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打工“親歷者”和打工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王十月打工書寫展現了獨特的生存哲學和魔幻現實主義的美學風格。通過分析王十月作品中的“極限情境”、城市化進程中勞資關系的魔幻呈現、自由與公平的荒誕思考、“無工可務”困境以及知識打工者的身份認同困境等主題，本論文呈現了因社會結構巨大變化引發的社會精神遽變，及王十月對于人性、勞資關系、城鄉變化等社會現象的深刻反思。然而，作為當代文壇的成長型作家，王十月仍有進步的空間。

關鍵詞：王十月 打工文學 魔幻現實主義 故鄉 社會現實

目前關于王十月“打工文學”作品的研究角度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底層敘事。主要關注底層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如：柳冬嫵的文章《“打工散文”：來自底層內部的身體書寫》，楊宏海、李云雷的研究《關于打工文學與底層寫作的對話》等；第二，城鎮化對鄉村的影響，如韓德信的《城鎮化與當代打工文學》等；第三，將王十月及其作品作為一則個例和代表，著重于“打工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如：孫夜、顏愛紅、周水濤等的論述。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忽略了王十月作為深度參與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將情感融于現實寫作的獨特風格，忽視了他憑借底層生活經驗，以切身體驗關注城鄉變化的特殊美學角度。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是王十月對底層打工人士書寫、經濟的發展與人心的敗壞的主題、魔幻手法的運用，以及貫穿寫作過程的濃重的反思意味、對人生存困境展示等。

一、“極限情境”：勞資的魔幻關系呈現

一般認為，純粹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都不足以傳達的沉重悲劇，最適合用魔幻現實主義來表達，因為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本質上仍具有現實主義的屬性，是以“西方現代派的異化、荒誕、夢魘等手法，借以反映或影射拉丁美洲的現實，達到對社會事態的揶揄、譴責、揭露、諷刺或抨擊的目的”1。“魔幻現實主義的神奇源出于現實（真實的現實與魔幻的現實），現實本身給作家提供了神奇的創作素材。”2王十月作為打工文學作家里的佼佼者，擅長采用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夸張、象征和隱喻來突顯勞資關系中的極限情境。此外，打工文學更加強調了對勞動者個體內心世界和情感體驗的關注。作家們通過對人性的刻畫，揭示了在極限情境中個體面對的心理挑戰和生存困境。這種關注不僅僅局限于對物質生活條件的描繪，更注重對人類尊嚴和自由的探索，以及對人性在特殊環境中的反應和變化。因此，作為魔幻現實主義的打工文學在揭示勞資關系的劍拔弩張時，往往以“極限情境”書寫來對勞動者的生活經歷進行真實和深刻的描述，展示當代社會中勞資關系的復雜性和矛盾，引發了人們對社會正義和個體自由的深刻思考和討論。

王十月極具個人化色彩，他同情工人的艱辛，認為在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社會環境中難以實現勞資關系的完全對等、和諧，人似乎只能被動接受。在表述“困境”時，除了西方“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外，又兼具荊楚文化“巫蠱”的宗教神秘氣息，中西合璧，如早期作品《白斑馬》《不斷說話》，中期代表者《31區》《活物》《煩躁不安》以及近期的《米島》等，大多趨于神秘又有著血淋淋的人性，他將都市中人與人的關系置于魔幻視野之下，以都市物質文明和消費文明做背景，審視著都市中赤裸的人性，而這其中最精彩的是他對于勞資關系中沖突和糾葛的思考。因此，魔幻現實主義使得他的作品在表達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時，具有超現實的符號和象征性，增強了對社會和個體心理狀態的揭示；而極限情境則指出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極端生存環境和情境，這些情境將人們置于極大的壓力之下，從而凸顯出人性的本質和勞資關系中的沖突與困境。

