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的日子

來信說極鄙視把寫作看做“謀生手藝”。這是對我的婉轉(zhuǎn)批評了，因為我不止一次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但我依然認為，別人怎樣是別人的事。我的寫作是為了我的人生，而不是相反。

早年在農(nóng)場，一塊從省城來的一個女孩對我頗有好感，坐在堤壩上指著天上的星星跟我暢想未來。那些暢想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純屬天方夜譚。我很快就疏遠了她，理由是如果真要好，我希望她跟一個不管未來有沒有出息的實實在在的傻小子好，而不是跟一個想象中可能的有為青年好，那會讓我活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中。讀唐詩，我同情那位“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夫人，為那個“辜負香衾事早朝”的“金龜婿”惋惜。

后來做文學社團工作，聽一位女作者在座談會上說：女人做了母親，就再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因為有了俗世的牽絆。她看了不少書，舉出英國的簡·奧斯汀、法國的尤瑟納爾、美國的卡森·麥卡勒斯，還有中國的張愛玲為例——她們的生活都很不順，甚至很不幸，但正因此，她們寫出了偉大的作品。

我保持沉默，心里頗不以為然。

除了在網(wǎng)上看過電影《傲慢與偏見》，幾位女作家的小說我都沒有看過，但從資料知道，她們的人生一律殘缺不全，在精神領域，每一步都是險境，走得分外孤絕，讓人心疼。果真如此，“偉大的作品”能補償她們作為女性的人生的不幸嗎？如果再給她們一次機會，以一生的平庸，換取一個常人的圓滿，她們會做怎樣的選擇呢？我看到的張愛玲自述是，她對俗世女人的幸福一樣有強烈的渴望，“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可能是證明。

作為一個俗人，我沒有資格替那幾位“寫出了偉大的作品”的女作家選擇，我只能說，如果我是她們中的任意一個，一定會選擇平庸。除了無法抗拒的客觀原因，一個人為了“寫出偉大的作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神思恍惚，多災多病，甚至讓家人不安，是值還是不值，大可討論。當然，這樣的人生觀很庸俗，但本就俗人一個，裝不了高雅。

四十多年前從小鎮(zhèn)調(diào)省寫作，省報朋友約我寫稿，讓我時有稿費收入。有人視為不務正業(yè)，詰問：你缺錢嗎？我無言以對。上有老下有小，兄弟姐妹大都下崗待業(yè)，我當時的月工資四十二塊，而一則千字文的稿費五十塊，豈是個小數(shù)目？像我這樣低水平又低效率的寫作，當然可以“精神貴族”自慰，無奈到底不是圣人弟子，達不到簞食瓢飲的境界。

人與人的境界是不同的，作家與作家的才華更是千差萬別。偉大是一種人生，渺小也是一種人生。追求偉大很可敬，承認自己偉大不了也未必可恥。要求作家目標遠大、創(chuàng)造輝煌完全應該，但似乎也應該寬容有的作家的平庸。只要他對文學還懷有起碼的真誠，不自以為是、自吹自擂、招搖過市，更不是趨炎附勢、獻媚取寵、說謊造假，我覺得他人就不妨給予適當?shù)膶捜荨．吘梗鹬貍€人選擇，是現(xiàn)代意識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一個群體中，杰出者總是少數(shù)，多數(shù)是凡夫俗子。高尚者立于道德高地，倡導和弘揚對崇高卓越的追求，很讓人敬仰，但置身于人間煙火，理解和體恤平凡世俗，也會予人一種溫暖。作家固然有社會責任，但也有家庭責任，而家庭責任也是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從今以后，我們要仔仔細細地過日子。”俞平伯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他夫人的這句話。俞平伯沒有給出解釋，后來季羨林先生作了這樣的理解：“言外之意就是嫌眼前的日子過得不夠仔細。所謂仔細應該是：多一些典雅，少一些粗暴；多一些溫柔，少一些莽撞；總之，多一些人性，少一些獸性。”

