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首先他作品中的題材十分獨特。其次，他筆下的人物都是有價值的個體生命。在他們身上，蘊含著豐富的時代內涵和民族的共同記憶，體現了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訴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共同的夢想和價值觀。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十分注重敘事話語的建構，一是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共構，二是歷史敘述與學術思辨互補，三是多維視角透視與合理想象。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張培忠往往采用“深描”的敘述方法，使人物形象具有較高的“辨識度”和“豐滿度”。

關鍵詞：張培忠 非虛構寫作 敘事 深描

2008年，張培忠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四十萬字的傳記文學《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該書出版后迅速在讀書界和文學界引起了熱烈反響，不僅多次入選好書和暢銷書排行榜，后又改編為30集青春史詩劇《鐵血兄弟》在央視首播。在“寫一個文人”的《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大獲成功后，張培忠并沒閑著，在繁忙的公務之余，他又將目光轉向“三部曲”計劃中的第一部——“寫一個武夫”鄭成功。2012年，三聯書店推出了鄭成功“三部曲”第一部《海權戰略》，同樣受到各方好評。202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以父親為原型的《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近期，《當代》在2024年1月號，發表了他的鄭成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鄭成功：英雄源起》。回顧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歷程，從1995年出版第一部報告文學集《人比月光美》至今，他已出版五部非虛構文學作品。1此外，張培忠還主編出版十卷本《張競生集》，改編電視連續劇《鐵血兄弟》，任百萬字報告文學《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總撰稿；五卷本240萬字《廣東文學通史》總主編。這些作品的題材、人物塑造、敘事話語、價值取向與精神維度，都具有較高的“標識度”和“豐滿度”，有著豐富的歷史蘊涵、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獨特的題材與時代的記錄

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不僅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現實意義，而且能吸引讀者絡繹購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作品的題材都較為獨特。筆者不是題材決定論者，但不否認在文學創作中，題材是吸引讀者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拿《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來說，“文妖與先知”張競生既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也是一個敏感的人物。以往的傳記文學對其避之唯恐不及，但張培忠卻敢于去碰觸這只“螃蟹”。他不僅寫出了這個被國人視為“性學博士”“神經病”“大淫蟲”“民國文妖”的“異類”特立獨行、敢作敢為的個性，以及“至情至性”的浪漫情懷，更寫出了張競生煢煢孑立、命運蹇促、大起大落的一生，而且還將筆觸伸向歷史的暗角，從更深層次揭橥出張競生命運悲劇的根源。

《海權戰略》是寫歷史人物鄭成功“三部曲”的第一部。在書中，張培忠站在我國海權戰略的宏觀層面，以海商經濟為主線，全方位揭示鄭芝龍、鄭成功海商集團的全球意識、商業意識和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我們看到，活躍于三四百年前的這個鄭氏海商集團，既是一個海上貿易的商人集團，又是一股強勢的維護海權的武裝力量。這個集團從最初的幾百人，發展到后來的二三十萬人，在當時可謂威風八面，叱咤風云，無論是清廷還是西方殖民主義者都不敢小視。這個集團既做生意，又當海盜；既接受明朝的招安，又不放棄與清庭的斗爭。尤其振奮人心的是，鄭氏海商集團還打敗了當時全球第一家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奪取了南海的控制權，并壟斷了東西洋的海上貿易，通商的范圍一度遍及東南亞甚至歐洲。可以說，鄭氏海商集團在東西洋海面上縱橫捭闔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海權鼎盛的時代。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自鄭成功以降三四百年間，中國在海權問題上卻長期處于沉淪和缺席的境地。而鄭氏海商集團的那些威武雄壯的活劇，也長期得不到足夠的重視，有些“歷史往事”更是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近七萬字的長篇非虛構作品《鄭成功：英雄源起》，作為《海商與英雄：鄭成功傳》的一部分，同樣屬于“大歷史”敘事。作品從鄭成功的祖母和他的出生寫起。他于1624年出生于日本平戶。1630年10月回到了故國家鄉泉州。鄭成功從小接受嚴格的儒學教育，學習中華元典、詩詞和習武。15歲時到南京國子監就讀，師事大儒錢謙益。隆武皇帝即位后接見他，賜鄭森（即鄭成功）改國姓朱，同時賜名“成功”，這使鄭成功“五內俱熱，刻骨銘心”！他發誓將用一輩子的征戰來報答隆武帝的信賴和倚重。清軍入閩后，突遭父降、君亡、母死的變故，接連的打擊非但沒有擊垮鄭成功，反面激發了他反清復明的決心。他赤膽忠心，披肝瀝膽，一介儒生，仗劍而起。在內憂外患、百孔千瘡的艱險情勢下，盡管缺兵、缺餉、缺糧、缺裝備，鄭成功始終沒有放棄抵抗清軍。他督師巡關，募兵練兵，鎮守仙霞關，護衛隆武帝，成為隆武帝最為倚重的柱石。鄭成功深明大義，移忠作孝，他以磊落的身教為千古倫常做出了示范。

