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學界對新時期文學史雖然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但許多文學史敘述仍然缺少對“邊緣”文學生態的捕捉和文學發生現場的把握，致使一些研究雖則遵奉“知識考古學”的名義，卻只能在舊有的文學史框架和主流話語內打轉?；谖膶W期刊全貌考察，經由文學期刊目錄、文學生產史、數據統計等研究方法的透析，新時期文學史的具體演進與傳統文學史著作的“中斷”（1985）分期法有較大差異，詳細可分為“1979—1983”“1984—1986”“1987—1989”這三個階段。這一視野下的新時期文學史重構，為打撈歷史“中心”話語之外的“邊緣”生態，為重返文學史現場，開拓了新的空間與路徑。

關鍵詞：新時期文學 文學期刊 文學史 目錄

引 言

眾所周知，中國新文學史往往以十年為一代，“十年”也成為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尺度，比較典型的有“現代文學三十年”“重返80年代”“90年代文學”等研究?！靶聲r期文學”與相近的年代文學概念——即“1980年代文學”，已經成為學術界通用的術語。2023年8月，張光芒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以下稱《目錄匯編》）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文學期刊目錄從1976年至1989年，共計112種，是國內外首部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索引工具書，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新時期十余年文學期刊分布、流變及發表文學作品全貌的資料匯編”1，為研究新時期文學史提供了一扇目錄學的考察窗口。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中指出：“目錄之書有三類：一曰部類之后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曰小序解題并無，只著書名者?！?顯然，上述《目錄匯編》屬于余氏所論第三類目錄著作，余嘉錫認為，所有目錄之書皆抱定共同性的編目宗旨：“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則無異議。”3一方面，古典學術經過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化過程，斷代文學史早已位列學術門庭；另一方面，所謂源流，也是綜合性地表達了文學史的起始、發展、轉型等現象。至于第三類目錄之書，雖然未能評述作者之意，但是如能“分門別類，秩然不紊，亦足考鏡源流……鄭樵所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不可忽也”4。毋庸置疑，《目錄匯編》劃分刊物、區別文體、類例分明的編撰體例，實則有助于對文學史的考察。因此，以《目錄匯編》考察新時期文學史之“起承轉合”，自是以目錄學方法研究文學的應有之義。

學界研究當代文學期刊的成果，或以大視野著手，以各大文學期刊的創刊、改版及成就為抓手，甚至羅列大批的省、地市級刊物；或專研某一刊物與當代文學史之關系。整體觀之，未免與常規的文學史敘述重合，在某種程度上缺少學術觀點的新解。至于專論新時期文學史者，則大多只能針對新時期文學史著作聚焦的典型之作新發議論，而沒能考慮到所謂文學史經典的生成，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盧新華《傷痕》、劉心武《班主任》雖然獲得命名文學思潮的權利和地位，但其實離真正的創傷文學仍相去較遠；5還如“朦朧詩”的命名，更是沿用個別評論家的印象感悟，6實則與《今天》詩人群——如北島者——剛健不撓的詩風，7大相徑庭。凡此種種，皆說明當前新時期文學史研究的一種現象，即過分重視“中心”話語的表達，因而受前人遮蔽較甚，反倒忽略了真正的“邊緣”聲音的誕生，故而失去了對新時期文學史“知識考古”的真意，也無助于對新時期文學期刊的全貌考察。8于此文學史與文學期刊研究的“十字路口”，以目錄學的方式研究當代刊物以及當代文學史，不僅仍然較為少見，統計性的分析更是散見于對特定刊物的研究，而且更加具有表現文學史多元性本質的學術價值，此即古人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義。故此，在文學期刊全貌考察的視野下，以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為路徑重構文學史，就顯出一定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須知，文學史的演進與新時期文學史的分期問題緊密聯系。對于1980年代文學的分期，學術界一般采用以1985年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的方法。本文基于文學期刊的全貌考察重構新時期文學史，主要圍繞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這一中心，嘗試解答新時期文學史的演進問題，與主流文學史的敘述邏輯有著較大區別，而且需要找到獨特的劃分尺度，因此，確立內部分期的準則，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一、“80年代文學”的“中斷”：現有文學史對“新時期文學”的分期

“所謂的‘文學史寫作’就是對文學史的不斷‘重寫’”9，而對于重新敘述一段文學史而言，分期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敘述者擺脫整體關照的話語建構，不再癡迷于對文學史粗疏面貌的描摹，而是深入文學史發展的內部邏輯，去尋找?？略凇吨R考古學》中所言的歷史的“不連續性”10，以便呈現文學史的演進脈絡。由此，考察通行文學史敘述對新時期文學史的分期，可有助于重審傳統文學史敘述的問題所在，而通過文學期刊目錄的研究路徑，重返文學期刊歷史現場的全貌圖景，恰可助力于解析新時期文學史的分期，進而有助于重構新時期文學史。綜而觀之，現有的各類文學史著作對“新時期文學”的分期主要有如下幾種模式。

