各自父親的阻攔而不能發展情緣，但兩人有共同的心愿，就是從家鄉西安到甘肅敦煌，姜樹競到敦煌學佛畫，劉仁慧要到敦煌出家做尼姑，遂一路同行。倆人都正值十七八歲的妙齡，只好以新婚夫妻名義同行同宿，但又絕不能越雷池半步。對姜樹競來說，一路上他們甚至連平涼崆峒山上所見的交尾的一對鳥兒都不如。小說將這種愛而不能得的境地，敘述得委婉有致、節制壓抑。小說的敘述語言也充滿了古詩詞與敘述語言的詩化色彩。如二人在天水南郭寺，聽了山上的趙半仙講到的春秋柏，和孔子同齡，連杜甫都來朝拜過。這種語言既不無夸張、虛飾之嫌，但很符合古跡名勝的風貌。姜樹競晚上躺在旅館的床上，借著月光看到劉仁慧像蓮藕一樣白皙的胳膊，想起杜甫《月夜》的詩句：“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這讓正在青春期的他不禁心生愛欲，仁慧的云鬟玉璧就在眼前，自己卻不能接觸，而只能胡思亂想，遂步出旅館，只身賞月。

到達敦煌莫高窟后，他們參觀了那些雖被廢棄但精美無比的洞窟壁畫，順訪了有學問的高僧和正在考察的教授，但劉仁慧一心出家當尼姑的念想，在他們逛過了鳴沙山、月牙泉之后，牽引著她到附近一所寺廟當了尼姑。姜樹競在莫高窟附近居留下來，觀摩壁畫，向放羊老漢、考察專家虛心求教，發現了很多洞窟里舊時畫家或畫匠留下來的“供養人”畫像。這是一出現代青年的發乎情而止乎禮的情感大戲，又經過了隴地的純凈沙海的過濾，像月牙泉水的洗濯之后，超越了肉身的欲望之海，而趨于凈化和自我救贖的境界。但終是情緣未了，仁慧有時在廟里望著三危山出神，那是樹競所在的莫高窟的方向。她竟然在與樹競分手半個月后就去世了。靜玉小尼姑給樹競捎來一封信，原來是仁慧唯一的日記，提到自己“塵緣未了，佛緣太淺”。而據佛教規矩，她的墓是不能讓男人們知道的，樹競也就不能為仁慧掃墓、立碑。對繪畫充滿興趣的姜樹競，思念著他的愛人，用別人落下的筆墨在一個大洞窟的空白處，畫了一幅劉仁慧的畫像。于是，整個莫高窟唯一的“現代供養人”畫像誕生了。塵緣與佛緣的交織、交戰，最終也未分出高下或勝負。《現代供養人》的敘事跌宕起伏，結局令人唏噓感慨。小說的結構和節奏，有一種抒情的、浪漫的調性，在兩個人物獨特的西行之途上，遍歷甘肅省的各個重要地區和名勝古跡，簡直像一個充滿了故事的導游美圖，讓人感傷但不感突兀，而是在兩位主人公們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中，將歷史、地理、風俗、人情、文物、風景、宗教、信仰的曲折與美好、黑暗與光明、神秘與平凡、溫馨與恐怖，同正發生著的男女青年的矛盾、糾結的情感故事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共筑起這種真實與虛幻相結合的敘事的大廈。