《永遠在路上》是一本關于父親的傳記。張培忠在父親去世四十周年時出版這樣一部書，不僅僅是為了紀念父親，而是通過追本溯源，繼志述事，借助“一個農民的一生”，彰顯一種“孝道”與“感恩”的傳統美德，以及自強不息、永不放棄、永不言敗的信念和生存智慧。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極為貧乏的年代，面對生活的窘迫、命運的坎坷、現實的殘酷，為了讓孩子們好好讀書，為了溫飽和生存的尊嚴，“父親”在種田之余，還做小販，當伐木工，長年“走山內”“走鳳凰”“走浮山”。《永遠在路上》一方面真實呈現了特定時代中國農村的貧困，中國底層農民艱難困苦的一生；另一方面寫出他們雖普通卑微但仍堅毅隱忍地前行，并由此折射出既傳統又勇于開拓進取的潮汕文化精神。因此，盡管古往今來，回憶父親的作品不少，但張培忠這部以父親為傳主的作品，仍深深地打動了讀者，給我們一種“別樣的”感覺。因為張培忠呈現給讀者的，不僅僅是一個農民的人生檔案，不僅僅是作者的父親，也是一代人的父親。他雖然生活于社會底層，但他身上包含著豐富的時代信息。也許正是看到父親的時代意義和普遍價值，中宣部將《永遠在路上》列入2024年外譯項目，其意在于讓國外的讀者透過這部作品，更真切地認識和了解在當代時代背景下，中國普通個體的奮斗史，堅韌不拔的的性格特征與人格魅力。

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雖然屬于個人歷史的記錄，但因個體的真實記錄蘊含著豐富的時代內涵和民族的共同記憶，體現了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訴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共同的夢想和價值觀，因此，這種非虛構敘事不論寫的是四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特立獨行的“文妖”與“先知”張競生，還是掙扎于粵東農村的普通農民張德建，在本質上，他們都是“有價值的個體生命”，并“構成了具有某種梯度性的人物序列”2，他們被張培忠編織進富于傳奇性與故事性的敘事框架中，并賦予了書寫的意義。而這種“賦予”的關鍵是“發現”“去蔽”與“還原”，即作者從歷史人物的人生經歷和命運史、生命史中，發現了其中蘊含的價值：“我選擇這個題材，我覺得這個人物具有很大的含金量，包括社會價值、文學價值、各方面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有現實價值。”3是的，發現傳主的個體價值、時代價值、現實價值和美學價值，既是一種有意義的寫作，也是張培忠傳記文學實現最終價值的重要前提。

