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他為“當世第一流詩僧”；王闿運稱其“近代方外之工吟詠者”，當推他為巨擘；錢仲聯《近代詩鈔》著錄僧侶詩人僅兩家，他為其一；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論他的詩，具有“額外”“別派”之面目與成就。他就是清末民初同時在佛教界與詩壇享有盛名的“八指頭陀”釋敬安。詩僧敬安滿懷赤子之心，把“僧”與“詩”都做到了極致。

釋敬安

釋敬安致陳三立信札手跡

1919 年由楊度編印的《八指頭陀詩集》

洞庭波送一僧來

八指頭陀，法名釋敬安，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豐元年辛亥臘月初三（1852年1月23日），字寄禪，俗姓黃，名讀山。他自稱“為山谷老人（宋代文學家黃庭堅）遠孫”。在其《自述》中，亦云：“先世為山谷老人裔孫，宋時由江西遷茶陵，明末由茶陵遷湘潭之古潭。”二十七歲行腳，因于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禮拜，燃左手二指供佛，自此號為“八指頭陀”。

敬安之先世數代，皆為農戶。父母育有四女三男，讀山為次子。七歲喪母，諸姊已嫁，常寄食鄰家。十二歲喪父，輟學為人牧牛，任童仆，受盡折磨凌辱，竟至昏死數次。嗣后兄亡，唯與弟相依為命。“一日，見籬間白桃花忽為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于同治七年（1868）往湘陰法華寺出家，法名敬安。

同治八年（1869）春，敬安來到衡陽岐山仁瑞寺。正是在這里，他與詩歌結下了一生的因緣。寺中維那（注：佛寺中的一種僧職）名精一，參禪學佛之余，甚好作詩。敬安詫怪其“不究本分，而學世諦文字”，精一卻嘲笑他說：“汝灰頭土面，只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丈人別有懷抱也！”這讓他模糊感到，禪與詩之間大有關系在。同治十年（1871），敬安去巴陵探視舅父，登岳陽樓，眺望波濤浩淼，脫口而出“洞庭波送一僧來”。這是他平生的第一句詩，歸來后曾告訴郭嵩燾的從侄郭菊蓀，郭氏大為嘆賞，以為“于詩殆有夙根”，乃授以《唐詩三百首》。這便是敬安學詩的發端。

經過岐山五年的修習磨煉，1875年起，敬安開始了長達10年的漫游，足跡踏遍武漢、鎮江、蘇州、常州、杭州、寧波。他把這種游歷稱為“行吟”，每到一處，多與郡縣文人、寺庵僧流結社吟唱。短短數年內，敬安在詩壇初露頭角，聲名漸起。

光緒十年（1884）秋，33歲的敬安回到湖南。在長沙，他與陳三立等名士相識，常茶集、詩會于上林寺、麓山寺。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湖湘詩壇泰斗王闿運遍邀在湘耆舊名士，雅集于風景秀麗的碧浪湖，新開碧浪吟社。與會者數十人，推王闿運為社長，極一時人文之盛。以后十數年間，不定期有碧浪湖詩會。正是在這種雅集機緣中，敬安結識了一大批文苑名流、政界顯宦，并以其詩歌天賦與熱誠豪爽的個性得到他們的認可與接納。

以身殉教法源寺

1889年起，敬安先后主持衡陽大羅漢寺、南岳上封寺、衡山大善寺等六大叢林，逐漸建立起在佛教界的崇高聲望。湖南巡撫吳大澂十分禮重敬安，敬安也正是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努力收復寺產，整頓規制，修繕廟宇，又開堂說法，接引學人，遂使這些叢林香火接續，面貌次第一新。