其一，采用廣義的“新時期文學”的概念，下限往往可以延伸至21世紀文學，上限則可追溯至1976年的政治變革，有時也稱之為“文革后文學”，常以1985年為1980年代文學的分界線。早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新時期文學六年》《新時期文學》等著作，都以1976年為起點，11前者將“新時期文學”的起點追溯到“四·五運動”中的詩歌創作。121986年9月7日至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劉再復、李澤厚、王蒙、張光年、朱寨、李陀等人高度評價十年文學的革新業績和重要成就，13事實上一并完成了對新時期文學史敘述方式的建構。在此基礎上，《新時期文學》將時間的下限推至1980年末“新寫實”小說的興起。14《新時期文學思潮史論》將1976—1992年時間段的文學分為三個部分：1976年10月—1979年初，1979年初—1984年底，1984年底—1992年。15《新時期文學概說（1978—2000）》所使用的“新時期文學”,“包含了‘文革’后到20世紀末的文學，同時也注意到80年代文學和90年代文學之間的差別”16。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版于2013年，該書以“文革后文學”的視角考察1976年以來的當代文學，認為“1976年‘文革’以后至今的文學，學界多稱為‘新時期’文學”17，有延續《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新時期文學”廣義用法的特征。該書同樣以1985年為1976—1989年文學的階段性轉型標志，認為前十年的文學，困于一種“‘文革’時期文學的審美病象”和“清新的文化思潮與較為前衛的形式追求”的鐘擺運動。18但是，該書專題式的章節著重問題的線索性，并不刻意呈現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學的差異性。

其二，采用廣義的“新時期文學”的概念，下限可延續至21世紀，但是將上限設為1979年，并且多采用“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等簡稱，來給“新時期文學”斷代。比起將“新時期文學”等同于“文革”后文學的看法，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沿用了朱寨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中提出的觀點，認為1976—1979年之間的文學并未完全擺脫“文革文學”標準的束縛。因此，新時期文學應當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的1979年為起點。參考該書的相關章節設置，可以發現，“新時期文學”即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1979—1989年文學”也已被簡化為“80年代文學”這一概念。近年來，也有學者考察“新時期文學”的起源，認為新時期文學起源于“‘新時期總任務’的提出，這來自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作了題為《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政府工作報告，該報告提出新的發展時期的總任務”19。應當說，這種新探對于厘清“新時期文學”的邊界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即對四十年來“現代化”進程的整體關照，但這一起源的勘探并未改變既有文學史敘述的整體框架和內部結構。對于內部分期的處理，《中國當代文學史》以1985年文學思潮的急劇轉向為劃分依據，文學進一步脫離了“社會—政治”的干預，實現了回歸文學本身的“向內轉”，具體表現有“尋根文學”的興起、“新生代”詩人群的出現以及 “文學主體論”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20

其三，采用狹義的“新時期文學”的概念，將之上限追溯至1978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下限則定為1989年末，通常以1985年為前、后期分界線。這一文學史分期的學術淵源是1990年代“后新時期文學”概念的提出，學者認為1990年代文學雖然延續了新時期，卻已經是“進入商業社會時代的文學”，經濟對文學生產和評價產生了以往時代未曾出現的深刻影響。21盡管“后新時期文學”概念的生產也受到學者的質疑，22但至少對截斷1980、1990兩個年代的連續性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將 “1978—1989”“1989—2000”視為并列的兩個時代，注意到了前者“回到五四”的過渡屬性，以及后者“市場化”的特質對文學生產的影響。23《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也沿用這種分期方式，將“1978—1989”和“1989—2000”這兩個時間段設置為并列的兩編，認為“1985年是中國文學發生重要變化的年份”24，尤為強調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解放和文藝復蘇上的意義，遠遠大于1976年‘四人幫’的垮臺”，故而將新時期文學的起點設為1978年。25而對于1978—1989年間文學的內部劃分，則仍然以1980年代中期為劃分界限，這與上述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等著作達成了一致。