題材作為寫作材料，是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內容總和。它是在作家擁有的生活素材和史料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用以構成藝術形象、表現主題思想和世界觀的特定視角和精神價值取向。一般來說，題材不僅是文學作品的構成要素和基礎，而且受到作家的生活經歷、知識結構、文化積累、思想水平和審美取向的規約。從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來看，盡管某個時期有“題材決定論”的倡導，有一級題材、二級題材的區分，但從古今中外文學的經驗來看，題材對一部作品的影響，主要是看題材是否獨特和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是否有價值，而不是以題材的大小和等級來衡量，所以“題材決定論”的倡導的確存在著片面性、絕對化的弊端。事實上，它對當代文學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因題材的誤解偏見而忽視甚至否認題材本身對文學作品價值的影響。應該承認，獨特的題材選擇和對有價值傳主的書寫，對作品的辨識度與吸引力，對作品的思想含量、藝術的高低、社會作用的大小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昭示出獨特的題材和有價值人物的發現，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

二、建構非虛構寫作的敘事話語

非虛構寫作固然需要翔實豐厚的材料為基礎，但非虛構寫作特別是傳記文學不能滿足于平鋪直敘地記錄傳主的生平，更不能是一堆文獻史料的羅列匯編。“非虛構寫作”的命名和概念內涵，表明它既是“非虛構”，是真實的記錄，同時也是“文學”寫作。而文學必須有審美，有文學性，有人物形象塑造，還需要精心結構和敘事，特別是敘事，它一直以來都是文學的核心要素，而優秀的作家一般都擁有一種“敘事自覺”。但長期以來，我們的認知似乎存在一個誤區，即認為敘事是小說的專利，散文包括非虛構寫作不需要太多的敘事技巧。在筆者看來，敘事固然是小說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要素，它同時也是非虛構寫作的題中之義，是考量一部非虛構作品是否優秀的一個重要指標。遺憾的是，以往的非虛構寫作理論和創作實踐，對敘事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之所以值得肯定，除了題材的獨特外，另一個原因是他的非虛構寫作十分注重敘事話語的建構。張培忠特別推崇他的私淑老師周政保的《非虛構敘述形態》一書，贊同其對非虛構文學敘事方式的理論闡述。在張培忠看來，“傳統報告文學側重于宏觀敘事，那么，非虛構文學則側重于微觀敘事”4。“我認為非虛構非常需要多聲部、多側面地書寫現實生活”。5此外，要“寫好一個非虛構作品，必須學會講好一個故事”6。因為他深知，傳記文學只有創設既波瀾起伏，又充滿沖突，且生動活潑、有趣有味的故事和情節，才能吸引讀者讀下去。而要達到這一要求，首先是傳主要獨特且有故事。我們看到，張培忠傳記文學中的傳主，無論是張競生、鄭成功，還是“我”的父親張德建，他們都是有故事的人物，這是他建構敘事話語的基礎。其次，在“有故事”的基礎上，還要像掘井那樣深挖史料，而后進行加工、重構和合理想象，并讓史料“還原”。此外，講好故事還要有“化繁為簡及以簡馭繁的能力”7。如此才能強化主線，突出重點，將傳主最精采、最有價值的故事呈現出來。除了重視故事性和善于處理故事，張培忠建構非虛構寫作的敘事話語，還有幾點值得我們重視。

其一，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共構。我們知道，歷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敘述歷史一般有兩種不同的路徑，分別是“大歷史”和“小歷史”。“大歷史”指的是那些宏大的、全局性的歷史，比如時代的更迭、社會的演革、歷史的巨變，以及記敘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等等。“小歷史”則是指那些“局部的”和“常態的”歷史，比如個人性的歷史，某地的歷史，以及關于人們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社會習俗的歷史。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既有鄭成功的大歷史書寫，也有《永遠在路上》這類“小歷史”的微觀敘述，但“小歷史”連接著大時代，并與大歷史形成了某種共構。《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中的張競生，他從昔日的“洋博士”“文妖”與“先知”，到后來成為時間的逐客、歷史的遺民、現實生活中的“失敗者”，其中固然有選錯了職業，以及個性的原因，但生錯了時代，而觀念又過于超前，過于理想化和浪漫主義，因而為時代和時人所不容，不能不說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從這一視角看，張競生的一生正是小歷史與大歷史的相融共構，是一出由個體性格與時代大勢演繹出來的活色生香的命運傳奇。《永遠在路上》不僅真實記錄了1950—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現狀，為研究中國問題，包括當下的振興鄉村提供某些參照，而且通過父親的一生和命運的改變，使得“小歷史”的敘述落到實處，使得由這些普通人所構筑的“小歷史”折射出時代變遷的“大歷史”，也使得作品在“我”的親歷式和見證式的敘述中凸顯出非虛構真實再現客觀現實的基本品質。由于作者沒有停留于瑣碎的生活表象，沒有局限于個人苦難歷史的敘述，而是以宏觀的意識和宏大的視野，從“小歷史”中見大社會，又從大社會出發理解“小歷史”。這樣，“小歷史”與“大歷史”就形成了一種共構；“小歷史”因為具備了大視野，從而蘊含了大意義。