《文成公主外傳》營造了一種凄楚、哀婉又深邃、遼遠的故事及意境。小說中的文成公主，既非皇帝唐太宗的親生女兒，也不是禮部尚書李道宗的親生女兒，而是李道宗在一座縣城里撿來的孤兒，名叫文兒。在吐蕃王松贊干布再次向大唐求親時，太宗就要求李道宗將女兒擢升為公主，再許配吐蕃王。這李夫婦商量后，就把婢女文兒當作自己的女兒，稟奏皇帝，因其名為文兒，又能成就唐蕃和睦的大事，于是賜名“文成公主”。吐蕃使者、大論（首相）噶爾東贊一見到文成公主，被其氣度和美麗所震驚和傾倒，頓然有失態之舉。因太宗留他在長安，噶爾東贊不能隨行護送。唐太宗又遣李道宗為持節護送，文成公主一行一路顛簸，終于與松贊干布的迎親團隊會于星海宿。小說寫出了這一和親故事傳奇性，特別注重渲染出嫁路上、在邏些（今拉薩）和藏南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從而使得敘述既搖曳生姿、跌宕起伏，充滿或壯麗或婉約的詩情畫意。“翠藍的天空，飄動的白云，倒影在綠得發青的雅魯藏布江水中。成熟了青稞像金黃的地毯，鋪滿了南岸的平原。遠方雪山頂峰的積雪，在明亮的太陽下閃著銀光。偶爾又高亢嘹亮的山歌回蕩在長空，引得山坡上的牛羊停止了吃草。一切色彩都是鮮艷的，透亮的，醉人的。”這是小說開頭的一段對吐蕃自然風光的描寫，帶著濃厚的抒情意味。這種描寫在小說文本中隨處可見，和故事的推衍、人物的刻畫相協調。當松贊干布初見文成公主，竟然說了一句“你的服飾好美啊！”這給文成公主的心靈留下了長久而深刻的烙印，這近乎于羞辱性的見面語，使她面對夫君時，“總是像一朵花，不能全瓣地開放；像一只鳥，不能展翅最高地翱翔；像一座山，不能裸露出巖石；像一條江，不能筆直地流淌”。文成公主的命運實際上是政治造成的，她和松贊干布并沒有多少感情。噶爾東贊暗戀著她，在他征戰吐谷渾國時染病，臨死前，他給文成公主寫了一封信，托旺堆密送給她，其中有如下熱烈的詞句：“您的身體像微風中的楊柳一般多姿輕盈，您的聲音比任何鳥叫和樂器都悅耳好聽，您的笑容比兒童純真，讓所有的鮮花都顯得呆板，您的每一根頭發都充滿了香氣，飽含著柔情。”無論婉轉的比喻還是直抒胸臆，這種熱烈的愛情（雖然是單相思）也讓文成公主感到生命的豐盈和珍貴。此等文字堪稱浪漫和帶有詩化色彩了。

《文成公主外傳》最具詩化色彩的有兩首詩，是以文成公主的身份和語氣表達的。其一是她即將遠離長安，遠離救命恩人李道宗夫人和小姐的時刻，正值大雪紛飛，她想起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遂口占一詩曰：

西出長安兮大雪飛揚，/淚眼回望兮不見宮墻。/身后有美圖兮藍田種玉，/身前憶慘景兮火燒阿房。/心若孤鴻兮懸空南落，/吐蕃路寒兮何其漫長！/車馬轔轔兮別故土，/旌旗獵獵兮向異邦。/元宵兮無月，/五內兮悲涼。/文成舍身兮何為？/惟愿四海兮安康。

凄楚的離別，孤獨的未來，未卜的前程，但文成公主卻自覺不自覺地擁有了一個公主和王后的博大胸懷，“惟愿四海兮安康”。此等敘述的簡潔與抒情的詩句，傳達的是深具審美張力的詩藝世界，闊大、遼遠、孤絕、悲涼，穿越時空。其二是在她55歲不幸染上天花即將離世之際寫的：

重病臥于吐蕃兮長安不見，/風箏墜于風云兮線斷天邊。/酥油燈搖曳兮月落星殘，/聞雞鳴天曉兮輾轉難眠。/春花早謝兮未結一籽，/空房獨守兮三十一年。/青絲變白發兮過半，/紅顏生皺紋兮不堪！/雨雪霏霏兮青海道上，/楊柳依依兮大昭寺前。/吐蕃臣民兮多良善，/我將永逝兮來相憐。/此身命薄兮無怨，/此生憾深兮無言！/佛祖喚我兮無可留戀，/手抖筆顫兮地轉天旋。