綜而言之，文學史敘述中的“新時期文學”外延比較廣泛，各種文學史在給當代文學史分期之時，也存在著不同的思路。文學史著作之間的差異性多出現在上限和下限的設置上，且無論上限的設置與下限的延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對于1978—1989年間——也即是通常所謂“1980年代文學”——內部的轉型，文學史著作卻較為統一地定在1985年或1980年代中期?；氐叫聲r期文學史重構所面臨的分期問題，其上限也應定于1978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從期刊刊期角度講即是1979年。因為，正是這一歷史變革使得當代文學出現了新變化，基于文學期刊全貌進行考察，以文學期刊目錄為研究路徑，重構新時期文學史所需要樹立的一面參照的“鏡子”——主流文學史敘述所觀照的新時期文學的總體性，才真正出現文學史舞臺。同樣，重構新時期文學史的下限也應定于1980年代末，這是因為，就精細化、深入化的文學史研究趨勢——例如“當代文學歷史化”和“新世紀文學”等概念的提法而言，那種將“新時期文學”的下限無節制地延伸的做法，顯然是不夠理性的——盡管這種做法可能代表一種價值取向。另一個比較有力的證據在于，近年來學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興趣，又集中爆發在“九十年代文學”上，許多研究成果實際上在文學史敘述中已經打破了延續新時期的理論構想。故此，本文所關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這一概念，其下限取1989年。但是，“新時期文學”的內部分期卻并不完全以上述文學史敘述為準繩，原因在于以文學期刊全貌考察為中心的文學史重構，借助文學期刊目錄研究等方法，卻可以捕捉湖面上蕩起的一圈圈的漣漪。

二、“三分法”：文學期刊目錄折射新時期文學的兩次“轉型”

《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收錄刊物112種，其中有各類文體?？荒芤桓哦?，各種刊物創刊時間并不一致，存在時間也長短不一，例如《中國》創刊于1985年，1986年便?？?，26《今天》《這一代》《火花》《非非》等民刊或者刊期不定，又或者遭遇禁令。因此，對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的考察，只能通過抽樣比對來完成，而且最為適宜的文體當屬小說。因此，筆者通過《目錄匯編》，選取《人民文學》《收獲》《當代》《花城》《十月》《鐘山》《北京文學》《上海文學》《延河》《百花洲》《安徽文學》這11家文學期刊在1979—1989年發表的逾萬部小說，經過篩選，刪去文學史敘述里著重論述的對象，留下“一筆帶過”與尚未涉及的作品，就形成了一個總數量達6080部的1979—1989年間小說目錄抽樣表。之所以如此確立抽樣對象，是因為這十一家刊物在新時期文學史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既有文學史著作中經常出現的大刊名刊，也有頗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性刊物。至于刪去文學史敘述里著重論述的對象，留下“一筆帶過”與尚未涉及的作品，則是為了明確抽樣的目的在于超脫以往文學史敘述框架，進行范式和內容上的雙重更新；也有恢復文學史現場原始生態的用意，即通過原生態的文學期刊目錄復現被主流文學史敘述所“遮蔽”的文學史現場：邊緣性和非典型。當然，任何舉例都是掛一漏萬的，任何抽樣都無法避免樣本相對于全體所具有的特殊性，但就文學期刊與新時期文學史的研究而言，因噎廢食不足取。此外，上述六千多部小說的總體性分析是難以通過文本細讀來完成的，而簡單的、印象式的描述又難以具有充分的說服力。正如鄭樵所言，“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27，故此，小說目錄的詞頻統計與總體分析結合是解決新時期文學史多元性特征問題和分期問題的重要方式。并且，以文學期刊目錄重構新時期文學史，將與主流文學史對1980年代截斷眾流的姿態截然不同，其本質原因在于兩種歷史線索的差異——“邊緣”與“中心”。

從小說發表的數量轉變來看（見下表），最少的是1979年的358篇，最高點為1987年的658篇，折線圖走勢有三個特征。1.1979初—1983年末，這五年計有小說2675篇，占總量的43.99%。這一時期刊載小說的數量年年激增，從1979年的358篇達到1983年的632篇，后者是前者的近兩倍。這一趨勢非常符合通常理解的1980年代文學生產走向，進入新時期后，文學刊物不斷復刊，一方面，社會上讀者對小說閱讀的需要持續高漲，這刺激了刊物擴大小說欄目的版面；另一方面，為了與社會文化思潮相結合，這一時期的小說多為便捷輕快的中短篇，因此能在有限的版面上發表更多的篇目。2.1984年初—1986年末，計有1771篇小說，占總量的29.12%。刊載數量的走勢較前一階段有較大回落，呈平穩狀態，而這一時期也構成了整個1980年代文學的過渡時期。以期刊生產為考察核心，不難發現，1984—1986年這段過渡時期不僅與社會文化思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也與1984年國務院下達的《國務院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有關系，在經濟壓力之下，避免盲目地擴充版面是一條可行的路徑。然而回歸文學史“邊緣”與“中心”的二元視角，這段時期的回落態勢恰恰說明，相較于開端和結尾，主流文學史敘述更偏好1980年代中期產出的文學作品，以之為經典。3.1987年初—1989年末，這段時期的小說共1634篇，占總量的26.87%，除了1987年小說產量強烈反彈之外，1988、1989的小說篇目急劇下滑，呈現陡降態勢。究其原因， 1980年代末小說篇幅加長，長篇小說數目激增，許多刊物一期只刊載幾篇小說，因此，1988與1989年小說數量下滑處在意料之中。而1987年小說的“異軍突起”則部分歸因于，主流文學史敘述在記錄198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學思潮現象之時，對1987年以降的小說投入的關注度削弱了。

