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桐廬建縣1800周年之際，以“山水為箋·文脈傳聲”為主題的《富春江地理志》首發儀式暨“桐廬四書”分享會在浙江省桐廬縣陸春祥書院舉行。

《富春江地理志》由魯迅文學獎得主陸春祥創作，是“新水經注”大型文學精品創作出版工程的首冊，該項目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徐劍策劃并主編，旨在邀請魯獎等全國文學大獎作家參與，書寫自己心中的母親河，鮮活闡釋“兩山”理論，為河流立傳，為故園和眾生立傳。——編者

今天是《富春江地理志》的首發式，這是“新水經注”叢書的第一本，可以說是這套叢書的開山之作，《富春江地理志》確實為我們這個“新水經注”叢書奠定了一個極高的起點。

有時候我們必須相信辦大事是有機緣的，這個機緣在于，“新水經注”從哪兒開始？從長江開始，從黃河開始，這都不算本事，誰不知道從長江開始，從黃河開始呀。但是從富春江開始，這既是本事，也是極大的難度。富春江固然不能和長江、黃河相比，但是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牢固確立“山水之美”的觀念，鍛造出對于“山水之美”的那種感受力，可以說一定程度上就是從這一條江開始的。

和《富春江地理志》的作者一樣，我也記得吳均的《與朱元思書》，那是封非常優美的信，“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我們老講“山水”，山水在漢語中發展為一種中心性的感受力，正是從魏晉開始，也正是從這片土地上開始的。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富春江，我來得晚，到現在才來。我想起吳均的那封信，最后他寫道，在富春江，“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我雖然不算“鳶飛戾天者”，但也算是一個營營役役的世務者，到了這兒，確實是有一種“息心”“忘歸”之感。

我們的“新水經注”從富春江開始，同時也從《地理志》開始，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地理志”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比“水經注”還要早的傳統，我們都知道班固《漢書》開始專設“地理志”。這個“地理”是個什么定義？不是我們現在的中學地理課的“地理”，而是“天文”相對的那個“地理”。它是山川大地，是大地上人們的生計和生息，是風俗，是人物，是人如何在山河間、山川里安居。我們可以想一想，班固發奮寫《漢書》，寫到最后要有一卷《地理志》，有了《地理志》，《漢書》偉大的歷史世界，才能夠獲得江山和山水的根基。所有的英雄人物和故事，都是在這樣的江河大地上，在這樣日復一日的生計和生息中才得以展開的。那是我們生活和歷史的基礎，是我們生活和歷史中恒長支持著我們的東西。

徐劍一開始慫恿我參與“新水經注”的寫作，我說不敢。真不是矯情，我是很認真地思考了以后才這么說的。幸虧我沒答應，幸虧我不敢了，我之所以說不敢，正是因為我怕碰到這種有寫“地理志”的抱負和寫“地理志”的能力、恒心的作者。我們在這個時代，寫大水也好，小水也好，終究是要寫出一個類似于《漢書·地理志》那樣胸懷之下的東西，我覺得我還沒有這個能力。但是陸春祥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抱負，他為我們寫出了《富春江地理志》。

這本書的架構是這樣的，山川、風物、風俗、物產、人物、空間……他不是寫一般意義上的介紹、一個地方的概況，他構建的是一個完整而豐沛的小世界。我覺得一個人生活在一條偉大的文脈上，這本身既是巨大的考驗和壓力，同時也是幸福的。關于富春江的山水，從南朝吳均開始一路下來，到了此時，又有一個文人，叫陸春祥，他寫的《富春江地理志》，就是在這種文脈中產生的。再過五百年，我們這些營營役役、忙于世務的人都被遺忘了，但是只要富春江還在，吳均會被記住，《富春江地理志》也會被記住。這就是書寫的意義。

所以說我是非常羨慕他的，我自己做不到，我覺得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或者說我是一個沒有地方認同感的人。偉大的傳統、深厚悠久的一個文人的自我身份的認同，到我這就算斷了。但是在陸春祥那里，他的寫作，深刻地植根于桐廬這片土地。當我說“植根于”什么的時候，這個詞可能大家都已經用得疲倦了，哪里都是“植根于”……不是的，植根是一個文人一個書寫者，深刻地把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才華，用于書寫屬于自己的這方水土這方人，并當成自己畢生的一個使命，一步一步地寫下去，持之以恒地寫下去，永遠能夠從中感覺到新的生機、新的趣味。

其實，我們想一想，古代文人，比如在浙江，就有很多人立志為這個地方寫一本乃至多本書，這其實就是他們的“植根”。一代一代人滿懷深情、反反復復的這種書寫，是把這個地方當成一個完整的世界，是相信這個世界在一千年前就已經那么美了，在一千年后必然還會這么美，這樣的一種信念，正是書寫樂此不疲的意義。

我做不了這樣的文人，但我對能夠成為這樣的一種文人充滿了羨慕。能把我們的寫作，把我們的文化生命寄托于我們的鄉邦、桑梓，記錄那個地方的生活、審美、價值，這樣的文人，這樣的書寫者是幸福的。所以陸春祥不光寫了《富春江地理志》，還寫了“桐廬四書”。從“桐廬四書”到《富春江地理志》，我們能看到，他在桐廬真正地建構起了他的自身、他豐滿的山河。靠著他的書寫，銘記著桑梓的一切，讓這一切在我們這個時代重新立起來，重新被記憶，重新被感受。

一個地方有這樣一個文人，是幸運的。這個地方也確實是美好、令人向往的地方，令人“息心”“忘歸”的地方。

早年間，我一向認為陸春祥應該是個雜文家，而不是散文家。我是在什么意義上說他是雜文家呢？是在魯迅的意義上，我的意思是說魯迅對于中國雜的和散的、邊緣的和零碎的，那個偉大的文學傳統的重新發現，陸春祥也是如此。猶記得二十幾年前，那時候我還不認識陸春祥，偶然翻到了他的一本書，他寫的內容，是從唐宋筆記生發而來的寫作。看得我怎么說呢，心里涼了一半，本來這個想法或者這樣的路子，我還覺得有興趣要走一走，結果發現前面有一個人叫陸春祥，他已經走得那么好了，我也就只能在后邊注視著他，看著他越走越遠，我就另找道路了。作為一個持續地充滿好奇心地探索中國文化、中國文脈和中國寫作世界里類似于《太平廣記》《太平御覽》那樣一個邊緣和相對世界的文人，他的這種性質和志向與他對他家鄉的愛，與他對他的鄉邦和桑梓的這份文化上的擔當和忠誠，其實是一體的，是一脈相承的。

這樣的寫作者是幸福的。這樣的寫作者也許他的東西不是最熱鬧的，他也并不期待著這樣的熱鬧，但是他的東西會和他的桑梓、他的山水和他的這條江，一起永遠存在。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