悲苦無依無靠、無告無奈，雖言無怨但遺恨多多。這兩首由小說敘述者代擬的詩可謂濃縮了文成公主傳奇的悲劇人生。但可自我安慰或告慰世人的是，她數十年來兢兢業業，為唐蕃的和睦、吐蕃的安康、民眾的福祉而奔波、勞碌，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她在吐蕃、西藏人民心目中一直以來是近乎圣母大愛的光輝形象。

《濟水村》是高平最新創作的一部自傳式、回憶性長篇小說。小說寫了抗戰期間山東濟陽縣一個叫“濟水村”的村落里的人物和故事。小說同樣大量運用了詩歌這種文學形式來推進情節的發展。如小說寫大水，采取了兒歌的視角：“兒童不知淹田恨，戲水村頭喜作魚。”寫舊時的傳統女性，如纏過足的兩個女人在大街上相遇，是這樣的：“只見四肢小腳不停地倒換著，手臂搖著，腰身扭著，簡直像一種雙人舞。”還有“罵雞”，以戲劇的、獨白的、唱曲的方式，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沒有文化更無修養的農村婦女的形態和神態。主人公李傳卿的大兒子李北12歲，他就張羅著同本縣另一個大學畢業生馮登五17歲的女兒馮珍俊成婚。洞房的對聯是這樣寫的：“未為金殿狀元客，先做洞房探花郎”，橫批是“天作之合”。這是詩歌與民俗融為一體。

在《濟水村》中，高平運用了諸多的意象和意象組合，來表達濟水村的風俗、民情和歷史。像“八路”“四瀆”“叫魂”“乞丐”“龍窩”“炮樓子”“嘟嘟吹”，還有對方言集萃與故事情節中的運用。這些意象、方言激活了敘事和紀實，而且帶上了空靈的詩化意味。這部小說寫的是抗戰八年處于淪陷區的家鄉，正是小說作者從5歲到13歲的年紀，所寫的“那時、那地、那人、那事、那情、那景都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但是我一直無法組織起一個完整的故事，不愿也不需要只塑造一兩個所謂典型的人物，我只想記述那段歷史的形形色色，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當地的風俗人情”。高平在《濟水村》“附記”中如是說。這正符合他作為詩人，以詩化的構思，詩性的語言，跳躍性的敘述，所創作的這部作品的主旨。

總之，高平歷史小說中的詩藝技巧、詩歌文本、詩性思維是小說詩化特色形成的基礎。把小說的敘述和語言加以詩藝化，以詩意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宗教和人性、愛情，并以詩化的形式來加以表達，構成了高平歷史小說詩化特征。

三、家國情結與歷史小說創作

高平在西藏、甘肅、山東、北平（北京）等地長久生活過，他對這些地方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的長久關注、觀察、研究，形成了詩人一以貫之的濃郁情感和詩性品格。在創作小說時，這種濃郁的華夏品格、地方色彩、藏族風情、宗教信仰、佛教思想所構成的高平的具有豐富層次的家國情懷，就滲透于小說文本的字里行間。

《文成公主外傳》和《倉央嘉措》有異曲同工之妙。兩部小說都是寫西藏的，不過《文成公主外傳》是寫為了漢藏民族的和睦和團結，而犧牲自己青春和幸福的文成公主。之所以稱為“外傳”，據作者所言，是在史實的基礎上進行了合理合情的想象和虛構，以更符合或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這種詩的想象與虛構，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更具有普遍性而更接近于真理（真實）。在高平看來，無論藏傳佛教還是漢傳佛教，抑或其他宗教，總是要從人的角度、人性的層面去加以觀照，才是符合人道的。唐蕃或漢藏和親，是皇帝唐太宗犧牲族弟李道宗家中一個16歲婢女的幸福，而成就的一番名垂青史的民族團結的大事。這個敘述的基調決定了小說的基本審美原則。這既是從歷史事實，也是從合理合情的想象出發來敘述的。對文成公主這個連接漢藏的歷史人物的關注，對高平來說持續了數十年。她甚至成為詩人高平的“西藏情結”中最亮麗的珍珠般的“結晶”。她的隱忍、犧牲，她的美麗、善良，她的貢獻和巨大影響力，終于在2020年促成了這一小說的誕生，算是了卻了高平創作生涯中的一樁心事。