其二，歷史敘述與學術思辨互補。以往的傳記文學由于受到非虛構、寫真人真事的限制，在敘述方面相對來說比較單調刻板，大部分傳記文學采用的是單一的敘述視角，按照時間的順序，單純地、平面地記錄下傳主的一生。這樣的敘述盡管在真實性方面絕對可靠，但在讀者熟知的題材領域里，這樣的敘述顯然無法打開讀者的閱讀空間。為了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同時基于不同傳主各自的人生經歷，以及作品主題表達的不同預設，張培忠著力設計與之相應的敘述模式。比如，《海權戰略》一方面遵循已有的“民族英雄”的歷史敘事；一方面采用真實敘述與學術思辨互融互補的敘事方法。它既是材料豐富扎實、有史觀和史識的學術著作，又有明顯的紀實性質。它的總體框架、內容布局、材料安排、觀點歸納提煉，以及論證的方式、理論的總結，等等，應該說有學術論文的因素。但與一般的理論著作不同，在闡釋命題、展示觀點、評判人物、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張培忠運用了傳記文學的表現手法，同時還融入了其他的文學基因。比如寫鄭氏海商集團的創始人鄭芝龍一意孤行，不聽勸告，決意降清；而其子鄭成功則堅守民族氣節，以泣相諫。這場發生在父子之間，關系到整個鄭氏海商集團前途命運的“隆中對”，既有紀實文學的情節沖突、人物形象塑造和氛圍渲染，又有哲學的升華，學術的思辨。與這種學術思辨相聯系的，還有“國家敘事”與問題意識相統一。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一方面體現出宏大的“國家敘事”指向；一方面又承續了1980年代報告文學那種既充滿思辨色彩，又有很強的問題意識的寫作傳統。他沒有一味唱贊歌，而是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理性看待歷史與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盲點和陣痛，這樣他的作品也就顯得真實可信。張培忠的其他非虛構寫作，也都帶著這種基于強烈的問題意識與多元思維的學術思辨性。這可視為他跨界寫作的一種有效嘗試。

其三，多維視角透視與合理想象。這是張培忠建構非虛構寫作敘事話語的另一個著力點。進入新世紀以來，人們已厭倦了大量胡編亂造、缺乏現實感的虛構作品，而渴望看到更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虛構更精采的現實”。而非虛構寫作的一個功能，就是以揭示秘密、尋找真相為旨歸，從而能更好地滿足讀者對“真實性”的期待。但在當下，由于互聯網的發達，加之現實生活的多元化和復雜化，只用單一的方式來記錄生活、揭示真相，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對此，張培忠有著足夠的認識。所以，在《永遠在路上》中，他不僅通過報告文學的手法來寫人敘事，還借助日記、書信、口述歷史、現場圖片、筆記圖表、實物展示，以及親友的評論等，力求多維度、全方位地介入現實生活，立體地展示一個中國農民的一生。這種多維視角的透視，復活了生活的原生狀態，使作品更具在場感和畫面感。此外，為使紀實文學的敘事搖曵多姿、更具藝術的魅力，在寫作時不能過于拘泥真人真事，而應適當進行一些“合理想象”。在談到《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這本書的寫作時，張培忠說他研究張競生數十年，從人物生平事跡林林總總的材料碎片，到傳記人物的完整呈現，需要經過一系列“再造”的過程。張培忠說這個“再造”，就是在“真實性的前提下，用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不過“在本質上仍是非虛構”8。在《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一書中，筆者提出“有限制虛構”的觀點：“所謂‘有限制虛構’，即允許作者在尊重‘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征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想象；同時，又要盡量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9現在看來，這個“有限制虛構”的觀點暗合了張培忠的“合理想象”觀點，既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亦有助于推進散文和非虛構寫作的敘事話語建構。