而我樂此不疲的“仔細的日子”，就是提布袋上菜場、系圍裙下廚房,一日三餐津津有味的日子；就是提水桶、握抹布、操拖把，把屋子弄得一塵不染的日子；就是聽藍牙、讀閑書、說笑話、爬格子，稿費多少只要有就高興的日子；就是心無雜念倒頭便睡、一睡就著總有好夢、早睡早起神清氣爽的日子。

就是平淡的、平和的、平常的日子。

人都難免缺憾

我覺得你大可不必因為這些沮喪。人都難免有這樣那樣、或大或小的缺憾。

齊白石當年自稱：詩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畫第四。他的同鄉(xiāng)、文學史家陳子展對此說卻頗不以為然，也不顧及白石老人的面子，直言相陳：齊先生的畫比他的詩、字、印的水平都要高，是占第一位的。他之所以把畫排在最后，是有意以畫來抬高其詩、其字、其印。

陳先生此言讓白石老人覺得是瞧不起他，大發(fā)脾氣。然而，過了些日子，白石老人精選上等田黃給陳子展刻了一方印章。一直到晚年，老人還夸陳子展誠實。

人都是有缺點的，齊白石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難免受虛榮心困擾。然而，白石老人又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一旦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毫不猶豫地改正，并能從內(nèi)心深處感激指出自己錯誤的人，純潔如孩子。

當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和清華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歷史系系主任蔣廷黻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淘書。其間，兩人都暗暗關注著對方。袁先生問蔣先生有何發(fā)現(xiàn)。蔣先生說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先生似乎不感興趣，蔣先生頗高興。出來后，袁先生要回圖書館，蔣先生要回學校，于是分手，各走各路。蔣先生看著袁先生離開視野，趕緊回頭去買那兩本書。到了地方，那位收藏家告訴他，袁先生剛剛把書買走了。

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兩個小心眼，也看到兩個書癡。

生活中太四平八穩(wěn)、端正得過分的人，往往并不可愛。

有缺憾的人真實，更值得信賴。

蘇東坡有則《別石塔》小文,大有意味：居士說石塔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石塔有縫，可容螻蟻；君子有縫，可容小人。反而世上有一等人，做人做得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確是要佩服他有本事，卻也讓人感到可怕。

古代有所謂“成事者八律”：

一，覺人之詐，不憤于言；二，受人之侮，不動于色；三，察人之過，不揚于他；四，施人之惠，不記于心；五，受人之恩，銘記于心；六，受人之魚，而學之漁；七，識人之才，授之于權(quán)；八，善于謀人，有容乃大。

一個人能做到這八條，即便不說“成事”，絕對是個完人。但這樣的完人，讓我畏懼。明末史家、文學家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癡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完人無疑了不起。但生活中我們常常遇到以為只有自己是完人別人都糟糕的完人。一個寓言勾畫了這樣的完人：

某人抱怨：“我在這個村子見到的是一群卑鄙的人，他們吝嗇、自私、貪得無厭，最糟糕的是，他們總是在相互毀謗。”

“真的是這樣嗎？”一位碰巧與他同行的天使問。

“那還有假！”某人說，“只要看看朝我們走過來的那個人就知道了。看他那殘忍的小眼睛鋒利地東張西望，他那下垂得很厲害的肩膀說明他陰險且諂媚，他那張合不攏的嘴顯得那么貪婪！還有，他看上去鬼鬼祟祟的。”

“你很了不起，可以看到這一切，”天使說，“但是，有一件東西你沒有察覺到。”

“什么東西？”某人問。

“我們正朝著一面鏡子走過去！”天使說。

幾個常識

來信提了許多常識問題。恕我見識有限，只能說些草草的看法：

長篇與短篇，各有審美特征。大部頭，多卷本，有的拿起就放不下；有的“名著”被專家激賞，事實上有多少人問津？知青題材的轟動之作數(shù)不勝數(shù)，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安憶的一個短篇《本次列車終點》，也是一場社會運動的終點，多少辛酸、欣慰在其中。