光緒二十八年（1902），51歲的敬安應眾僧之請，主持浙江寧波名剎天童寺。自晚清以降，經太平天國打擊，佛教受禍甚劇，加之新舊之學交鋒，張之洞代表洋務派，在其著名的《勸學篇》中提出“廟產興學”，即沒收寺產興辦學堂，全國各地時有寺產爭奪的事件發生，對佛教生存造成嚴重威脅。光緒三十四年（1908），敬安在寧波創辦僧教育會，把寧波府各縣的僧教育會組織起來，敬安出任會長。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區域性佛教組織。同時辦起了僧眾小學、國民小學。一則改革佛門傳統授學方式，培養僧眾人才；一則調和矛盾，順應潮流，以資助國民教育。其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國之有僧學，實始此也。”

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南方諸省先后響應，江浙均告光復。敬安處此大變局中，認為“民主政治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精神，我佛弘旨，最為適宜，政教并進，斯其時矣。”于是來到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倡議籌建全國性佛教組織——中華佛教總會，并攜總會章程大綱赴南京，謁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翌年即民國元年，孫中山對佛教總會的大綱作了覆函，表示贊同，并交教育部備案。四月，各地佛教人士聚集于上海留云寺，召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中華佛教總會。本部設在上海靜安寺，機關設在北京法源寺，敬安被推舉為首任會長。

當時，湖南寶慶又起攘奪僧產、銷毀佛像的事件，洶洶難以平息，當地僧侶聯名上書內務部要求回復，并央請敬安出面調停。作為總會會長，責任與使命皆不容坐視，存亡攸關，迫在眉睫，決計親自北上請愿，據理抗爭。未料至京后，與官方交涉未果，郁憤填膺，身心交瘁，一代僧界領袖，圓寂于北京法源寺，以身殉教。

詩中彌漫赤子心

敬安一生愛詩如命，他的文學天賦，也鮮明而集中地表現于詩歌，吟詩四十年，存詩近二千首。敬安詩作貴在真情彌滿，全無世俗所謂出家人的超脫紅塵、絕滅情識。其法嗣太虛和尚贊譽他是“血性人”，老友俞明震肯定他“不因禪定便無情”，他也曾自白：“我學佛者非真無情人也”。一個“情”字，庶幾可概括敬安詩歌的精神內質。

敬安對祖國滿懷赤子之情。“逃空那得空王法，盡有哀時淚未收”（《殘臘登掃葉樓》）。這種“聲聲欲喚國魂醒”的強烈情感，是敬安詩作的突出特征。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國聯軍從天津進犯北京，城市鄉村變成一片廢墟，不啻曠劫，敬安痛憤不已：“強鄰何太酷，涂炭我生靈。北地嗟成赤，西山慘不青。陵園今牧馬，宮殿只飛螢。太息蘆溝水，惟余戰血腥。”（《贈吳漁川太守六首》之三）

翌年秋，李鴻章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消息傳開，舉國震驚。其時敬安在長沙，因為舊友謫宦，寄詩相慰，國事人情，兩相煎心，他在詩中嘆道：“天上玉樓傳詔夜，人間金幣議和年。哀時哭友無窮淚，夜雨江南應未眠。”在戊戌變法前后，“憂國”二字，頻頻入詩，“時事已如此，神州將陸沉。寧堪憂國淚，忽上道人襟。”（《感事呈葉吏部》）

面對飽受強鄰侵略，積弱積貧的局勢，他不僅憂愁悲痛，還有金剛怒目，振臂疾呼的時刻：“茫茫滄海正橫流，銜石難填精衛愁。誰謂孤云意無著，國仇未報老僧羞。”（《感事二十一截句》）并清醒認識到：“法運都隨國運轉，一般同受外魔欺。”要真正信教弘教，必須邦國富強，護教必先衛國。

他直斥當朝官僚，“煙塵方澒（hòng）洞，朝士半偷生。”（《贈吳漁川太守》）“傷心蒿目此何世，嘗膽臥薪寧有人？商女琵琶還度曲，王孫芳草尚迷春。”（《與友人游張園感而有作》）好善嫉惡的性格，鑄就他詩中怒目金剛的形象。