非虛構寫作的敘事問題是一個難點，也是時下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而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實踐，不僅推進了非虛構寫作的敘事話語建構，而且促使人們進一步去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比如，時下非虛構寫作的機遇和挑戰是什么？非虛構敘事與時代話語之間應保持怎樣的關系？非虛構如何既介入現實又超越現實？非虛構的小敘事如何進入大歷史敘事的語境？等等。筆者以為，上述的問題，我們或多或少可以從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實踐中找到答案，這是他對當前非虛構寫作的貢獻，也是他的作品價值之所在。

三、“深描”的力量與情感的灌注

非虛構寫作中的傳記文學要取得成功，關鍵是傳主能否避開概念化和雷同化的窠臼，能否“立”起來，能否站得住。如果一部傳記文學的人物形象血肉豐滿，富于立體感，那么這部作品一般情況下都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張培忠塑造人物形象，往往采用“深描”的敘述方法。所謂深描，原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術語，人類學者格爾茨在《“深描：文化解釋學的一個理論》一書中，根據吉爾伯特·賴爾關于人的眼皮抽動的描述，對“淺描”和“深描”作了新的闡釋。他指出，“眼皮抽動”這一表象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如果作為一個記錄者，僅僅把不同人的眼皮抽動這一動作記錄下來，沒有探尋引起眼皮抽動的內在原因，這就是淺描；而如果記錄者沒有停留于僅僅描述人的外在行為，而是進一步追問造成這一動作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以及一次性眼皮抽動和多次眼皮抽動在層次意義上的區別，這就是深描。所以，“深描”既指記錄者或寫作者的立場，觀察事物的角度，對客觀世界的評判，也指作者在寫人敘事時，更注重展示人性的復雜性、個體性格的獨特性，以及揭示人物的外在行為背后的意識、動機、心理活動和精神訴求。此外，深描還可分為情境式深描、微觀式深描與傳記式深描幾類。深描的作用，在于讓事件處于無弊狀態，并在這種狀態中呈現事件的本質。不過，對于傳記文學來說，不管是哪一種深描，要取得良好的預期，作者必須秉持“信史”的寫作原則，在充分地占有真實史料的基礎上，注重材料的“有來歷、有證據”和“新發現”。在這方面，張培忠是較為自覺敏感的，所以，他的非虛構作品便不僅僅是“信史”，而且大部分作品均有獨特的創意。而就“深描”這一獨特的敘述方法而言，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主要有如下的特色。

展示人性的復雜性。在這方面，《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中的張競生便是一個典型、一個矛盾的復合體。林崗曾指出：“張競生的性格也是多面的，他有真誠和勇氣，但也有濃厚的江湖氣和‘猴氣’。尤其缺乏學者的自我懷疑精神，自知一星半點就以為科學站在自己一邊，深信不疑。”10縱觀張競生的一生，他的性格的確是“多面的”：一方面，他既有書生本色，另一方面又有革命家的情懷；一方面他至情至性，真誠地歌頌情感的純美，甚至發誓要“以情感救中國”，另一方面他又露骨地宣揚性的歡樂；一方面他從骨子里到行動上都透出盧梭式的浪漫氣質，另一方面他又熱心于社會實踐，而且辦事極其執著認真。還有《鄭成功：英雄源起》鄭芝龍，同樣有著復雜的人性。作為大航海時代海商集團的首領，鄭芝龍憑借他的果敢、兇悍、謀略、敏銳和投機家的狡詐，縱橫于南中國海和遠東國際貿易的歷史舞臺上。躋身明朝官場后，他死死抓住隆武帝，不愿意讓隆武帝離閩出關。他巧舌如簧，狡黠多端，既私心自用，擁兵不前，又挾帝自重，甚至居心叵測，與清廷暗通款曲，并勸說兒子鄭成功一起降清。在《鄭成功：英雄源起》中，張培忠忠實于歷史，立足于“深描”，按生活的本來面目和人性的法則，全面寫出了鄭芝龍多側面的復雜人性。