作為曾經的打工者，王十月對于工人階層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他能夠了解離開土地的外來務工者，在陌生城市的孤獨感和飄零感。《出租屋里的磨刀聲》《文身》《開沖床的人》《不斷說話》《爛尾樓》《關卡》《國家訂單》等短篇小說記載了他自身的經歷，也展示了務工者的孤獨無依的漂泊狀態。《出租屋里的磨刀聲》和《不斷說話》里所展示的都市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隔閡令人不寒而栗；《文身》《關卡》《爛尾樓》等則反思了都市文明下人與人之間的不公平關系，還有《九連環》《白斑馬》等對于都市中女性獨特生存狀態的觀照。不過相比之下，王十月對于勞資關系的思考更具特色，這一類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無碑》短篇小說《國家訂單》《九連環》等，尤其是短篇《國家訂單》極具代表性。在這個故事里勞資關系一度呈現出一種尖銳的對立和緊張，但無論勞方還是資方都是在生存的邊緣掙扎，這就使得勞資的關系呈現出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打工者和老板，看似對立的兩個階層，其實又是緊密的利益相關者，是拴在一條繩上的兩個螞蚱。”3在這里勞資雙方并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也不是完全的互相依存，而是在對立中依存，又在依存中對立。《國家訂單》這個故事突顯了在經濟壓力下，勞方和資方之間的矛盾與協作，以及他們對于生存的迫切需求。故事中小工廠瀕臨破產，勞方和資方面臨生存危機，雙方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和緊張。勞工為了維護自身權益可能會采取罷工等行動，而資方則為了降低成本可能會削減工人福利或裁員。盡管勞資雙方存在對立和矛盾，但又在生存壓力下彼此依存。工人需要工作來謀生，而老板需要員工的勞動來生產產品并維持企業運轉。這種依存關系使得雙方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共存。故事還展現了勞資關系的復雜性，即勞方和資方不僅僅是簡單的對立關系，也不是完全的互相依存。他們在對立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產生矛盾，形成了一種動態的關系模式。因此，通過對打工者和老板生存狀態的描摹、勞資關系中的權力斗爭、生存掙扎，王十月展現了這兩個對立卻又緊密依存的階層之間的錯綜復雜動態關系，突顯了經濟環境下的現實困境和矛盾，反映了都市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與孤獨，以及對人性和社會結構的深刻反思。

王十月甚至寫到勞資關系的劍拔弩張——戰戰兢兢、賠上性命，依然不是勞資雙方理想工作狀態。類似的故事也在《無碑》等作品中上演，王十月對于無良老板不是沒有指責和批判，但他的批判落實在勞資雙方的利益沖突而非人性。他坦承做老板的不易，但也同情工人的艱辛，在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社會環境中實現勞資關系的完全對等、和諧，似乎只能上演“囚徒的困境”。而博弈的結果可能使整個社會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實現社會文明的進步，而王十月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真實地紀錄了這種進步。特區的工廠從一開始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甚至不尊重工人的人權，到后來成立工會，接納工人的意見，社會文明確實是在進步。這一點在長篇小說《無碑》中反映得更充分。如果小老板的工廠倒閉，那么所有的工人就會失業，顯然這并不是工人想要的結果。但是五天五夜不睡覺以及為了加班賠上性命，也不是工人理想的工作狀態。而小老板作為同樣在都市謀生存的外來者，在經歷最初的創業之后并沒有完全脫離外來者的本質，一樣是在城市中尋找著自己的位置，而且更加戰戰兢兢。在這樣的故事設置下，在這種糾結的關系中，任何一方的利益似乎只能以損害另一方為代價，但任何一方又不能舍棄另一方而存在。如此糾結的關系在作者設置的“極限情景”下終于演變成一場慘劇，而作者將這場慘劇總結為“人的渺小和可憐”4。在此，王十月不僅批判了無良老板的行為，也理解并同情工人的處境。在這個困境中，社會文明的進步常常伴隨著痛苦的犧牲和人性的復雜，不禁引發讀者對人類在經濟發展中渺小和可憐的感慨，想知道“上帝在天上看人時，是一個什么樣的視角”5。王十月這種上帝的視角思考超越了個體利益和社會進步的辯證關系，展現了他對在困境中的雙方的同情。