敬安對于百姓苦難有著深切的悲憫之情。將佛門廣大之慈悲度生之理念，與“窮年憂黎元”的憫世襟懷相融合，遂使其詩歌具有“詩史”之價值。“我不愿成佛，亦不樂生天”，但望“大眾盡溫飽，俱登仁壽筵”（《古詩八首》），對眾生疾苦，他感同身受。

光緒十三年（1887），黃河在鄭州附近決口，致使千百萬人受災，流離失所。敬安哀民生之多艱，怒朝政之腐敗，寫下了《鄭州河決歌》，“舍身愿入黃流中，抗濤速使河成功”。

1906年，江淮一帶洪水泛濫成災，饑荒接踵，死者無數，詩人聽徐州友人細說詳情，哀慟無已，作五古《江北水災》：“……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饑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餓死路隅，無人收其尸。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

甲午戰后，華夏兵連禍結，大地滿目瘡痍，敬安在詩中為百姓發出呻吟。“骷髏忽起作人語，為我附書與爺娘”，“兒今已與新鬼鄰，兒婦休為故夫哭”，“夢中不遇復何傷，念君新婚別故鄉。別時十四今四十，欲寄寒衣知短長？”

他因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卒待遇凄涼而感到憤怒與悲哀。他曾結識參加中日甲午之戰被俘而放歸的傷殘軍人胡志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軍侵占威海衛，胡氏為左宗棠舊部，在牛莊之役中，與日軍作殊死搏斗，背負營主尸體，力殺數賊，中炮折足，身殘被俘，三年后始還。敬安為之泣下，一則因其勇毅的英豪壯舉，“折足將軍勇且豪，牛莊一戰陣云高。前軍已報元戎死，猶自單刀越賊濠。”一則因其凄涼無助的晚境：“彈鋏歸來舊業空，只留茅屋惹秋風。凄涼莫問軍中事，身滿槍傷無戰功。”（《書胡志學守戍牛莊戰事后五絕句》）寫實紀事，有如杜甫之《無家別》，盧綸之《逢病軍人》。

敬安對自己的參學師岐山仁瑞寺恒志和尚終生都充滿了感激和敬慕的情懷。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他從吳越漫游歸來，得知恒志老和尚已經圓寂，遂專程前往衡陽禮塔，賦詩致哀：“秋風一蕭瑟，落葉滿秋林。碧蘚侵階長，青松覆塔蔭。空聞遺教偈，誰識不傳心？獨禮虛堂月，無言淚滿襟。”

出世為僧，云游四方，敬安也并沒有割絕親情友情以及對鄉土人情的眷戀。他以詩人的筆觸寫下幼年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人間火宅不可住，我生不辰淚如雨。母死我年方七歲，我弟當時猶哺乳。撫棺尋母哭失聲，我父以言相慰撫。道母已逝猶有父，有父自能為汝怙。那堪一旦父亦逝，惟弟與我共荒宇。悠悠悲恨久難伸，搔首問天天不語。……”十余年后他云游吳越，碰上清明節，他想起應該為父母上墳的事：“最苦清明三月天，懷鄉心事倍凄然。不知故里雙親墓，又是何人掛紙錢？”敬安出家時，胞弟黃子成尚幼，身在佛門，不可能攜弟同居，便屢番托請友人給予照拂。光緒丙午（1906），他住天童寺，弟在南京，“幼孤早廢讀，貧無薄田耕。饑驅走四方，久客困金陵。衣食恒不給，凍餓迫頹齡。其妻病已歿，暴骸于榛荊。遺下兩男女，嗷嗷猶待乳。”為此他以詩代簡，分別請求江寧鹽道朱鞠尊、江南陸師學堂監督俞明震二位老友惠以升斗，以療其饑。又附書李瑞清，托其恤孤。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的文學創作原則。千百年來，貼近民眾、貼近生活、傾注愛心、傳達真情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奏響了我國文學史的最強音。詩僧敬安作為這種文學創作原則的踐行者，必將在文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