中篇小說《虎頭冠》采用的是章回體，每回都用兩句五言詩來命名，如此便先聲奪人地具有了詩性色彩。小說描寫1841年道光年間藏民自四川出發，趕赴浙江寧波鎮海一帶抗擊英軍。這段隱而不顯的藏兵抗英故事，和廣州三元里的抗英，可謂異曲同工，都體現了我們民族不屈的獨立精神。在創作這部小說之前，高平創作過關于1904年英國侵略西藏的長篇敘事詩《古堡》。《虎頭冠》中的藏族屯兵扎西恰恰就是《古堡》中的主人公格朗雪吉的爺爺。高平的小說與詩歌的聯系，由此可見一斑。更為關鍵的是，《虎頭冠》是高平對中國近代歷史、地理、宗教、政治、軍事等全方位觀照的文學結晶。其中，和他的其他歷史小說一樣，貫穿著他作為詩人小說家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歷史反思精神。小說的詩性或詩化色彩正是因為滲透了這種家國意識而獲得了厚重和深度。

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但以藏族屯兵扎西和大將軍奕經這一兵一帥為主線，將眾多將士、民間人物、英軍將士等統合為一個有機的小說文本中。統帥奕經的所謂“五虎制敵”等，皆荒腔走調，匪夷所思。其中，小說重點寫了寧波之戰，冷兵器和熱兵器遭遇，結果可想而知。藏兵副將阿木讓、通事（漢藏語翻譯）羅梓生、臨時頭領扎西，英勇殺敵，全部壯烈犧牲。鎮海之戰略寫，藏軍首領喀克哩率兵士殊死戰斗，亦壯烈殉國。再寫慈溪之戰，朱貴率領的陜甘軍與索文茂的虎頭兵，包括朱貴的三個兒子，均戰斗到底，全軍為國捐軀。道光皇帝的昏聵、欽差奕經的指揮無能、愚昧顢頇，禮部侍郎文蔚的膽怯逃跑，和英軍首領們的運籌帷幄、沉著理性、熟諳戰略戰術、洞悉世界大勢，形成鮮明對照。中國軍人，從個體的壯烈的犧牲、刻骨的相思、凄美的殉死，到抗英軍隊松垮的備戰、戰略戰術的懵懂、悲壯的抗爭，構成了近代浙東抗英豐富曲折的歷史畫卷。

《虎頭冠》的家國情懷還表現在對扎西與藏漢兩個美麗女人之間的愛情故事的描寫。如果說，與英軍的攻防戰的壯烈犧牲寫出了漢藏將士們深厚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是對國族的獻身，那么，小說對扎西與兩個美麗女性關系的描寫，則體現了人性的尊嚴、家庭和個體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在寧波城幾乎全體藏兵壯烈犧牲后，滿街滿坡都是清兵尸體。此時，小說筆觸一轉，開始敘述遠在川西北大金山的達娃姑娘，她已有身孕，思念著扎西，通過默想和獨白，展現了一個活在愛情中的女孩純美的精神世界。她想象自己的男人扎西英勇殺敵的雄姿，想象自己未來的孩子及其美好的生活，用詩一般的語言來歌頌自己的情人：

你的名字將像家鄉山頂的雷聲，你的腰刀將亮著閃電的光芒，你的虎頭帽上將插上花翎。你的將攥著我的手，滔滔不絕地告訴我：敵人并不比猛獸更難對付，海水并不比家鄉的湖水更藍，思念并不比生病好受，蜜糖并不比重逢更甜。