長篇需要魄力。鴻篇巨制，不容偷懶。陳忠實的《白鹿原》，關中平原上，兩大家族，祖孫三代，半個多世紀，愛恨情仇，生離死別，秦人大腔，高亢蒼涼，路途漫漫，浩浩蕩蕩。陳忠實寫完，形銷骨立。那是生命的燃燒。

短篇不宜鋪陳，螺螄殼里做道場，方寸之間讓人一窺三千大千。海明威的《殺人者》寫絕望，只寫了一張床上一個懶洋洋的人；魯迅的《孔乙己》里“茴字的四種寫法”，寫出一代沒落文人的魂靈。

模仿與借鑒。對經(jīng)典作品，最好的態(tài)度是仰望，不是模仿。模仿得再好，再惟妙惟肖，幾可亂真，也是東施，不是西施。巴爾扎克剛打主意寫小說也有模仿，但他若一直只有模仿，就不會有后來的巴爾扎克。沈從文、汪曾祺的小說，喜歡的讀者和模仿的作者都很多。我只是喜歡，但不敢模仿，稟賦、修養(yǎng)都不在那個高度，只能仰望。一九八〇年上中國作協(xié)文講所，同寢室的古華每個星期都去湘西老鄉(xiāng)沈從文家。他敬沈從文為師，但他后來寫出的《芙蓉鎮(zhèn)》，主題與表現(xiàn)卻跟沈從文的《邊城》滿不是一回事。

簡潔與豐富。語言是簡潔好還是豐富好，這樣提問有點讓我難回答。因為語言不是只能二選一的，各人有各人的喜好。我只能說我的喜好。

我記住的是四個人的四句話：一，孔子：辭達而已矣；二，魯迅：寫完至少看三遍，盡力將可有可無的字、詞、句刪去；三，契訶夫：寫作的才能不在于知道寫什么，而在于知道不寫什么；還有書法家啟功的對聯(lián)：行文簡淺顯，做事誠平恒。

某年在一座寺塔內(nèi)的墻壁上看到幾句話：“今天日頭好亮，風好大，早上好冷，中午好熱，上塔好難，下塔好累，游人好多，樓梯好窄，干脆拆了好了！”在公共場所亂涂亂畫不文明，但用如此樸素又極省儉的文字勾勒的情景倒是蠻傳神的。而且，其人的俏皮，也活靈活現(xiàn)，讓人心生歡喜。

一個年輕人開花店，寫了一句廣告語：“這里賣最美的鮮花”。

幾位好心的顧客先后建議，年輕人一一接受：陸續(xù)刪去了“這里”“賣”“最美的”“鮮”，最后干脆連“花”也刪了。

顧客已經(jīng)到了花店，不必說“這里”；花店就是賣花的，不必說“賣”；是不是“最美的”、是不是“鮮”，顧客自有判斷，不必聲明；“花”當然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這兩個例子都不是金科玉律。

寺塔墻壁上的涂鴉通俗有趣。當年提倡“白話文”，大師寫的“白話詩開山之作”也很通俗，但今天看，很難說多么有趣。

花店廣告語的不言自明，在小說里就不靈。花是可視的，本身就是語言；小說的語言則需要組織，結(jié)果有可能是“花”，也有可能是“草”。小說需要描繪，需要渲染，需要刻畫，如果都沒有，就一個梗概，不會動人。

詩也是這樣。有人認為唐杜牧的七絕《清明》可以改為五絕：將“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改為“清明雨紛紛，行人欲斷魂。酒家何處有，遙指杏花村。”

減少了八個字，的確是簡潔了，詩味也減沒了。減去“時節(jié)”和“路上”勉強可以，但減去了“借問”，就很唐突，沒禮貌；“牧童”是一個多么天真可愛的形象，整首詩就指著他活了！

文學當然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間，但也留下了不確定性：就這首詩而言，還是不留的好。想象中的“遙指”者如果是一位風姿綽約讓人怦然心動的女孩自然是好，倘若是一個“屠夫”，舉起一把殺豬刀“遙指”，那不叫指路，叫殺風景。

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或汪洋恣肆，滔滔不絕，只要有思想、有真情，都會是好文章。