如果說以文學期刊刊發小說的數量來重構新時期文學的內部轉折，能夠得出如下三個時間段：“1979初—1983年末”“1984年初—1986年末”“1987年初—1989年末”。那么以“詞頻統計”的方式來分析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中小說的題名，則能發掘更多的轉折線索，為上述兩處“轉折點”的確立，提供更為細致的證據。如姚名達所言，“夫目錄學分類之目的，正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同類之書，所以須按時代排列者，正欲‘考鏡源流’?！?8也即是說，目錄研究若要達成深究學問、考鏡源流的效果，須首重時代的排列和類別的劃分，更因為“主題詞在具體的文獻中并不是以唯一的、固定不變的方式呈現，而是有著多種表達和表述”29。故而本文在使用詞頻統計時，將詞義相近的雙音節詞合并，如故事、軼事和紀事表達的內涵相差無幾，所以用故事容納后兩者，再如“母親”與“媽媽”“女人”與“女性”。在此基礎上，每一年選取當年度出現頻率最高的十組雙音節詞，將之按年份并列于一表之中，可以得出如下三個時間段的“詞頻統計流變表”（表2—1、表2—2、表2—3）。

就11年詞頻統計的“共同性”而言，除1985年以外，“故事”這一關鍵詞貫穿外史小說的始終，一則印證了從1985年截斷“新時期文學”的合理之處，另一方面則證明，新時期文學對“趣味”的整體性審美偏好，這是與常規文學史敘述大相徑庭的。就“差異性”而言，詞頻統計表所呈現三個階段的整體性面貌的確大不相同。1979—1983年間的小說題詞在內容上偏于生活化，例如“母親”“生活”“月亮”“老人”“姑娘”“隊長”“小鎮”等。而在審美精神上，小說題詞則顯出對未來的期待和青春朝氣，偏于優美情調，像“青春”“希望”“白花”“月亮”“春雪”“早晨”“月光”等。1984—1986年間小說題詞則有一大轉變，內容上更關注自然意象，如“太陽”“山谷”“星兒”，審美情調也較為沉郁，喜用“黑色”“沒有”“最后”等帶有消極色彩的詞匯。1987—1989年這段時期的小說題詞延續并加深了前一階段“沉郁”的審美情調，甚至有些頹敗氣息，像“沒有”“最后”“為什么”“獨白”“黑白”“死亡”等詞匯都代表了一種頹敗情調和困頓境遇。另外，小說題目高頻詞中“世界”“城市”“美國”的出現，也體現了這一時段文學對現代化進程里“世界性”一面的認識加深了。

如果以個別詞匯的流變規律為考察中心，新時期文學史內部的轉型節點則更為清晰。1979—1981年間，女性往往以社會性身份出現，不是“母親”就是“妻子”，像《母親的胸懷》《母親》30《媽媽別難過》31《妻子——戰士》32等小說題目，多關注女性的社會角色，甚至直接將之比喻成“戰士”。1982年是一個轉變節點，“姑娘”和“女人”成為此一年的高頻詞，此后“女人”開始牢牢占據高頻詞的榜單，說明文學作品逐漸回歸女性的自然性，比如說《驚心動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嗎？》33《她是個平常的女人》34對女性的探討就比以往更接近本質。到了1987—1989年，這一關鍵詞的內容又是一變，開始出現“生命”“男人”，例如《女人河上的男人們》35《男人有腦，女人有心》36意味著這一時期小說開始從“生命”層次認識人，從兩性關系的對應上開始理解“人性”?！皼]有”“世界”這一對詞組也可作為“新時期文學”兩次轉型的例證。1983年，“沒有”首次出現于高頻詞匯中，并且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末，這意味著“新時期文學”的第一次轉型發生在1983—1984年間，而“世界”作為高頻詞則首次出現于1985年，這表明新時期文學的第二次轉型即發生在1985—1986年間。一方面，像《多極的世界》37《外面的世界》38《沉寂的世界》39這類作品開始關注更廣闊的空間，體現了某種現代化進程里民族自身的“集體無意識”；另一方面，像《沒有燃燒的火焰》40《沒有盛開的迎春花》41《今天沒有太陽》42《上帝也沒有鮮花》43等作品，又明顯透露出1980年代中后期文學審美“向內轉”之后的某種頹廢氣息。