緊扣傳主獨特的個性特征，既寫人物的優點，也不回避傳主性格上的缺憾，這是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深描”的另一個亮點。比如張競生，他“特立獨行，敢作敢為”。他有超前的思維，更有“極端”的情感、“極端”的智慧、“極端”的思想和行為。他愛沖動又不善于謀劃未來和料理自己，所以處處碰壁，命運多舛，許多事情半途而廢。在《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里，作者筆下的張競生是一個優點與缺點共存的“不完美”人物。 同樣，《海權戰略》中的鄭成功也是一個“不完美”的人物。作者一方面展示鄭成功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雄才大略，以及他的堅定的信念、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寫他性格的缺失，如剛愎自用、嚴刑峻法、豪邁果斷有而豁達恢弘不足。張培忠非虛構寫作這種“宜本其實”“不虛美，不隱惡”的寫作態度，秉承的是《史記》以來的非虛構寫作傳統。這種寫法的可貴處是既可以讓讀者走進特定的歷史場景，更真切地感受到特定歷史場景中的人和事，又使傳記人物更加親切可愛，更真實可信。

“深描”人物的內心世界，是張培忠非虛構寫作塑造人物形象時常用的表現手法。《永遠在路上》就有不少關于父親心理世界的描寫。比如描寫父親“走山內”時，由于看到同村伙伴穿著比他光鮮，原來不講究吃穿的父親“忽然有了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地啃噬著父親的自尊心”。這種由外在行為透露出來的心理動因，既十分真實地“深描”出人物此時此地微妙的內心世界，而且符合特定環境下人物性格的邏輯。在《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鄭成功：英雄源起》等作品中，張培忠也經常采用“深描”法來表現傳主的心理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深描”法并非始于今日，早在發表于1992年的《師魂——特級教師丁有寬的道路》里，在作品結尾的“翠享村之夜”這一部分，張培忠便從多個角度描寫丁有寬在榮譽面前的微妙心理活動。可見，“深描”是張培忠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常用方法和預設目標，它體現了張培忠非虛構寫作的獨特性和藝術上的自覺。而這，正是張培忠非虛構寫作中的人物形象具有較高“辨識度”和“豐滿度”的保證。

“深描”連接著深情，“深描”的力量離不開情感的灌注。對此，張培忠深有體會。他認為，非虛構寫作的成功要素有三個：首先是“信息的含量”，其次是“思想的容量”，第三是“情感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就是以情動人，能夠產生共鳴，產生共情。”11傳記文學作為一種非虛構寫作，它兼具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傳記要大量參考相關史料進行寫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史料的基礎上，展開適當的想象與虛構，尤其是需要寫作主體審美的觀照和感情的介入。美國學者米爾斯在其名著《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倡導學者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情感滲透，他認為生命體驗和情感滲透對于城市傳記即非虛構寫作極為重要。因為非虛構寫作的題材，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構成的，而真正有價值的非虛構寫作，不應該只是冷冰冰的史料羅列或學術表述，而應帶著作者個人情感的投射與生命的體溫。我們說張培忠非虛構寫作是個體與歷史的深情對話，這個“深情”正是基于他的非虛構寫作既是歷史的敘事，是想象與虛構的寫作，而且是文學的、審美的、有情的寫作，正所謂“文章不是無情物”。所以，寫文章要投入感情，需先感動自己，而后才能感動讀者。張培忠的所有非虛構作品都有一個共性，這就是寫作的真誠、真切與感情的深摯。張培忠曾說：“人之所以為人，必得心有所主，情有所歸，其至道即在于孝，孝為第一要義。”12因有孝，所以有忠，有義且有情。而這情，系于傳統的文化，系于潮汕這片土地，系于潮汕的先賢，當然也系于父輩的來路和對我點點滴滴的滋育。由于張培忠非虛構寫作深入到歷史的內在紋理，著力于發掘傳主的獨特性格與內心世界，并在“深描”中注重創作主體生命的投入和情感的灌注，于是，他筆下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每一個都是個性鮮明、獨一無二的“這一個”。

