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當安福路還很沉靜的時候，唯一熱鬧的去處是安福路與武康路轉角，一家裝修冷峻得如同一件歐洲男裝風衣的咖啡館，名字叫“去年在馬里昂巴”。不用說，出入這家咖啡館的，都是上海乃至全國的文藝潮人，與安福路上近在咫尺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形成一種傾斜角度的并峙。剛工作時的我，與文藝毫不相關，曾陪朋友勇闖過一次，咖啡館里的陳設無甚稀奇，重要的是那因時髦而性感的氣氛。我和朋友很快就像沖洗地面的水一樣又順溜地被沖了出來，從此知道只配“路過”。現在，這個地方也有一家咖啡館也叫“馬里昂巴”，此去經年，沒有了“去年”。

想起這個畫面，是因為喜歡阿蘭·羅布-格里耶的上海小說家方塊出版了他的小說集《幽會的節日》，而格里耶正是《去年在馬里昂巴》的小說作者。小說后來又拍成電影，若干年后成為上海一家文藝咖啡館的名字，成為記憶里不那么可靠的一片淡藍色海灘。

照行文規范，此處應為“方塊兄囑我寫一篇序”——可是我不得不更為貼切地描述為“竟然讓我寫一篇序”這種震驚的心情，首先是來自于小孩誤上了大人桌的驚駭：我也到了給人寫序的年紀了？其次則源于一種更復雜的愧疚或者說心虛：集子里的小說，我確實大部分都有幸第一時間看過。當方塊以投稿的方式，非常誠敬地投給《收獲》雜志，而我讀后與他多輪討論，最終因小小缺憾沒有用成，期待著他的下一篇……這些感受經年累月地疊加在一起，使得我似乎確實對方塊的小說寫作負有某種程度的責任。

現在，方塊把這些我們以目光多次探視過的篇什集成一束投向我，就像向我投了一個照徹夜空的信號彈，它逼迫我不容他顧地回答一個問題：這些年里，究竟我們有沒有錯過一位優秀的小說家？

這個問題折磨著我，讓我在重溫這些小說的夜晚，循著新生長出來的路徑，去感受真實與虛構之間交錯而多重的邊境。拿到這本小說集的讀者自然會在閱讀中形成自己的判斷，我在這里盡量不劇透地提出幾個感受角度。

一則，是方塊的小說與上海文脈的關系。方塊的小說以略微有別于現實的折射角度，去繪制感覺層面的“心”的現實，這在上海的文學花園中并不孤獨也絕不違和——應該說，一直有專屬的位置。換句話說，方塊這樣的小說家出現在上海，是毫不令人意外的。

上海的屋檐披瀝了一百多年的中西之雨，其特有的歷史源流與都會屬性，注定了它廣闊的灰度。從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等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到新時期以來，余華、蘇童、馬原、格非、孫甘露等先鋒小說家以上海的文學期刊為主要發表陣地的崛起，上海始終寬容甚或是鼓勵著現實主義維度之外的文學嘗試。

還記得2016年春天，我因一場文學賽事而與方塊在網上相識時，便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出色的語言控制能力和造境的直覺。其后一直閱讀他發來的新作，雖取材不同、表現各異，但那午夜夢境般不安、不確定、非理性、非客觀的氣息始終彌漫，令人著迷也令人沉醉。他是一個出色的畫者。例如《旅客》：“整個旅館陰暗的格局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一株面目猙獰的老樹，二樓和三樓并不在同一個平面上，之間形成一個呈九十度的直角，就如同分向兩邊枯萎的樹杈，擁抱了來勢洶洶的風暴。”

那欲望交織中的沉默張力，想象與日常拼貼而來的荒誕斑駁，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記憶謎題，與城市肚腹中的物質景觀圖層一起，構成了方塊小說的底色與異趣。

二則，是方塊的小說與普通人物的關系。印象中，方塊從來沒有寫過特殊人物。他筆下的主人公一般都是被動進入一個未知迷局的普通人，他代表著大部分的我們，在被命運過篩時卡住了，不上不下，無可慰藉。那也是日常生活中偶爾發作的炸裂劇情，個體的情愛與偷安，被一只荒誕的手高高拎起，展示其無能、無趣與無為。在讀到方塊寫的這些哆哆嗦嗦而奮臂向前的過河卒子時，我們在觀看的同時也很難不感受到背后的冰涼，那無常的河水也在一波一波地推涌著所有人。

剛才說到，方塊繼承了上海文學源流中偏“意識流”的一支，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不關注現實、不介入現實。虛筆也好，曲徑也罷，最終都是對現實生活的映照和回思，這是文學的本心。例如取材于這些年普通人日常遭遇的《鄰人之春》，是這樣結尾的：“孟欣在我的肩頭哭泣，我們只能在黑暗中互相支撐。在眾多沉默無語的鄰居環繞中，那具逆流而上被放逐的人體模特大概正在沿著河水洄游到青藏高原的發源地，而春天的夜晚就像老姜挖開的泥土，顯得寂靜而又荒涼。”

三則，是方塊的小說與滬語生態之間的關系。方塊的小說并不遍用上海方言，但卻得上海方言中松弛、幽默、噱戲的真意。這是我尤其想要指出的一抹亮色。有多少次，我或被他小說中人物驢頭不對馬嘴的一句對白、或一個不經意的冷面滑稽，或一處絕妙天成的錯位互動——逗得哈哈大笑，也對他調度荒誕場面的能力嘆為觀止。記得他曾有一部小說叫《說謊者》，其中有發生在深夜醫院里的一幕，如嘉年華狂歡而又跳脫自如，充滿生機，充滿彈性。我當時就想，他的靈魂里不僅有格里耶，還有拉伯雷啊。所以，在這部小說集里，他既有這樣的詩意：“一些矮小的灌木和新生的枝條分散其中，在少見陽光的空地上緩緩發育。陰冷的光線通過樹木間的空隙以光柱的形式漏進地面，是深山空曠處的唯一安慰。”（《深谷空湖》）也有這樣的趣意：“馮子軒從桌案上成堆的書籍中抬起頭，透過厚厚的鏡片看著他，快了，我的作品離完成大約還有三公里的距離，我相信你一定能看見的。”（《旅客》）

和方塊僅見過一次面，但大概知道他從事著一份與文學相距甚遠的工作，喜歡足球，過著普通人的生活。方塊一直叫我“吳越兄”，有一次，我說，你最近這兩篇小說里怎么老寫吃面？他略顯無辜地回答：吳越兄，那家面館么，我常去吃的，味道不錯。還非常誠懇地告訴我那家面館的地理方位。這些年來，看完了他的作品，討論；通過或沒通過，方塊也不糾結，只說：下次再爭取，下次再努力。只有過一次，他說，以后不一定寫了，于是我當真了，待要思考如何回復，沒多久，又一篇新的發給我了，鮮亮，聚集著他從普通生活中抓取而來的奇思，充滿顫動地等著躍變的那一霎。

方塊的寫作應該被看見，這本小說集自此將開始屬于它的命運。

（作者系《收獲》雜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