上述對于“新時期文學”分期的考察，主要基于期刊刊載之小說的數目統計和小說題目的詞頻統計。數目統計較為外部，多數只能說明文學生產的轉折，而不能闡釋新時期文學史內部發生的精神轉折，詞頻統計則稍顯粗疏，因為每一時期都有一二百組詞匯，僅僅選取十組詞匯，未免比例過小。眾所周知，“顏色”代表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審美偏好，而顏色與意象的組合能夠體現某種審美的創造性。例如“紅”在“十七年”文學中象征著革命力量，“十七年”文學的著名作品多用“紅”字，如《紅日》《紅巖》《紅旗譜》，更是被后來者冠之以“紅色經典”。而198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是莫言的《紅高粱》， “這時期的‘紅’，告別了政治內涵與外在負重，成為人性自身解放要求的審美表征”44。因此，不妨從具體的顏色著手，重勘“新時期文學”的審美流變，則更有系統性和說服力。以“黑”為例，1979—1983年間，黑色多用其中性義，如《黑妮》45《第七個黑鐵門》46；1984—1986年間，黑色與意象的組合逐漸超乎日常生活，以往有“紅太陽”，現在就有《黑色的太陽》47，以往有紅彤彤的火焰，現在就有《黑火》（薛兵）48，這種變化背后體現了文化審美的“叛逆”和“撕裂”感?！逗谏奶枴愤@部小說寫了黨在解放時期對煤礦企業的接收，而工程師賀紹基卻因為劉繼業等人的野蠻行徑，對黨產生了誤會，在解放前夕絕望自殺。較特殊的是小說對賀紹基的同情，作者借章秀清所言：“如果說能源是工業的太陽，那么這位工程師就給我們留下了一輪嶄新的太陽。”等到1987年以后，則有《源——黑雪·魂兮》49《地上有個黑太陽》50等作品，“黑”不僅與常規意象破界組合，而且還呈現出“荒誕”意味。如果說“黑太陽”能夠引起審美的陌生化效應，在與“紅太陽”等意象的對比中，不失其歷史文化意識，那么“地上有個黑太陽”就令人捉摸不透。也許，這恰恰說明文學審美“向內轉”的程度進一步加深了。

由此觀之，總體上以“1979—1983”“1984—1986”“1987—1989”的三分法來劃分新時期文學史，是符合文學期刊目錄呈現文學史發展邏輯的，也有助于進一步精細化地認識新時期文學史。細言之，基于期刊全貌考察重構文學史形成“三段式”文學史分期，所具有的文學史研究之意義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轉變治文學史的思維方式，從“兩極反轉”的循環思維轉換為“正—反—合”的綜合思維，并接續了分析精密而注重源流的學術史傳統。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借佛家“生、住、異、滅”之說來表達時代思潮演化的四個時期，即“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51，便是一種高度綜合而立體的分期方法和思維方式，相比之下，此前文學史敘述對于“新時期文學”的中斷式分法略顯扁平粗疏。

其二，有利于重新認識具體作家作品乃至文學思潮在整個新時期文學史中的位置，方便梳理作家創作以及文學思潮在新時期十余年中的轉換。譬如新時期文學史中卓有成就的尋根文學思潮，以往文學史著作對之進行分析，多是從1984年12月的杭州會議（《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和韓少功《文學的“根”》、鄭萬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等文章出發，并專注于探討阿城、賈平凹、李杭育、韓少功、王安憶等人的創作實績。如果以“三分法”來看，其實早在1979年左右，《北京文藝》（1980年第10期改為《北京文學》）就發表了一系列地域文化小說如鄧友梅《那五》、陳建功《京西有個騷韃子》《丹鳳眼》、王梓夫《班門子弟》、蘇叔陽《圓明園閑話》、張家鼎《魏三奶奶》等，汪曾祺的許多名篇也在這家刊物上發表。如此，“1979—1983”這一時期或可稱為“尋根文學思潮”的“啟蒙期”。另一個證據是，當時許多刊物在發表刊物啟示、卷首語以及發刊詞時，往往鼓勵作家創作帶有地域文化特色。52