四、重鑄歷史與燭照現實

張培忠是一個有抱負、有情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一方面沉浸于歷史之中，對歷史題材寫作情有獨鐘；一方面他又心系民族復興偉業，熱切關注現實，堅守人民立場，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中的人與事，體現出“眼納千江水，筆下有乾坤”的大歷史觀與大時代觀。

《海權戰略》站在海權戰略的宏觀層面，以海商經濟為主線給我們的啟示，我以為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重鑄歷史，即通過挖掘、梳理史料，還原歷史真相，并有新的意義的發現；二是以史為鑒，燭照現實。當前，國際形勢變幻莫測，釣魚島問題、南海危機愈演愈烈。在這樣的情勢下，站在戰略和現實的角度來讀《海權戰略》，我們更能深切體味到“中國的衰落起因于海洋，中國的復興也應起步于海洋”這一真理。由此可見，張培忠的寫作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他的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寫作便不僅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且有不容忽視的現實意義。

張培忠非虛構寫作的獨到思考和不同凡響的見解，還體現在對“海權”概念的梳理，尤其是對“海盜”的重新定義上。在人們的認知中，海盜總是與掠奪、兇殘、殺戮畫上等號，海盜無疑是罪惡與恐怖的代名詞。但在《海權戰略》中，張培忠根據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真實，并考證了西方“海盜”這一概念的沿化流變，認為“海盜”其實是具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的“海洋型人物”，他們集海盜、海商、海軍三位于一體。張培忠還由此生發開去，歸納出一種“海盜精神”，即冒險的精神、主動進取和勇于開拓、舍身取義的精神，以及堅定的信念和鋼鐵般的意志。而這樣一種“海盜精神”，正是當下的許多中國人所稀缺的精神。張培忠這種不人云亦云、勇于探索、獨立思考、重鑄歷史的精神無疑是難能可貴的。而這正是張培忠非虛構寫作的靈魂和精髓。

《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同樣具有燭照現實的價值。今天重讀張競生的文字，可以明顯感覺到，這位“中國性學第一人”，其實是一位富有現代意識的思想家。他以驚世駭俗的大無畏勇氣，選擇了以“性”為切入點來剖析人的自然生命力，反映出他在中國現代啟蒙運動下思考社會人生的獨特思路與學術個性。即是說，這種 以“性”為視角的生命意識的追求，正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面對世界性現代思潮的一種獨特思考，其中即便有一些異端與偏激，在今天看來仍具有某種程度的先鋒性和現代性意義。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或者說弱點，就是熱衷于“坐而論道”，他們勤于“修”而絀于“行”，許多知識分子滿腹經綸、學富五車，但一碰到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便束手無策、左支右絀。而張競生不是這樣。他天生具有一種實踐品格，可以說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如在鄉村建設這方面，就體現出他的實踐品格和出色的行動力，他不僅具體介紹歐洲如何利用機器、如何實現電力化、如何去經營藝術的手工業，還身體力行，參加修筑公路，參與造林，興修水利，種植果樹，培育花圃。總之，一向被視為只有“種田牛”所作之事，這位留歐博士全都參與。張競生甘于當“種田牛”，固然有飽受創傷后的無奈和困厄中自救的因素，但敏于行動、樂于實踐、心系民間更屬張競生的內在本質和生命選擇。