上面都是老生常談，你聽聽也就罷了，不必當回事。

至于AI寫作，我完全不懂，只能說，如果哪天所有的文學平臺都說“我們有AI就夠了，不用來稿”，我也就不寫了。

粉    絲

我很晚才知道“粉絲”這個音譯的詞，是崇拜者的意思。崇拜誰，就是誰的粉絲，后來又精簡為“粉”，比如某大家的粉絲，就稱“某粉”。“粉”多了，就叫“粉圈”。演員、作家、運動員……凡夠得上明星的人都有數(shù)量多少的粉絲或大小不一的粉圈。在各種媒介看到的粉絲常常很瘋狂，為了追逐偶像，不惜奔波千山萬水，挨餓受凍露宿街頭，甚至不惜傾家蕩產(chǎn)，尋死覓活。粉圈則更是起哄架秧子，鬧出惡性事件和法律糾紛。給我這種局外人的感覺，粉絲多是些沒腦的人。

事實上這感覺太沒見識了。

看到一則名人軼事，后世有很多中國粉絲的徐志摩也是一個粉絲。他十分樂于拜見大師，有一年出國，特意擬了一份大師名單，準備逐個拜訪，沒想到名單上的人均不見他。在劍橋大學擔任教職、幫助他進入劍橋大學的狄更生給了他一個手札，讓他去拜見老哈代。

住在倫敦鄉(xiāng)下的哈代接待了他。他們在海邊一座帶花園的房子談詩、談韻、談中國文字。臨別時，徐志摩請求哈代：“我遠道而來，您可否送我一件小紀念品？”哈代順手在花園里采了兩朵花給他：“插在衣襟上吧。你現(xiàn)在趕六點鐘的車剛好，恕我不陪了，再會。”然后轉(zhuǎn)身遛狗去了。

這軼事讓我看到徐志摩的真誠，也看到那些大作家的倨傲，不過你還沒法對他們不滿——誰讓你上桿子去“粉”人家呢？

徐志摩自己的解釋是：“山，我們愛爬高的，人，我們?yōu)槭裁床辉敢饨咏蟮模俊?/p>

也對。崇敬大師，拜訪大師，接近大師，是一種正常的心理需求，無可厚非。只是多少有些理智更好。

不論哪個時代的大師，都可能因為性格的緣故，有愿意和不愿意接受拜訪的。歌德是個樂于接受人們的拜訪和敬意的人，他一生都處在榮譽和致敬人群的漩渦中，這些人物里有魏瑪?shù)拇蠊灿朽l(xiāng)下小人物。而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師席勒卻不太喜歡拋頭露面，特別痛恨那種空洞的尊敬和陳腐的崇拜，尤其討厭陌生人拜訪。有人要一早來訪，他會不知所措地推遲至午后，到了約定時間，他照樣怕自己會感到糟心甚至生病，在這種場合，他總是顯得很焦躁甚至粗魯。歌德說：“我親眼見過一位素昧平生的外科大夫沒有經(jīng)過傳達就闖進門來拜訪他，他那副暴躁的神色使那個可憐的家伙驚慌失措，抱頭鼠竄。”

成名后的畢加索熱衷于接待各種來訪，卻又討厭人們稱他為大師：“我討厭人們管我叫什么‘大師’，我一聽到這個稱呼，就恨不得要說：‘什么狗屁大師！’”

好多年前就看過的這一類故事，讓我牢牢記住：永遠不要去打攪任何大師。“粉”可以“粉”在心里，絕不要讓人覺得不自在，這是對所“粉”偶像的起碼尊重。

沾名人的光，并不能給自己帶來什么實質(zhì)性的改變。見過誰，認識誰，跟誰吃過飯、合過影、同過學，是誰的學生、朋友、親戚、長輩和后代，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品質(zhì)。相反，炫耀這些，固然有可能讓人覺得單純，也有可能讓人覺得虛榮，以至反感。一位在美術(shù)社團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里有位畫家老是以自己是某位大師的弟子而盛氣凌人，結(jié)果社團全體會員無記名投票推舉代表參加全國性大會，他只得了自己一票。