其三，發現并利用邊緣性的文學史生態，補充追求總體性描述的文學史著作之不足。方長安在《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中指出，幾乎所有的文學史著作都留下了大量的敘事空白，而“文學史空白敘事，指的是文學史著作中的敘述空白，即文學史著作未論及的內容，可以稱之為‘非在場者敘事’?！钡菑谋举|特征上言，“文學史空白敘事內容與文學史著所敘內容，本為同源共生體，是史家人為將它們分開，使之成為海水中的冰山”53。這一論述為研究文學史開拓了新的角度，那些不曾被文學史著作所記錄的文學作品乃至文學思潮，不僅因為文學史大浪淘沙的篩選作用，還因為文學史敘述本身具有的建構性同樣會造成遮蔽效應。在這點上，通過目錄學研究和數據統計的方式，得出新時期文學史分期的“三分法”，其實有助于考掘那些被遮蔽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以補充豐贍目前通行的文學史敘述。

三、跨越文學史敘述的界限：文學期刊全貌展現文學史的生產性背景

如前所述，文學史給1980年代文學界定的轉折點為1985年，將之大體分成前后兩個時期。這種劃分方式出自一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即“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為主；而1985年之后，則逐漸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熱”54。大量西方理論涌入中國，文學為了擺脫政治的束縛，開啟了“向內轉”的道路。此種敘述邏輯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1980年代文學只存在一次“斷裂”，而這次“斷裂”還被包容于一個逐漸走向自由的系統性“神話”中，消解了自身的“獨立性”，反而近似于歷史的“連續性”55。換言之，文學史敘述將“新時期文學”的豐富性簡化成了“唯一性”。

基于文學期刊全貌考察，重構“新時期文學”之分期，應當重審文學史敘述的“陳規”——那種參考既有文學史著作，以社會思潮演變為主體，對之進行修補整理，并略加創新的做法。這是因為，一方面，文學期刊呈現的內容大多恰恰是文學史敘述所舍棄或遮蔽的對象。無論是像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憑借文學制度演變來介入，還是像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那樣以個性化審美為標準，都未能表征文學期刊里呈現的文學生產的“邊緣性”和文學審美的“復雜性”；另一方面，文學期刊注定要涉及海量的文學作品，這并不是依靠傳統的閱讀和感悟所能窮盡的，因此需要依靠詞頻統計的方式進行分析和梳理。正是以上兩方面的因素，使得以文學期刊全貌重構新時期文學史的分期，比起傳統的文學史敘述的“中斷”提法，具有一定的優點。

上述新時期文學史分期所指涉的兩次“斷裂”，有著相應的“文學生產”背景。1984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公報中指出：中國作家協會可有兩個大型文學期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有一、兩個作為文藝創作園地的期刊，這些期刊也應做到保本經營，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辦單位給予定額補貼。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的行署、市、縣辦的文藝期刊，一律不準用行政事業費給予補貼。56收緊的財政政策，使得新時期文學生產強勁的增長勢頭為之一頓。與之相應，一大批期刊開啟了1980年代中期的改版潮。例如《長春》改為《作家》（1983年第7期），董速發表《〈作家〉是開在文學園地的一朵新葩》（1983年第7期）；57《安徽文學》改為《文學》（1984年第1期），編輯部發表《本刊改名〈文學〉預告》（1983年第11期）；58《四川文學》改為《現代作家》（1984年第1期）59。這次改版潮一方面提升了刊物的獨立性，使之逐漸剝離政治政策的束縛，回歸藝術本位；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刊物追求辦刊特色，企圖跨越舊有刊物等級體制的經營意識。在這種情形之下，整個文學生產格局開始謀求與政治脫軌的路徑，前述文學審美的變動，明顯地體現了一種較為越軌的創作傾向，逐漸“自主化”的文學生產格局構成了這類作品得以發表的前提。

如果說從1984年起，“新時期文學”生產格局逐漸擺脫政治的影響，走向頗具自主性的歷史時期，小說以此為界也呈現出其數量減少、審美轉型的特征，那么于1986年末1987年初以后，新的文學生產格局卻也開始形成，文學生產的社會影響力進一步下降，文學期刊登載的小說進一步減少，文學作品“向內轉”的傾向進一步加強。原因在于，其一，許多期刊改版之后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回歸原有名稱和期刊定位——例如《安徽文學》由《文學》改回本名的歷程；其二，一些積累了聲譽的名刊大刊更深地影響文學界，譬如《鐘山》推出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直接生成了“新寫實小說”的文學史命名。一正一反之間，文學的社會影響力反而收窄了，加上過于脫離政治、強調文學審美的獨立性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導致文學較難在社會公眾層面引起共鳴。盡管新寫實小說是為了與先鋒文學思潮相區別，要求回歸對現實的把握，甚至為了擴大影響力不惜更改名稱：“改為‘新寫實小說大聯展’也是為了標新立異，吸引眼球，具有一定的炒作意味”60。但文學生產之勢一旦形成，并非文化精英所能完全逆轉，因此，“新時期文學”在1980年代末也有一次不能忽視的文學“斷裂”。