綜上所述，王十月的作品不僅僅是對經濟發展中勞資關系困境的深刻反思，更是一種文學形式上的探索和實驗。通過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他呈現了勞動者在現代社會中所處的極限情境，展現了個體面對社會壓力和心理挑戰時的復雜心理變化。這種創作不僅在文學上富有啟發性，也為讀者提供了對社會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反思。

二、“關”和“卡”：自由與公平的荒誕思考

王十月對現實進行別具匠心的夸張，將現實沖突集中而特殊地表現為類似進入和被禁止的兩種狀態，并具象為“關”和“卡”，突顯了外來務工者在都市中常常面對被阻攔和被證明的狀態，反映了城市中人性的錯綜復雜，以及城鄉社會的不均衡和不對等。而通過描寫打工人群經常體驗到的兩種狀態：一種是被禁止或受阻，另一種是被允許或證明，不僅突顯了城市生活中人際關系的復雜性，也揭示了城鄉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對稱性問題。這種描述可以被視為一種符號化的表達方式，用以探討城市化進程中所引發的社會和人文問題。通過引入“關”和“卡”的象征，作者不僅強調了城市中人們生活狀態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同時也暗示了這些狀態對個體生活和社會交往的深遠影響。更是對城市生活中人性與社會結構復雜關系的深刻思考，是對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與身份沖突的一種象征性闡釋。“特區對懷有夢想進入它的人懷著深深的警戒，所有想進入者先被假定為有罪，你必須拿出充足的證據證明你的無罪與清白。”6這句話似乎可以窺視打工群體荒誕存在的一斑，也不難聯想起卡夫卡的《審判》《城堡》，薩特的《惡心》《墻》等作品。作為親歷者，他對這些社會問題有著真切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揭示了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文明缺失的現實，并呼吁給與外來務工者的權益和尊嚴更多關注和尊重。

在王十月的筆下，治安隊、暫住證、邊防證等這些與改革開放相應而生的名詞經常出現。這些名詞不僅僅是一個個已經消失的歷史符號，同時還是解讀當時外來務工者生存狀態的代碼，如《無碑》《國家訂單》《尋親記》《總有微光照亮》《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不斷說話》《爛尾樓》等等都有相關的描述，但是對于這些現象反映得最為集中的當屬《關卡》。《關卡》記述了作者從農村進入都市的經歷和感想，文章開頭寫到：“南關頭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他橫亙在城鄉之間，把我的世界一分為二。”7這個“關”就是城鄉世界的分水嶺，而外來務工者的世界也被這個“關”割裂為城鄉二元對立的世界。正因為有這樣一個“關”，外來務工者才會“被阻攔”，也因此才需要有“卡”—— 被證明的需要。但是這些證明的獲得并不容易，甚至有時是以出賣自尊為代價的，因為它存在的前提就是假設獲得人是不安定因素，需要被證明是安全的。《關卡》分為兩個部分“關”和“卡”，這兩個部分分別展示了外來務工者生活中兩種無可避免的狀態：被阻攔和被證明，不僅反映了都市中人性的錯綜復雜，也直面著城鄉社會的不均衡、不對等，以及外來務工者在都市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改革開放初期，成千上萬的外來務工者涌入沿海開放城市，對于當地的社會安定的確造成了一些影響。而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采取了簡單粗暴的方法，并沒有更多的考慮到法律、人權等社會倫理。因此伴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忽視個人尊嚴的制度也相應而生。