張培忠非虛構寫作的價值，在于通過這一個案，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當前大熱的非虛構寫作潮流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提升的可能性和空間：其一，由于非虛構寫作是最貼近、最迅速反映現實生活的文體，也是最能與時代保持良性互動的文體。因此，面對當今這個多變的、復雜的時代，傾心于非虛構寫作的作家若想創作出不負時代的力作，重要的是不能與時代、與廣闊的現實脫節。此外，新時代的非虛構寫作要求作家必須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問題意識。他不僅要“介入”現場，進入現實生活和歷史的內部，而且要敢于觸碰重大的時代命題，思考和剖析現代社會各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和精神現象，深切體驗當代人感情和人性的創痛與沉重。同時，由于非虛構寫作是人類生存經驗的表達，無論穿越歷史還是呈現時代，最終都應以人類共同的經驗、情感、人性和向真向美向善的愿景為旨歸。因此，當下的非虛構寫作，既要俯貼大地，又要仰望星空；既要面對復雜的現實生活，又要表達這個偉大而壯闊的新時代，還要與人類共有的精神和普世價值觀相通。

其二，是關于真實性問題。當前的非虛構寫作，迫切需要提高“真實性”的純度。因有一些打著“非虛構寫作”旗號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此類寫作，明顯違背了“真實”的原則。比如有些非虛構文學作品，打著“真實故事”的旗號，生產了大量獵奇、毫無價值可言的所謂非虛構寫作，這類寫作主要見之于眾多的網絡新媒體平臺。還有一些作品采用第三者全知的敘述視角，天馬行空大膽想象和虛構，無視事件和人物是否真實。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真實”固然是非虛構寫作的生命和立身之本，但“真實”應有“高標”與“低標”兩重標準。“高標”是以真實為前提，在積極寫作、在“向上”的維度上創造非虛構寫作的新可能和新高度。“低標”則是胡編亂造、無邊無際的想象虛構；或只是記錄個人的生活瑣事，這無疑是一種無意義的消極寫作，當前的非虛構寫作，應堅決杜絕“低標”的寫作傾向。

其三，審美性問題。當下一些讀者和評論家之所以對“非虛構寫作”有抵觸，皆因不少“非虛構”作品審美性嚴重缺失。一些非虛構作品只是用新聞筆調羅列記錄生活現象和事件，既沒有精心結構作品，缺乏敘事上的自覺，也沒有“深描”人物的感情和內心世界，加之文字表達粗糙無文，缺乏散文（筆者認為非虛構寫作屬于散文范疇）語言應有的優雅、情調、意蘊和味道。這樣自然便不能給予讀者以美感。總之，非虛構寫作的審美性，應美在真實與想象的把握，美在形象的飽滿、敘事的變化、形式的和諧和語言質地，還應美在節制，美在自由自在，美在法在無法之中。強調非虛構寫作的審美性，既是對散文傳統的認同，也是時代對于這一新興寫作潮流的要求。因為非虛構寫作只有兼具紀實與審美兩個維度，才有可能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經典性作品。這是我在研讀了張培忠的非虛構寫作之后，延伸出來的對相關問題的思考。

注釋：

1 本文的非虛構寫作，包括傳記文學與報告文學。

2 丁曉原：《在史海探潛中建構敘事意義——張培忠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1期。

3 高小莉：《張培忠：賢者識其大》，《風起嶺南：廣東著名作家訪談筆記》，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頁。

4 12 張培忠：《后記》，《永遠在路上》，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

5 張培忠：《寫一本給父親的書》，《中華讀書報》2023年4月5日。

6 7 8 11 張培忠：《非虛構寫作成為時代一種寫作的“力量”》，《南方都市報》2023年3月14日。

9 陳劍暉：《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

10 林崗、曾道揚：《啟蒙的反噬——張競生提倡性學的悲劇》，《東吳學術》2022年第1期。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