文學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指出這樣一個事實，整個1980年代文學制度的重建歷程之中出現了“鐘擺現象”，文藝的自由往往隨著政治主導的文藝政策的收緊和放松而左右擺動，“形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的獨特的‘景觀’”61。其中既有1984年和1985年之交召開的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有1987年上半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前者試圖對“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義批判”等運動進行糾偏，肯定文藝創作的專業性和自由性，使文藝有了較為寬松的環境，后者則力圖重申文藝工作的社會主義立場，堅決批判文藝界的“西化”傾向，事實上又將文藝政策收緊。從這一側面可以看出，主流文學史敘述對于1980年代的截斷式分期是一種“簡化”，而這種簡化可能帶來的弊病，在經典文本所呈現之文學思潮的光輝下被忽視了。以“三段式”分期重構新時期文學史，也許不能代表1980年代文學經典的歷史走勢，但是因自身基于文學期刊全貌，關涉作品之體量的龐大，反而更能再現這一時期文學生產的豐富樣貌和真實生態。

結 語

綜上所述，從融合學術界共識的角度上，基于文學期刊全貌的考察，新時期文學史可以重新分為“1979—1983”“1984—1986”“1987—1989”這三個階段。以此分期方式來探討“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脈絡，既可以超脫舊有“截斷式”分法所陷入的二元對立之窠臼，又能充分聯系文學生產、文學制度、審美轉型、文化轉向等多個層面的豐富歷史“知識”，從而為重現一個有別于主流文學史視野的“文學原生態”?；貧w本質，文學期刊全貌與新時期文學史重構，實際仍是歷史研究的一種方式，那么歷史研究又應當以何種方式實行，又通往何處？正如馬克思所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62盡管馬克思在這里所針對的是宗教批判之后的歷史研究，但仍然指明了歷史的任務，就此而言：一切文學史研究都應回歸能使其接近真理的路徑中去，至于本文多處借助目錄，則“是為了解決不斷增長著的文獻與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的矛盾”63。從文學期刊全貌考察出發，以目錄為中心的文學史分期方式不單純依賴個人的印象感悟，更仰仗大范圍的作品收集和詞頻統計方法的運用。而在具體的實踐路徑中，依托此種分期方式所折射的“斷裂性”進入“話語”研究的實踐領域，是“一種對已寫出的東西調節轉換”的“再創作”64。綜而言之，唯有銘記歷史發現真理的不可推脫之任務，只有嘗試重繪1980年代文學的歷史圖景，才是探討“新時期文學”分期問題、從文學期刊全貌重構“邊緣”“鮮活”的新時期文學史的意義所在。此外，也許有追求完美的研究者會質疑本文對詞頻統計使用的絕對客觀性及其有效性，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數據的客觀仍需要人作為主體來進行解讀和闡發，“通過解讀數據的變化進而探究‘歷史的軌跡’，必須是也只能是依靠具有主觀能動性與自身價值判斷的‘人’”65。因而在這一意義上，絕對的客觀只能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表達，重寫新時期文學史是一次長路漫漫的修行，而以文學期刊全貌考察為中心的重構也只是這條漫漫征途中的一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百年長篇小說的現實關懷與文體變遷研究”(項目編號：22JJD75002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張光芒：《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1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頁。

2 3 4 27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8、15、16頁。

5 “‘傷痕文學’的不少作品是為‘落實政策’而寫作的?！眳⒁姵坦鉄槨丁皞畚膶W”的歷史局限性》，《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6 在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中，論者追究的是《秋》（杜運燮）《夜》（李小雨）這些詩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盡管在論者看來，這些詩歌不夠“明凈爽朗”，但以今日視野來看，其實這幾首詩歌并無特別晦澀、朦朧之處，抒情方式也比較清新簡單。參見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詩刊》1980年第8期。由此觀之，文學史敘述若不加審視地采用這類名詞來命名文學思潮，未免有一葉障目之蔽和誤導后學之嫌。

7 于堅將賀敬之《雷鋒之歌》、北島《紅帆船》與海子《亞洲銅》一并劃歸于當代新詩語言中“硬”的一脈，因為，“從雷鋒之歌的‘我們’到海子的‘我們’，所指可能有所不同，也不一定出現‘我們’這個詞，但抒情主體都是某種模糊的具有某種統一的集體意志的力量。”參見于堅《詩歌之舌的硬與軟：關于當代詩歌的兩類語言向度》，《詩探索》1998年第1期。