在這里“關”不僅僅是一個具體存在的劃分地域的實物，它同時是存在于人們心中的關于城鄉都市不可逾越的精神鴻溝。物質的不對等造成了精神的不對等，社會倫理對于公平的解釋出現了偏差。但關外的人仍然前赴后繼地想進入關內，就像王十月說的“進關就像精神鴉片，只是用來畫餅充饑，望梅止渴”。“關”外的農民想進“關”尋求希望，而“關”內的人則帶著警戒的目光排斥著他們。不能入“關”者往往會有悲慘的結局：或者流落街頭，或者被當“三無”人員收容，女性因此被劫財劫色的也時有發生。能否入“關”已經成為外來務工者對于未來幸福的唯一寄托。但荒謬的是“關”雖然是城鄉的分水嶺，卻不是幸福的大門，更多時候它更像“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想出來。而能夠入“關”的人也將經歷人生中更大的磨礪——各種被證明被束縛的“卡”如影隨形：上班卡、離位卡、工卡……各種卡被用來證明務工者的清白與身份，并將這些勞動機器捆綁在崗位上。在這里我們似乎回到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一個人需要用種種“卡”和數字來證明自己身份。在這里王十月不僅批判的是工業管理制度的冷漠，他要展示的是現代社會對于人性的忽視。

“關”和“卡”的存在反映了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的社會所存在的精神缺陷，反映出社會倫理中存在的自由和公平的缺失，正因如此“在這種矛盾沖突下，打工者的人生命運大致分為幾類：對抗城市；融入城市；游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8。而這幾類人物在王十月的打工文學作品中是經常出現的，同時也是他著重塑造的對象。《出租屋里的磨刀聲》的天右成為了“對抗城市”的人；《國家訂單》里的小老板和《子建還鄉》里的子建就是“融入城市”的典型；而《無碑》里的老烏和《尋根團》里的王六一則“游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這一類人也包括王十月自己。在鄉村和都市二元文學空間里，王十月塑造了不同的人物，但不變的主題都是“掙扎的人性”。他展示了城鄉的物質差距，并不諱言由物質差距造成的社會倫理的失衡，以及對于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帶來的人與人之間冷漠隔閡的現實批判。但他更為重視的是在物質發展的同時，人性的復雜和文明的進步。他以悲憫的眼光審視城鄉人性的復雜，以深刻的批判來觀照現實社會，他并沒有陷入對于現代文明的絕望中，他給予批判并寄予美好的愿望。“關”與“卡”也使“無工可務”成為打工者常常面臨的困境。卡夫卡曾以“膠著”形容現代人生存的狀態，意在表現人生存的徒勞，王十月也有類似主題表述。他筆下漂泊的“都市異鄉人”生存在都市與鄉村的夾縫中，甚至“無工可務”，經歷著“單極世界”里人們所難以想象的精神煎熬。

1980年代以來，大批的農民涌入城市，開始謀求改變命運的機會，而城市自身還未做好完善的準備來接待這些“不速之客”，由此而產生了諸多社會矛盾。王十月文字中最令人心驚的莫過于進城務工者的生存的艱辛和精神的焦慮，其中將務工者心酸歷程完整再現的當屬《無碑》。王十月的長篇小說《無碑》通過一個面目丑陋的外來務工者老烏的經歷，將整個都市的發展和務工者的個人命運緊緊聯在一起。老烏因臉上有胎記而被認為面容丑陋，相比其他打工者更難找到工作。他帶著希冀來到都市，打擊卻接踵而至，正如《無碑》中老烏形容的那樣，找工作的群體就像一群沒頭腦的蒼蠅。面對大量涌入的勞動力，工廠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同時也具備了更多的制定不公平交易的籌碼。于是在得到工作之后，他們的生存困境依然無法得到解決。進城務工者“無工可務”的困境，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社會矛盾、外來務工者的生存艱辛和精神焦慮及身處在都市中的困境和無奈。王十月借此呼吁對于務工者權益的關注和尊重，提醒社會應重視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公平和人文關懷。