能證明自己價值的只有自己。大仲馬小說卷帙浩繁，小仲馬一出歌劇轟動巴黎。大仲馬祝賀小仲馬：你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張愛玲說得不錯：（下雨）沒傘的挨著有傘的人走，靠得再近也躲不過雨，反而淋得更濕。倒不如躲得遠遠的，就是沒有傘也有雨過天晴的時候。即使不靠近（有傘的人），也總會有屬于自己的陽光天地。

社會·人性·哲學

讀大作前半部分時，我完全被質(zhì)樸得像生活本身卻又充滿詩意的悲憫帶入一種深不見底的寂靜，不斷地為敘述的貼切、生動、深刻驚嘆不已。然而，小說下半部卻突然出現(xiàn)了表現(xiàn)“反腐”主題的幾個城市男女，把一個有哲學意味的主題一下子拉回到已經(jīng)濫俗的“反腐”。

我不由跌腳。

大作本是一首純凈的低沉的憂傷的暗黑的凝滯的時代挽歌。一切都應該是自然的、必然的發(fā)生，根本不需要作家強加的有明顯意圖的偶然事件。

記得前些時你把這小說的創(chuàng)作構(gòu)想（當時你沒有說明）發(fā)給我，我引了你文中的一句話回復你：“無邊無際的寂靜來了，他站著不動。”這句話當時那么強烈地震撼了我，現(xiàn)在卻從一個已經(jīng)觸及到的深度拉回到一個膚淺的主題。

許多社會題材的作品，很轟動，但文學價值有限，就因為描寫得表面化，和對同類題材和主題的有意無意的趨同，遠不能達到超于常人的思想深度。知道這一點，并不一定能成為大家（比如我這樣的），但具備了較高藝術(shù)素質(zhì)的人忽視了這一點，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遺憾。

大家提供范式，小家制作摹本。一種有開創(chuàng)性的內(nèi)容或形式獲得成功，跟風者云集，這是文壇曾經(jīng)的痼疾。你是可以走得很遠的，應該不受此羈絆。我胡說這些，不過是一個提醒。

我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文學理論訓練，只是寫作多年，有一些模糊的感覺——也不知道是不是對頭，反正你也不至于見笑：我覺得，小說寫作有三個維度：社會，人性，哲學。小說的深刻，取決于對這三個維度的深入。

文壇八卦

轉(zhuǎn)來的網(wǎng)文看到。你知道我一向不關心各類文壇八卦，依舊發(fā)來，顯然是因為有同感，想知道我對其中觀點的看法。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我很不認同，很不喜歡，因此很不舒服。

首先，網(wǎng)文作為靶子的幾位新時期出道的作家，都是我極仰慕的作家。我與他們沒有交往，仰慕他們的理由，也許不成為理由，但在我是絕對的理由：凡是我寫不出的作品，其作者就都是我仰慕的對象。讀者的標準可以隨意，同行的標準只有一個：寫得出或?qū)懖怀觥孜话ちR作家的代表作我絕對寫不出，所以我絕對仰慕他們。

其次，網(wǎng)文用中國讀者知道許多外國作家、外國讀者不知道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中國作家來判定中外文學的優(yōu)劣，我無可置喙。這種說法可能是事實，但各成體系的兩種文化的相互了解恐怕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同樣在網(wǎng)上看到一篇轉(zhuǎn)載的法國歐洲時報網(wǎng)上談中國人閱讀的文章，說是被稱為文學史上最著名“天書”的《芬尼根的守靈夜》中文版受到意外熱捧，有人認為這證明書籍對于中國中產(chǎn)階層來說已成為一種裝點知識身份的象征，其作用與LV無異。有點刻薄，但也反映了一種看法。

