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爾康為讀者簽名。 孫寧伯攝

《清代生活與政治文化》

《雍正傳》

2025年，恰逢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馮爾康的經典著作《雍正傳》出版40周年，6月20日，馮爾康先生的最新著作《清代生活與政治文化》也與讀者見面。91歲的馮爾康先生日前在南開大學家中接受北京日報記者獨家專訪，他關心天下，關切周遭，關懷他人，展現出一位大學者的睿智和純粹。

精讀一本書

馮爾康治史專精于清史、社會史、宗族史和史料學等領域，其書房名“顧真齋”，他說，“顧真”體現了治史的“求真”態度，于史料中覓求歷史的真相，也體現他對故鄉江蘇儀征（古代名為真州）的熱愛。

“顧真齋”藏書至少有幾千冊，書房、客廳以及兩個臥室都有書柜。每個書柜里的書排列整齊，新書和舊書仿佛在對話，將過去與現在緊緊相連。

在大量藏書中，馮爾康收藏的家譜無疑是很特別的存在，來自江西的《劉氏家譜》以及湖南、山東、河南、四川、江蘇等地的家譜都被馮爾康用心珍藏，他說：“20世紀80年代，大家都找我為家譜寫序，為村史寫序，因為報紙報道我是中國譜牒會副會長，又發表過相關文章。”

采訪過程中，記者在出版于2019年的《馮爾康文集》中發現了一張寫于2014年的便條，這張鉛筆寫的便條寫在提貨單背面。馮爾康搜索著記憶，原來這是他在安徽大學任客座教授時，為了準備一次講座，隨手將要講的觀點、提綱記了下來。而這也是他遵循了一生的治學追求，“要講真實的歷史，同時講歷史還要求新，不能老化，要有新的觀點、新的見解和新的資料。”馮爾康說。

在馮爾康的書房里，像這樣浸透歲月印記的“便條”還有不少。寫字臺玻璃板下就壓著一張25年前的講座通知：“中國古代史研究法（2000年度）——鄭天挺講座”，這是當年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專門史專業教師為紀念鄭天挺教授開設的系列講座。馮爾康說，他于1955年到南開大學歷史系讀本科，畢業后留系任助教，又師從鄭天挺先生讀研究生課程。對于恩師鄭天挺，馮爾康永遠心懷感激。鄭天挺先生講授《明史的古典著作與讀法》，要求學生精讀一本書，即張廷玉主修的《明史》。從此，“精讀一本書”給馮爾康帶來重要影響。“我做研究，不論是哪一朝一代、哪一個專題的歷史，都精讀一部史書，如我寫東漢史、三國史，就主要精讀《后漢書》《三國志》。”

多年志向是寫大眾讀物

在馮爾康的藏書中，《清代生活與政治文化》是這兩天剛加入的新成員。從1974年開始出第一部書算起，馮爾康迄今已出版60余部圖書，如果各種版本都算上，也有90部了。但面對這位“新成員”，他依舊滿心歡喜。這本新書是馮爾康一生學術追求的生動呈現，書中內容關乎清代人物、事件，關乎帝王將相，更關乎販夫走卒、蕓蕓眾生。他以學者的嚴謹與史家的筆法，帶領讀者穿越清代的宮廷和社會，揭秘清代的生活百態，于政治文化深層脈動中洞察歷史的興衰沉浮與人間的煙火景象。

“我樂于從事大眾讀物的寫作，因為這是我多年的志向。”在馮爾康看來，他寫東西不是為了板著面孔，不是為了教育別人，“作者和讀者完全是平等的，應該說我寫書也是為了向讀者致敬。”

關于這部向讀者致敬的新書，馮爾康特別談到，書里的內容都不是泛泛而談，有很多生動的故事，比如書中選取了乾隆皇帝和傳教士王致誠“合作”畫肖像的故事，“乾隆皇帝要高大形象，但他個子不高，所以就暗示要畫大腦袋，畫出超出常人的身材。”再比如書中寫到夏天的北京，巡邏士兵要檢查臨街的窗戶是否關閉，因為怕小偷乘虛而入，從窗戶爬進屋。

從皇史宬玉牒里找答案

1999年，電視劇《雍正王朝》紅遍大江南北，導演胡玫曾說《雍正傳》是電視劇編、導、演的重要佐證，“看了《雍正傳》，我心里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而如今，馮爾康著作《雍正傳》仍舊在社交平臺被網友熱議，其不同版本獲得的豆瓣評分最高達9.4分。

在馮爾康的書房里，《雍正傳》并沒有得到特殊優待，不同版本的《雍正傳》分散在不同的書柜里，如果不留意，甚至很難發現它們的蹤影。不過，馮爾康細數版本卻絲毫不含糊：人民出版社出過3個版本，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等出版社出過另外幾個版本。

馮爾康不知曉《雍正傳》在讀者中擁有的高評分，事實上，他更愿意回到記憶深處，回到收集史料的一個個難忘現場。在他的一生中，正是這些無數個看起來稀松平常的瞬間，鑄就了他的學術輝煌。

馮爾康回憶，《雍正傳》完成于1982年底，他于1983年初交給出版社，但是首位編輯拿到書稿一年都沒有處理，轉到第二位編輯那里已經是1984年了。

“無一字無來處”“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雍正傳》大量運用檔案、朱批諭旨等第一手史料，讓這部人物傳記寫得扎實又生動。而讀者不知道，為了獲取諸多史料，馮爾康曾付出艱苦代價，他曾到南開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搜尋出所有與雍正有關的塵封已久的圖書、史料，這還不夠，他曾在北京常住三個月，扎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里，廢寢忘食。

第一歷史檔案館舊館當年位于故宮博物院內，為節省時間，馮爾康就在故宮食堂買飯票吃飯，將其他時間都用在查資料、抄寫卡片上。雍正如何繼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懸案，對此，馮爾康回憶：“清史界有位老先生曾提出，雍正的繼位之謎可能在玉牒里，這對我有啟發。”玉牒存放在北京皇史宬，它們按朝代一摞一摞地擺放在高大的書架上，馮爾康感恩當年工作人員幫著把布滿灰塵的檔案從架子上搬下來，“我帶著紙筆，就在庫房里邊看邊抄。”

學術研究步履不停

去年，馮爾康迎來90周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原本計劃給他辦一個活動，但馮爾康謝絕了。他說，死后不留骨灰，不想有墓地，也不想單位發訃告，更不想開追思會。

馮爾康對身后事看得越清晰，對自己生命的品質就越看重。去年他還主編“中國歷史文化小叢書”，希望讀者通過這套叢書獲知先人所思所想、歡樂懊惱，得知先人的成功和缺憾，汲取生活經驗，變成智慧，有益于今日生活。針對信息時代的史學研究，他告誡同行，“搜集史料方便了，以為可以輕易寫出論文、專著，這是誤解。‘玩’史學，不是嚴肅的治史態度，值得儆戒。”

91歲的馮爾康玩轉微信，對各種社會熱點保持熱切關注。他呼吁：“處于人工智能時代，應該用前瞻性、前沿性的意識，獨立思考的精神培育我們可愛的學生，希望他們成為時代的先驅者和富有仁愛精神的楷模。”

步入鮐背之年，馮爾康學術研究的步履從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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