王十月筆下的工人經常讓人與夏衍筆下的包身工聯系在一起。《包身工》中工人通常面臨長時間的勞動，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低廉的工資。王十月筆下的打工者也面臨一樣的焦慮與困境，并且作為農民，他們一旦離開土地在面對溫飽困境時卻只能屈從。《無碑》里曾這樣描述基德廠對工人的管制：“每天鐵柵門口的告示欄里，會貼出各種各樣的罰款通知，老烏看了，罰款名目之多，當真是聞所未聞。”“若卡上（離開崗位）次數用完……就算尿褲子，也不得離位，否則以遲到論處。”而老板還“通過這種準軍事化管理，將員工變成馴服的、沒有思想的機器”9。《無碑》中李鐘和老烏的兩次失敗罷工，正預示著當時勞資關系的尖銳程度以及不可調和性。罷工失敗后兩人無一例外的被掃地出門。從這個角度來看，打工仔和包身工并沒有什么區別。王十月和夏衍的作品都深刻描繪了工人的生存困境，尤其突顯了在現代化進程中，工人作為底層勞動力所面臨的精神和經濟上的掙扎。這種生存困境反映了社會結構中的深層次問題，包括勞動權利的不平等、社會保障的不完善以及勞資關系的緊張。

三、“第二故鄉”：迷惘而憤怒的知識打工者

王十月還塑造了一批具有豐富知識背景但卻陷入生存困境和身份認同困境的知識打工者，他們試圖將城市作為“第二故鄉”卻無法被認同，從而陷入困境和精神焦慮。“故鄉”寫作是當代文壇一大母體，城鄉之間的不可逾越的差距和身份認同的無法實現，使打工知識分子呈現出永遠的精神困境和迷惘，甚至憤怒、發狂。

短篇小說《示眾》中已經決定退休的老務工者老馮在回家之前想去看看自己親手參與修建的樓房，卻被小區保安以為有不軌企圖，而被迫掛上“我是一個賊”的紙牌站在小區門口示眾。老馮親眼見證了文中楚州的發展，他將最好的年華奉獻給了楚州，在他心里他和楚州是患難與共的，“老馮常常想，這些樓，就像他的孩子一樣哩”10。在經過他修建的大廈小區時，他就像老父親看兒子一樣充滿愛意地細細打量，竟被當成賊當街示眾。城鄉之間天然存在的溝壑，以及身份永遠無法被認同的悲劇。在這里王十月揭示了城鄉之間的隱秘的關系：作為哺育都市成長的鄉村是父母一般的存在，而都市則在成長之后拒絕承認鄉村的身份。城鄉在這里有一種類似人倫的關系。《示眾》里的老馮向保安解釋：我對這些房子有感情。但他馬上覺察到自己的荒謬之處：“你說你一個建筑工，修了一些房子，你和這房子有什么關系呢，有什么感情呢？你這話說出去鬼才會相信呢。”11無論老馮在楚州住多長時間，為楚州的發展貢獻了多少，他始終是一個外人，而這種無法得到的認同就成為在城鄉夾縫中生存的打工者永遠的精神焦慮。在面對物質方面生存困境的同時，這些異鄉漂泊者同時面臨著精神方面的焦慮。這些焦慮主要來自于身份認同的困境和精神的無所依附。一方面打工者要通過城市想象來建構一個都市人的身份，但另一方面都市卻以其巨大的壓迫形成反向的塑造，將打工者邊緣化。知識打工者在努力尋找屬于精神的“第二故鄉”，卻發現被邊緣化而常常感到憤怒、迷惘。