第三，網(wǎng)文通篇怒目金剛，很容易讓人覺得有莫名泄憤之火，無正當論理之意。一個心地寬厚善良的人是不會這樣咬牙切齒的。

第四，世上三百六十行，每一行的出類拔萃者都該受到珍惜。尤其在文學式微的時代，對于所有認真的、勤懇的、全憑才華在社會立身并獲得聲名的寫作者，如果不想仰視，至少不該蔑視。尊重人，其實也是尊重自己，貶低他人并不能提高自己，相反，只會讓人小看，且怒火最先灼傷的是自己。這一點，我有過深刻的教訓。

為此，建議老兄少看或根本不看這樣的文壇八卦，有時間多爬些格子。一時寫不出，就干點別的有趣的事——比如釣魚。老兄釣魚，也是我極仰慕的，一釣一個準。兒時家貧，老饞人家食有魚，悄悄借鄰里二叔的釣具去湖邊蹲了一下午，一片魚鱗也沒撈著，從此死了釣魚的心。

小說與圍棋的“見合”

發(fā)在《上海文學》的尊作拜讀。五體投地。中篇的長度，長篇的厚度，將人生、世俗、藝術(shù)、宗教、哲學，熔于一爐，卻如話家常，舉重若輕。尤讓我擊節(jié)的是尊作涉及儒、釋、道，進得去，出得來，全無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經(jīng)不化的毛病。是我注六經(jīng)，而不是六經(jīng)注我。

與兄異地遠隔，不常得見，但時在念中。媒介是作品。

數(shù)年前相見，知道你居然從來沒有拿過全國性的文學獎，大為驚訝。獲獎固然不是寫作的目標，評獎遺珠卻無論如何是一件憾事。

所幸這并沒有影響兄的寫作。獨有的思維基調(diào)，敘事風格一如既往，毫不動搖，長期保持著一種平穩(wěn)，不驚不乍。天生的純凈、淡泊、唯美，讓單純的風格化敘述有著詩的韻律。語言典雅純正，遣詞不逞機智，各個句子毫不出奇，通篇看來則和諧且富彈性。不滑不膩，似水浸過，晶瑩盈潤，透出一種幽深澄明，緩緩注入人心深處。

在兄的小說世界里，看不到英雄登高、豪強呼嘯，看不到劍拔弩張、殺機戾氣。筆下人物多是升斗小民，在生存的種種壓力和不幸中逆來順受，被動于命運的安排和捉弄，卻又有著承受痛苦與不幸的韌性。兄用不變的方式處理多變的對象：現(xiàn)實的人生復雜多變，故事的人生卻單純淡定，通過個性化處理，在紛繁復雜的浮躁的世界尋找心靈的凈土。文學表達幾十年堅持不懈，以至形成一個有些奇異的文學現(xiàn)象：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多少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會隨著現(xiàn)實觀念的變化而調(diào)整，并且是較大幅度的調(diào)整。但兄的小說的情節(jié)安排以及人物關系，很少直接觸及那些看起來深刻的社會矛盾現(xiàn)實沖突，似乎在有意繞開所有的重點、熱點、難點、痛點。即使是那些具有破壞性的沖突，也似乎沒有影響敘述的閑庭信步，沒有帶去任何刻意的風險與挑戰(zhàn)。文壇上眼花繚亂的領異標新二月花、城頭變幻大王旗、各領風騷三五年、隔三差五一窩蜂，絕對看不到兄的身影。兄在文壇似乎是一個特異的存在，讓我總是會莫名地想起戴望舒的《雨巷》，那個打著油紙傘在悠長、寂寥、寒漠、凄清的雨巷默默彳亍的獨行者。

兄的小說透過現(xiàn)實的表層，看到生活深層的動人之處，寫實功底極深，卻常常讓寫實帶有非寫實的韻味。對人生對藝術(shù)有超常的悟性，常常會更多地描寫神秘的個人情感，不想直面那樣慘痛的人生，而寧可多一點人生夢幻。在黑白再無彼此的那一刻，痛苦幾乎消失殆盡。諸般念頭，種種悲喜，最終化為一片慈善祥和的柔光。