這是個多么純情的藏族女子啊！此時此刻，美麗的漢族女人阿鳳，正在寧波的殘墻上尋找同樣是她的愛人扎西。一個多月前是扎西進城刺探情報時，因緣巧合，將上吊自殺的阿鳳救了下來。她讓城墻上的壯士小虎將扎西抬到她曾經的家，和扎西的遺體緊緊擁抱著，并用他的腰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鮮紅的熱血浸在她潔白的衣裙上，像一簇正在盛開的紅玫瑰”。阿鳳和自己心愛的男人倒在了一起。扎西與這兩個女人的愛情遭際，顯出一種崇高與凄美相結合的別樣意境。

這畫卷，有美麗、和諧、自在、灑脫，也有丑陋、悖謬、禁錮、荒唐，如此才構成真正豐富的詩意，才生成詩化的小說。文學藝術就是創造一個不同于素常世界的奇異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虎頭冠》將小說的詩化之路做了拓展。

在《濟水村》中，高平將山東濟陽家鄉近現代歷史和自己的經歷、體驗作為題材，寫了抗戰淪陷時期的的“聞韶縣濟水村”。濟水村這個特殊的時空載體似乎構成了小說的主角，除了先鋒小說家殘雪《黃泥街》等，這在當代小說中較為罕見。這是該小說在“詩化性”方面的一個探索。發源于王屋山的太乙池即河南省西北部的濟源市的濟水，古代謂之“四瀆”之一。它有自己的源頭，屢次時隱時現，終能獨流入海，有一種“獨而尊”的精神，瀆就是獨。白居易曾放聲長吟：“惟獨是清濟，萬古同悠悠。”清咸豐五年，黃河決堤改道，“濟水就被黃河吞并了，鳩占鵲巢，黃占濟巢”。從此清泠泠的濟水就被混濁的黃河徹底霸占，濟水村一帶就生活在了懸河之下，不但得不到黃河水的滋養，還要擔心河水的決堤和泛濫。小說平和的敘述語調，盡顯作者的故鄉情懷。主人公李傳卿雖是法律專業出身，但在抗戰期間，由博苑縣看守所長，返家主辦小學校，并親自擔任音樂課程。他給小學生們教的第一首歌便是《蘇武牧羊》，蒼勁而悲涼的曲調在教室內響起，“轉眼北風吹，雁群塞關飛，白發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帷”；最后兩句是“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定使匈奴心驚膽碎，拱服漢德威”。借清末民初教育家蔣蔭棠歌頌蘇武氣節的詩作，來感染、教育、激發孩子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懷。

小說塑造了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初中教師馮登五，他的愛國情懷和詩人氣質更加明顯。他教授國文，堅決不用淪陷區殖民課本，而是自選教材，諸如《龜雖壽》《木蘭詩》《桃花源記》《秋聲賦》，岳飛《滿江紅》、袁枚《祭妹文》、朱自清《背影》……都是一些充滿了想象力和藝術魅力的美好詩文。還有現代作家許地山《春底林野》，滿篇全是開智啟慧之文字：“天中底云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它們底舌簧。輕風把它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的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而講到《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馮老師認為，這孤鴻就是詞人蘇軾。他引導孩子們寧當孤鴻以樹鴻鵠之志，也不做同流合污的成群老鴰。古代與現代的美文佳句相互激蕩，讓濟水村的少男少年得以沖破陳腐、守舊、愚昧的思想牢籠，向他們展現了青春、浪漫、文明的未來新境界。