在王十月的筆下，除了都市的鋼筋水泥森林，還有記憶中的鄉村世界。但是失鄉者的記憶出現了偏差，鄉村并不是魂牽夢縈的世外桃源，于是在敘事中鄉村呈現為兩類：記憶中的故鄉和現實中的鄉村。失鄉者記憶中的故鄉寄托了王十月的精神理想和文化想象，這一類故鄉化名為“煙村”“這里的人，受了水的滋養，男人俊美，女人漂亮，這是不必說的，人卻都頂頂聰明，生活總有著自己的智慧”12。總得來說，王十月所描繪的煙村世界是他記憶中的凈土，雖則不是世外桃源，但相比都市世界卻更為純凈美好。而他對于所構建的另一鄉村——“楚州”則給予了更多的批判。在楚州系列的故事里，王十月塑造了一個陰郁沉悶，黑暗無光的世界。無論是鄉村“挽歌”還是鄉村批判，其實都寄托了王十月的鄉土情懷和無家可歸的幽怨。他筆下煙村的人雖有缺點，卻淳樸、善良、堅韌、可愛；當然他們也有自私、虛榮的毛病。煙村系列之一的《子建還鄉》，在這一點上頗有代表性。作為離鄉知識分子的女婿子建，在外辛苦謀生，回鄉后卻遭遇尷尬：大學畢業卻沒初中畢業的同鄉在外混得好。他遭遇了巨大的失落。作為農民的岳父發了財，有了婚外情，子建不遠千里回鄉規勸。他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指責，而是指出岳父“農民”的身份不配“包二奶”。在此，王十月揭露了鄉村世俗的真相：在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之后，即使淳樸的民風也面臨著道德墮落的危機。

煙村的人盼望著離開煙村去見識外面的世界，但見識了外面的世界后又盼望著能回到故鄉，真正回到了故鄉卻發現故鄉已經不是原本的故鄉。就像《濕地》的馬三才，“他離不開這片濕地，離開了，他在外面漂泊時，心里是空落落的。可是回到煙村，面對濕地，他卻無法承受那些啃噬他的心靈痛苦”13。離去和歸來之所以都會產生心靈的痛苦，原因即在于人和故鄉都在發生變化，而且雙方的變化是獨立的，不是同步的，這就使得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尋根團》里的王六一最集中體現了這種矛盾。王六一從鄉村走向都市，一路辛苦打拼終于在都市安家，他“卻總覺得，這里不是他的家，故鄉那個家也不再是他的家，覺得他是一顆飄蕩在城鄉之間的離魂”14。故鄉與都市一樣充斥著人性的喧囂：趨炎附勢、追名逐利同樣每日上演，地方政府為了發展枉顧百姓的生存為污染企業大開方便之門，普通百姓上訪反抗而不可得被恫嚇威脅。而“尋根團”所謂的“尋根”，不過是回到與大都市相比依然不太發達的故鄉進行炫耀，所謂的“衣錦歸鄉”也不過是基于傳統觀念而對“虛榮”的遮掩——“當年逃離故鄉，不正是向往著外面世界的文明與先進嗎？怎么在外面久了，又是那么的討厭外面世界的復雜與浮躁，在回憶中把故鄉想象成了世外桃源。”15

無論是古代的屈原還是現代的魯迅，及至當代的尋根文學，都不曾舍棄原鄉的母題。究其原因，文學中的故鄉并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符號和籍貫代稱，它意味著一個人的精神信仰。而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原因，有論者總結為“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根底上發生的對抗現代文明過分偏執的理性追求因而消弭、忽視人與自然根性聯系的傾向基礎上生成的應急文化策略”16。這兩個原因都從側面反映出都市文明中精神的荒蕪本質，人們無法從鋼筋水泥森林中獲得人生的價值，只好轉而求助于鄉村。不過令人惋惜的是，鄉村也未必就如想象中美好。王十月帶著個人想象塑造著記憶中的鄉村，但那鄉村只是想象中的鄉村，現實中的鄉村正如故鄉一樣是永遠回不去的地方。正如魯迅筆下的魯鎮，記憶中的魯鎮充滿了童趣和安詳，而現實中的魯鎮往往充斥著隔膜和悲涼。王十月筆下的故鄉亦是如此，只不過與魯迅不同的是，他筆下的歸鄉者不再是啟蒙的知識分子而是精神無依的都市飄零者。這里更為復雜的是故鄉之所以回不去，不僅僅是都市飄零者的變化，更是故鄉本身的遽變。