這是兄的小說特征，也是兄的藝術(shù)氣質(zhì)。

這樣一種對現(xiàn)實的文學回應，獨特而深刻。認識這種獨特與深刻需要時間和耐心。事實上，兄的小說海內(nèi)一品其實早有定論。

或許這是一種愚蠢的揣測：兄寫小說與下圍棋頗有關聯(lián)。

作為一個有段位的棋手兼有聲望的作家，兄的文學經(jīng)歷及成就，始終不離圍棋。即便愛情小說，也常是因棋結(jié)緣。小說標題“棄子”“見合”直接就是圍棋術(shù)語。把顯而易見的寓意落到生活和棋枰的細微處，用真切扎實的細節(jié)和棋理，講述人生的棋局，卻不落編造痕跡，似幻似真，正是小說的高境。尤其在棋語小說中，由棋而道，由物及人，以自己同時作為圍棋高手與優(yōu)秀作家的難得機緣，通過借助棋枰的文學寫作，完成對于一個個理想世界、理想人格的想象與建構(gòu)：世相紛紜，得失利鈍原本無序，唯有潔凈身心才具有真實的參照性。兄的小說與圍棋，即是一種棋道所謂的“見合”。

圍棋無疑是一種智力運動，表面的簡單黑白因其規(guī)則而千變?nèi)f化。一黑一白，包羅萬象，大千世界，盡在其中，令我極感神秘又心向往之。偷偷地學了幾次，一再證明了自己的弱智，終于卻步。

然而，圍棋在傳承中早已超越智力競技、智力游戲的層面，而與主流哲學、文化緊密關聯(lián)。古人有大量作品把棋與琴、棋與酒、棋與山水園林等置于一處吟詠，借棋言理、借棋悟道，把圍棋與人格、胸襟聯(lián)系到了一起。廟堂上以棋喻政軍外交，戰(zhàn)爭中以棋喻將帥風度。《晉書》在刻畫東晉謝安的“雅量”時，主要借助了弈棋的細節(jié)：大敵當前，京師震恐，作為總指揮的謝安，若無其事與人對弈，身處危局而“矯情鎮(zhèn)物”，信手一枰間，血腥的廝殺就在咫尺之外；而文人們則以棋喻時局，“聞道長安似弈棋”（杜甫），“由來國手算全棋，數(shù)子拋殘未足悲”（錢謙益）等等。但我更喜歡圍棋的另一個向度，即作為一種純粹的精神生活，超然于功名利祿之外。宋人喻良能有一首《弈棋》詩：“睡余無俗役，信手一枰間。勝負何須較，神情正欲閑。”稱與朋友弈棋是與“俗役”相反的雅事，根本不在意勝負，追求的只是“神閑”“信手”的瀟灑人生。

弈棋固然需要強大技藝，但只有在其追尋棋道的過程中達到物我兩忘，方是至高境界。一如謝安，沉穩(wěn)、內(nèi)斂，胸有丘壑并不張揚，內(nèi)心溫潤如懷抱瓊瑤，白衣卿相，名滿天下，堂堂南渡第一流人物，一生只為瀟灑而來。這樣的人，可以在山中隱居，卻無法從世人眼中淡出。

蘇東坡“素不解棋”，但其名篇《觀棋》中的“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何等清幽脫俗。而“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更是道出了圍棋超越競技的文化屬性。因此緣故，我特別喜歡“坐隱”“手談”這類圍棋的別稱。也更加明白，人生的許多事，勝與負、成與敗、得與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夠始終保持一種安詳——尤其是在一個崇拜權(quán)、名、利，蔑視清、廉、恥的時態(tài)中。

時運莫測或如棋，心境淡定可似水。兄也許是在圍棋里消解了太多的心術(shù)、兇狠、險惡、猛烈，而徜徉于粉墻黛瓦、卷簾閑窗，于翠微回旋中，闡釋棋道與人生的盈沖消長。又或者陶醉于黃花翠竹、薄酒淡茶，于或婉轉(zhuǎn)或激越中，勾勒出一顆顆鮮活的棋魂、一幅幅令人過目不忘的人生圖景，漫過文本的思緒跨越時空，連最微小的細節(jié)也散發(fā)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