高平歷史小說形象化地闡釋了“家國”的要義。所謂家國情懷，根基在于家、家庭、家鄉，國是建立在家的基礎之上的。但在特殊的年代，國甚至取代了家，比如1950年代，高平在西藏的歲月就基本如此。在他的歷史小說中，我們看不到那種泯滅家而唯有國的極端觀念。無論《文成公主外傳》還是《現代供養人》，無論《虎頭冠》還是《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都是將家與國放在人性、人道、個體、獨立的角度去加以審美觀照的，更遑論《倉央嘉措》更是把人性、愛情和自由放在宗教、集體、帝國之上加以表現和歌頌。所以，我們討論高平歷史小說的家國情懷所體現的詩化特征之時，這是不得不特別指出的重要一點。

結 語

作為詩人小說家的高平，在創作小說時顯得惜墨如金。在談到何以如此？他的回答是除了處于簡練的追求外，“與我寫詩有關，詩是要惜字如金的，容不得一個多余的字，因此養成了節約用字的習慣”2。小說的作者是著名詩人，半個世紀詩歌創作的審美實踐，全面地滲入其歷史小說的創作中。他的詩歌美學深刻地影響了小說美學。這是高平小說深具詩化特征的前提。

高平的歷史小說多集中于西藏、西部、佛教和傳統文化領域，除了《文成公主外傳》寫的是一千余年前吐蕃和大唐的一段歷史，其他的歷史小說多為與三百年來的歷史文化和歷史人物。清代以來和近現代政治、軍事、民俗、宗教宗法（主要是佛教和儒家）是這些小說所依托的歷史文化背景。尤其是《倉央嘉措》等涉及佛教文化的歷史小說，由于將文學（詩歌）、宗教（佛教）和政治（達賴喇嘛、第巴、班禪和蒙古拉藏汗、康熙皇帝等），就使得這些作品帶上了不同于內地漢民族審美心理結構的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和風情。

高平歷史小說創作的總體基調建立在作者及其筆下主人公們強烈的家國情懷之上。高平作為革命軍人，有著滿腔的革命激情和戰士情懷，自告奮勇到艱苦的西藏工作，并多次拒絕到首都北京去工作。他作為1950年代的頌歌詩人，后成為“右派”被迫離開西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農場度日，再到成為省級歌劇團編劇，新時期以來成為歸來的詩人、新邊塞詩人、西部詩人、哲理詩人。這一切都為他創作出引人入勝的系列歷史小說，夯實了閱歷、思想和藝術的雄厚基礎。無論是《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所塑造的卑賤但又追求尊嚴和幸福的戀人格朗雪吉和益喜拉姆，《現代供養人》中在情愛、藝術和信仰中尋覓和徘徊的戀人姜樹競和劉仁慧，還是《文成公主外傳》著力塑造的文成公主傳奇的婚姻和人生，《虎頭冠》所描寫的扎西和達娃、扎西和漢族姑娘阿鳳的愛情，為了國家而奮起抵御外侵的藏族和其他各族將士，《倉央嘉措》中六世達賴喇嘛跌宕起伏的詩酒風流的人生和情愛故事，《濟水村》中的李傳卿、馮登五等抗戰時期的鄉村教師形象，都貫穿著一條主線，那就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但是，這種情懷并非傳統的對君主的愚忠，而是貫通著強烈的個性色彩和人道主義精神。人性的自由、解放，個性的獨立、發展，情愛的追求、張揚，構成了高平歷史小說更為重要的精神品格。

在一個世俗乃至后世俗的散文時代，詩性、詩化對于小說來說，日漸變得稀見、奢侈。但是，真正的藝術其實就是讓在紛亂中生存的人們，如海德格爾所言，擁有一個詩意的棲息地。小說的詩性、詩化追求恰恰是讓這一文學門類實現藝術的這一目的的重要途徑和方式。高平的歷史小說創作的詩化追求及其成就給予我們實實在在的啟示。

[本文系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重點學科2023年開放課題重點項目“元現代文化理論研究”（項目編號：23ZWZD0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陳好修：《新時期“詩化小說”的詩性思維建構及其文體特征》，《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3期。

2 高平：《后記》，《喜馬拉雅山下的情侶》，當代中國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頁。

[作者單位：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邊疆中華文史研究中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