因此，記憶中的故鄉是永遠回不去的地方，除了鄉村自身城市化帶來的環境和精神危機，它自身并不是完美無瑕的救贖地，不堪被寄予精神救贖的期望。都市文明與人性的自我迷失相伴而生，卻又未必互為因果。人性的墮落在于自我的迷失，雖則外因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實質卻在于個人的選擇和文化的熏陶。王十月在其鄉土敘事中寄托了希望，但也有自己的獨立批判，這與上個世紀的鄉土敘事有不同之處。正如論者所言，在當代社會“傳統的鄉土生活和鄉土體驗基本上已經根絕，單純在城鄉對立視野下做對照敘事的思維和格局已近乎土崩瓦解；傳統地域文化意義上的鄉土風俗民情雖局部還留有些許痕跡，但作為立論的范疇也近于沒落”17。因此，“新的文化和諧交融的鄉土姿態”亟需被創造樹立，這也正是王十月鄉村敘事的特點。

余 論

王十月作為改革開放時期的親歷者，通過其獨特的文學風格將情感融入現實寫作，關注城鄉變化的特殊美學角度。其作品包含底層打工人士的同情、經濟發展與人心的敗壞、人性的復雜糾纏等主題，并運用魔幻手法、濃重反思意味和對勞資關系的批判，展示了城市化進程中勞動者的困境和掙扎。王十月塑造了“極限情境”中的勞資關系，以及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隔閡，反映了物質文明背后的精神缺陷和自由與公平的缺失。他運用“關”和“卡”等象征，突顯了城市中外來務工者面臨的阻礙和困境，呼吁關注他們的權益和尊嚴。他通過描寫“無工可務”的困境和知識打工者在城市中的身份認同難題，展現了現代人生存的徒勞和精神焦慮，通過鄉村敘事中的希望與自我批判，展示了鄉土文化的新姿態。總之，王十月以獨特文學風格探討改革開放時期城鄉變革，關注底層勞動者的困境與城市化進程中的人性沖突，展現了物質文明下的精神缺失與勞動者的掙扎，呈現出獨特的魔幻寫實美學風格，如對魔幻元素的引入使得城市打工生活充滿奇幻和不可思議的場景；多象征和隱喻地魔幻化敘事風格使故事更加富有想象力和深度；以魔幻來映射社會現實問題如收容遣送制度、城鄉差距等。將西方魔幻主義的元素融入到中國的打工文學中，不僅是一種文化對話，也是對文學形式的創新嘗試。這種文化融合可以為作品帶來新的視角和詮釋，同時也能夠吸引更廣泛的讀者群體，還可以在保持其深刻現實主題的同時，增添更多的想象力和文學表現力，從而為讀者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和理解視角。但另一方面，王十月打工文學作品有時也呈現選材的重復性，如某些情節的反復出現，創作題材主要集中于打工人的困境等方面，略顯材料匱乏。并且王十月經常跳出文本直接對事件發言，某種程度上有干擾敘事的不足。人物形象方面，大多呈類型化塑造，缺乏如細節刻畫等多層次手法。作為當代文壇的成長型作家，王十月仍有不小進步空間。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學術現代化進程研究”（項目編號：21&ZD26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陳光孚:《“魔幻現實主義”評介》，《文藝研究》1980 年第5期。

2 李德恩:《魔幻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外國文學》1989 年第 6期。

3 4 5 12 13 王十月：《國家訂單》，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3、13、145、145頁。

6 7 王十月：《父與子的戰爭》，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頁。

8 李新、劉雨：《當代文化視野中的打工文學與底層敘事》，《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9 王十月：《無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頁。

10 11 王十月：《成長的儀式》，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36頁。

14 15 王十月：《開沖床的人》，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164頁。

16 17 王建倉：《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敘事詩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頁。

[作者單位：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初等教育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