8 令人困惑的是，當代文學研究界對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征用，往往以中心文學史典型作品的考察為路徑，這種學術生產是在推崇“田野考察”“知識考古”等研究范式的同時，對?？滤枷脒吘壭詫嵭辛藲埧岬膾仐?。

9 李楊：《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10 [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9頁。

11 周鑒銘：《新時期文學》，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頁。

13 本刊記者：《歷史與未來之交：反思 重建 拓展——“中國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紀要》，《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

14 汪時進、吳文祥：《新時期文學》，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

15 吳家榮：《新時期文學思潮史論》，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6 陳思和：《新時期文學概說（1978—2000）》，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17 18 丁帆：《中國新文學史》（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19 黃平：《“新時期文學”起源考釋》，《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

20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5頁。

21 謝冕、張頤武：《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頁。

22 徐賁撰文質疑，“后新時期文學”這一概念的產生過分推崇多元化和眾聲喧嘩，而對“后現代”的理解和移植也多有混淆之弊和捍格之處。參見徐賁《從“后新時期”概念談文學討論的歷史意識》，《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

23 吳秀明：《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上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24 5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254頁。

25 根據緒論落款，系2004年10月初稿。參見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頁。

26 張光芒：《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5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668頁。

28 姚名達撰、嚴佐之導讀：《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頁。

29 趙普光、石珠林：《文學研究者“本地數據庫”建設芻議》，《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2年第4期。

30 高行?。骸赌赣H》，《十月》1983年第4期。

31 梁曉聲：《媽媽別難過》，《安徽文學》1980年第3期。

32 鄭萬隆：《妻子——戰士》，《當代》1979年第2期。

33 劉亞洲：《驚心動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嗎？》，《當代》1983第3期。

34 黃鴻：《她是個平常的女人》，《上海文學》1983年第12期。

35 胡港：《女人河上的男人們》，《人民文學》1989年第10期。

36 郭彥：《男人有腦，女人有心》，《當代》1989年第5期。

37 陳繼光：《多極的世界》，《花城》1986年第1期。

38 戚小彬：《外面的世界》，《花城》1989第6期。

39 黃河浪：《沉寂的世界》，《延河》1987第8期。

40 孫文昌：《沒有燃燒的火焰》，《上海文學》1986年第4期。

41 申力雯：《沒有盛開的迎春花》，《人民文學》1986第8期。

42 陸星兒：《今天沒有太陽》，《十月》1987第1期。

43 黃石：《上帝也沒有鮮花》，《北京文學》1989第5期。

44 張光芒：《道德嬗變與文學轉型》，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頁。

45 沼清：《黑妮》，《延河》1981年第6期。

46 陸天明：《第七個黑鐵門》，《十月》1983年第5期。

47 周梅森：《黑色的太陽》，《花城》1985第5期。

48 薛兵：《黑火》，《鐘山》1986年第2期。

49 華姿：《源——黑雪·魂兮》，《上海文學》1987第2期。

50 胡辛：《地上有個黑太陽》，《百花洲》1988第6期。

5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夏曉虹、陸胤校，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4—15頁。

52 例如《長城》1979年第1期《編者的話》認為，一部作品能夠深刻地反映一方地域的人民的精魂，“同時它還以濃郁的地方色彩、獨特的生活語言，博得眾多讀者所喜愛”?！侗本┪膶W》1983年第2期的《為開創文學新局面多做貢獻》里便寫：“本刊是北京的文學刊物，它一如既往地熱烈歡迎具有鮮明的北京地方風味和民族特色的作品。”

53 方長安：《中國文學史著作空白敘事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55 這里的斷裂，是指?？略凇爸R考古學”里強調的研究對象，例如思想、知識、哲學和文學都在增加斷裂，尋找不連續性，而重視“連續性”的歷史學科則是福柯的批判對象。參見[法]米歇爾·?？拢骸吨R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頁。

56 《國務院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5年第1期。

57 張光芒：《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3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873頁。

58 張光芒：《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1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1頁。

59 張光芒：《中國新時期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第4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669頁。

60 丁帆指出，“新寫實”這一概念的名稱原本應為“新現實主義”，后應雜志社的要求，改為“新寫實主義”。參見丁帆《回顧“新寫實”小說思潮的前前后后》，《文藝爭鳴》2018年第8期。

61 丁帆：《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55頁。

62 [德]卡·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63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8頁。

64 [法]米歇爾·?？拢骸吨R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76—179頁。

65 趙普光、石珠林：《文學研究者“本地數據庫”建設芻議》，《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2年第4期。而趙與丁帆，在2019年發表的《歷史的軌跡：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七十年的實證分析——以論題詞詞頻的統計為中心》，（《文藝研究》2019年第9期），在方法的使用上，給本文以較大的啟發。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